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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河边的色拉嵌面包

苏州河边的色拉嵌面包

马尚龙

没几个人想得起来苏州河曾经很臭很臭,完全不是现在还可以乐于去亲水的。也恰恰是在苏州河很臭很臭的时候,它的上空弥散不去的是奶香——上海人极其憧憬奶油以及一切和奶油关联的食和物。“无奶油不上海”,这句话有歧义,且不像是褒奖,却也有点贴合。

我说的苏州河是一个比喻,比之于苏州河很臭年代的上海。那时候的上海市容,还很完整地保留着旧日的体面,市民也多有习惯成自然的遗风,不过每天过的日子之清苦之不堪,和贫瘠地区也相差不多。他们肠胃的渴望是同样的粗放型, 有吃就好,但是其间也夹杂了一丝丝“十里洋场” 的况味,又和其他地方不一样了。

比如这么一句俗语:“色拉嵌面包,奶油鸡蛋糕。”

市井俗语总是非常的音韵有致、朗朗上口, 尤其是用上海话来读,“嵌”读作“开”,是吴地

方言的专属发音,真好像有了奶香了。

或许会有人奇怪,色拉和奶油蛋糕是上海人的“可求而不可遇”,面包却是食品店都有的普通之物,两者何以平起平坐?

面包作为食品是平常,但是它在中国的历史地位很不平常,而且还体现了“上海制造”的悠久和风气之先。若没有面包,色拉无处可嵌,奶油蛋糕少了底胚。對于中国人来说,面包还有一个隐形的意义,加一个“洋”字变成了“洋面包”, 这可不仅是说面包是西方舶来品,也是比之于早年的西方留学生,“到底是吃过洋面包的”,这么一说,人家也就无话可说了。“洋面包”包括了某个人的学识、眼界、格局、修养、风度……这种历史地位,决定了只有面包领衔,色拉和奶油蛋糕才有价值。

所以要从面包说起。不,是要从上海的面包说起。

面包是洋的,这是常识,但是从何时洋起? 有何依据?以前我也不怎么关心,只关心什么面包好,什么面包贵。

某天,朋友在微信里发照片给我,请我解答。乍一看,是几枚铜板,细看,竟然是买面包的代用币。有两款,一款是一个面包的,另一款是半个面包的。两款代用币皆有正反两面,一面英文, 一面中文。英文一面,有“SHANGHAI”,中文一面,则有“福利”两字。

面包代用币需要铜板来等值,足见面包的价值。面包可以半个起售,也说明其价格不菲。

这两枚铜板,远在于我的视线之外。

我去查了资料,查到了,很可惜,仅仅是《上海地方志》中有寥寥一句:“清咸丰五年(1855 年), 英人爱德华·霍尔与安德烈·霍尔茨合伙开设第一家面包工场。”

我还看到了一个不知名网友的有关记录:这家面包房开在了现在的南京路,店名也就是代用币上的“福利”。福利不是社会福利或者慈善, 大约是爱德华·霍尔或安德烈·霍尔茨两个合伙人的中文译名,当然也是取了一个吉祥的名字。

上海开埠后有了租界,便有了洋人,也有了洋人的早餐方式。面包、黄油,在上海已经有了强烈的需要。面包用代用币来“过桥”,可能是西方人买面包的习惯方式。因为面包每天早上都要吃的,买一大叠代用币就很方便,可能还会有优惠。

不过,按理说这家面包房是专为西方人服务的,代用币仅用英文即可,何必要中英文双语? 想来那时候上海人已经很洋派,虽然泡饭还是雷打不动,但是送上门来的“洋荤”还是要开的。

有一个问题我无法解答,也无从猜测:“福利面包房”的面包代用币铜板,和中国人彼时还在用的铜钿,是什么比价?我只是想象,如果有人收藏着面包代用币,不必去兑一个半个面包, 而是去买下一个面包房了。

在“福利面包房”开业130 年后,也就是1985 年,中国第一家中法合资的面包房开出来了,它是“静安面包房”。又一年以后的1986 年,为迎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访问上海, 中英合资的“红宝石”也开张了。

就是这么几个来回,上海人对面包自然最有话语权了。什么地方可以“色拉嵌面包,奶油鸡蛋糕”?数遍全中国的大城市,也唯有上海,像是嵌榫头一样, 正正好好。

不过,上海人自己明白,“色拉嵌面包,奶油鸡蛋糕”可以很顺口地说出来,却绝非可以很顺口地吃得到,更多的只是停留在嘴巴上的憧憬, 用不太容易被自己承认的心理学术语来说,是意淫。

那时候许多人知道的色拉,是听人家说的西餐馆里的色拉,而不是自己吃到过的色拉。上海西餐馆不少,淮海路就有六七家之多,那是有钱人吃大餐的地方,和普通人家没什么关系。只是在寻常日子便会走过路过的西餐馆里,在吃过西餐的人绘声绘色的描述之中,色拉便美好起来, 它是奶白酱状的,有土豆,有红肠,有肉丁,有豌豆,更高级的还有鸡丝。想一想“奶白”,已经满是诱惑了,因为它和牛奶或者奶油有直接关系。

在没有怎么见识过奶油的年代里,白色酱状的食品很容易被当作奶油,色拉被理解为有奶油的成分也合情合理。连城隍庙的五香豆都是被冠以“奶油五香豆”, 何况它还只是表面有一点点白色的粉状。还有奶油瓜子、奶油话梅,其实只不过是加了些许食用香精而已。

奶油是西方文化的元素。上海开埠以后,随着西风东渐,它也就代表了洋气。有没有奶油,是一个格局。

色拉嵌面包,不就是三明治的做法吗?对不起,那个年代只有三夹板,而且三夹板含有“被夹在当中左右为难”的贬义,完全不具有三明治的美好。然而,三明治的做法不经意地从西式便餐,幻化为上海人的向往。

食品店里的面包是有点品种的,比如枕头面包、罗松面包、甜面包、酥蛋面包。对了,咸的枕头面包包装纸上有“白脱面包”字样,考究点的还会标注英语“butter”。不管是什么面包, 都不会嵌色拉的。色拉嵌面包,仅仅是贫困年代上海人的“上海梦”。凡是梦,都是与生活有距离的。就像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里,瓦西里相信“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其实是无望中的期望。幸好,上海的孩子,虽然每个月十几斤的粮食定量是不够吃的,但是春游、秋游的中餐,枕头面包还是有的。

中午在草坪上席地围坐,学生纷纷从书包里拿出枕头面包时,一定会有“色拉嵌面包,奶油鸡蛋糕”的笑声,那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与“土豆烧牛肉”相比,“色拉嵌面包”这个“英特纳雄耐尔”,更直接地在学生的书包里实现了。几十年后,汉堡包风靡全世界,谁能想到,这就是名副其实的色拉嵌面包。当年的梦想又远又近, 一旦实现了,都无法想象,曾经的梦想是这么幼稚却有趣。

倒是有一种面包,有咸鱼翻身的礼待。也是一次春游还是秋游,同学们都拿出了枕头面包, 有一个同学,满脸不自在。他带来的不是枕头面包,而是麸皮面包,装在一个纸袋里。麸皮面包也叫粗面包,比枕头面包便宜,但是不好吃。这个同学家里经济条件不好,他的母亲就给他买了麸皮面包。任何年代体面之心都是一样的,同学们是围坐的,这个同学拿出来的麸皮面包,很突兀地直接暴露在同学眼前。偏偏这个同学长得有点粗黑,有同学当场就给他起了一个充满侮辱的绰号——粗面包。一下子,同学都笑得在草坪上翻倒,不自在的“粗面包”立起身,跑过去,对着起绰号的同学就是一脚。几十年后的同学会, “粗面包”同学自我解嘲:你们看看,50 多年前, 我就知道“粗面包”是健康食品啦!

我们更多的还是满足于精白粉面包的。

如果要在面包上再翻出花样,那就是奶油蛋糕了。现在时不时有人在说“奶油小方”,好像很老克勒的样子,其实远在20 世纪60 年代就已经有了。不需要去“哈尔滨”“老大昌”,那时候也没有“红宝石”,大一点的食品店就有。长方形的一块一块,白色拉花的奶油上还有红色的麦芽糖,应该是8 分钱一块吧!食品店里,奶油蛋糕的柜台紧靠面包柜台,去买面包时看到了它, 付钱时乘机食指在奶油蛋糕正上方的玻璃板上划了一记,像是刮到了奶油。

大概是某一个生日吧,母亲给了我1 角钱, 让我自己去“长春”食品店买一块奶油蛋糕。这是有点激动的事情。营业员从玻璃柜里钳出一块蛋糕,奶油蛋糕没有办法装入纸袋, 也就只能垫张纸, 我的手掌托了蛋糕穿马路,像是走钢丝一样控制着自己的平衡。

一定有人看不懂,奶油小方每一块都是盒裝的。那是如今的奶油小方,50 多年前的蛋糕是散装的。有时候会有人去买四块五块蛋糕的,买一个盒子不合算,就自己带一个锅子去,蛋糕铺在锅底,不失为中西结合之妙招。

那个年代的奶油蛋糕基本上都是由小方组合而成的大方,也就是整整齐齐一盒奶油蛋糕了。有外地人回家乡时,买一盒上海奶油蛋糕,乘火车带回去,小心翼翼,生怕奶油蛋糕上的奶油会碰坏,到后来免不了碰坏。不过,再碰坏也是上海的奶油蛋糕。

很多年之后,很多人才知道,这一块让人铭记在心的奶油蛋糕并不是奶油蛋糕,而是蛋白蛋糕, 主要原材料是蛋清。真是洋盘( 意为 “出洋相” ) 啊! 不过,那年代你当它是奶油蛋糕,它就是奶油蛋糕。凡是白色酱状的食物,大体可以归类于奶油。

奶油情结好像是上海人的专利,不仅有奶香的食品可以奶油冠名,甚至还诞生了奶油的衍生物——它们既没有奶油,且还不是食物。比如有人头上发蜡用得多,就叫做“奶油包头”,演员唐国强长得比较漂亮,被戏称是“奶油小生”。这些奶油衍生者,不管他们是不是上海人,也都归属于“上海制造”。无奶油不上海,似乎不无褒义了;甚或可以倒过来说,无上海不奶油。

就如同现在的苏州河边,面包房是必不可少的。面包房里自然有色拉嵌面包,奶油鸡蛋糕。当然,这种几乎是“白垩纪”年代的表述没有人听得懂了,也没有人来理会了。除非你掏出一枚“福利”面包房的代用币,佯装很不经意地摆在咖啡桌上,叫来服务生,食指、中指按着代用币, 向前轻轻一推,对服务生说一句:“给我来‘ 半个面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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