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旭东
《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在关于杜甫评价的相关问题上,有着独到理解,推进了杜诗经典化的进程,影响深远。
一般文学史都认为诗歌产生于劳动人民的生产劳动。元稹却认为最早的诗歌产生于尧舜时代的君臣唱和。元稹主张诗歌要有干预教化的讽谏功能。沿着“干预教化”这条主线,元稹展开了对历代诗歌的评价。他认为《诗经》中的三百首诗歌,是经过孔子整理后剩下的最好的政治教化作品。
元稹接着评论屈原等骚体诗人的作品。他说:“骚人作而怨愤之态繁,然犹去风雅日近,尚相比拟。”元稹一方面用“态繁”表达些许不满;另一方面,又说与《诗经》很接近,差强人意。那么,秦汉诗歌又怎样呢?元稹看重的是“采诗”讽谏之类的民歌和刺诗,对秦汉以来采诗制度的破坏表示遗憾。接着论述汉代文人创作。从体裁來看,元稹认为文人创作有七言、五言的区别。元稹强调五言诗虽然文字、音韵、格律不同,内容方面也存在“雅郑”间杂的情况,但是在总体上还是有“词意简远”的“指事言情”特点,是“有为”之作。
建安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为辉煌的一页。元稹肯定“建安风骨”的诗歌艺术风貌及诗学传统,但也有自己的看法:首先,元稹关注曹氏父子“鞍马间为文”的创作背景,标举的是“横槊赋诗”的气概和刀光剑影的社会动荡中所表现的怨愤、悲伤、离别之情;其次,元稹欣赏的是三曹诗歌遒劲健举、抑扬顿挫的风格特征;第三,元稹认为曹氏父子的作品达到了“极于古”的艺术成就。对晋朝诗歌的看法,元稹认为晋代的诗歌还能够稍稍保存着建安诗歌的风格和气概。
元稹最有特色的观点表现在对南朝诗歌的评论上。与陈子昂、李白、韩愈等人全盘否定南朝诗歌不同,元稹是有条件的否定。他说:“宋、齐之间,教失根本,士以简慢、歙习、舒徐相尚,文章以风容、色泽、放旷、精清为高,盖吟写性灵、流连光景之文也,意气格力无取焉。”这里的“教”是指儒家思想、政治教化。宋齐梁陈时代,儒家思想衰微,玄风和佛教盛行,所以元稹说“教失根本”。而此时的士人状态是“简慢”(惰废轻忽,不遵礼度)“歙习”(近习,狎邪放荡)“舒徐”(缓慢,散漫拖沓),追求“风容”(形式优美)“色泽”(辞藻华丽),崇尚“放旷”(放浪旷达)“精清”(精致清新);要求抒写“性灵”(个人性情)。因此出现大量描写景物、美女的“流连光景”的文章,骈文流行,宫体泛滥,作品自然缺乏“意气格力”,没有健康积极的内容,风格柔靡婉媚,缺少劲健的骨力。
诗歌发展进入了唐朝。元稹认为“唐兴,官学大振,历世之文,能者互出”。首先是律诗方面:“沈(佺期)、宋(之问)之流,研练精切,稳顺声势,谓之为律诗。”稳顺,妥帖和顺。声势,即声律,指诗歌语言声调的高低长短变化配合。沈、宋是高宗、武则天时期的宫廷诗人,才华出众,大量写作宫廷应制诗,钻研诗歌格律,追求对仗工整,用语妥帖得体,声调宛转悠扬,风格平稳雅正,但泯灭个性色彩,显得空洞单一,缺少变化。但他们对律诗的定型做出了贡献。“由是而后,文变之体极焉。然而莫不好古者遗近,务华者去实,效齐梁则不逮于魏晋,工乐府则力屈于五言,律切则骨骼不存,闲暇则纤秾莫备。”这几句是批评当时学习以往诗歌传统方面表现的片面性。“文变之体”:元稹时文体有散文、骈文,前者占主流,文人之间的实用文体都变成了散文;骈文在古文运动声势中逐渐退缩,影响力变小,只有朝廷的制诰类庄重文体还在运用;后世所有的诗体,中唐时期以前已经全部完成并形成了基本规范。“好古者遗近”,指推崇古体诗而不喜欢近体诗的人。“务华者去实”,追求华丽文词而缺少内容实质。剩下的几句是说学习齐梁宫廷诗风的人缺乏“建安风骨”,没有达到魏晋的水平;专工乐府的人,则没有达到魏晋五言古诗的成绩;追求格律的人,又忽视了骨力、气格方面的深层内涵;而那些抒写闲适情怀的人,又没有文采,缺少修饰,显得淡而无味。
至于杜甫,大概可以称得上上近《诗经》、《楚辞》,下包沈佺期、宋之问,古朴近于苏武、李陵,气概超过曹氏父子和刘桢,盖过颜延之、谢灵运的孤高不群,糅合徐陵、庾信诗风的流美清丽。杜甫明晰古今诗歌艺术体裁的特点,融汇各家的独特专长,成为汇纳百川的大海。假如让孔子来考究杜诗,说不定还要推崇他的多能呢!这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次对杜甫作出如此高的评价。
最后,元稹以李白来衬托杜甫,认为李白诗歌在“风调清深,属对律切”上逊于杜甫。此论一出,争议很大,成为李杜优劣论的开端。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