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少伟
《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译本是在上海出版的,但出版背后的故事却很少有人知道……
一次讨论
五四运动中,孙中山领导创办的《星期评论》周刊在上海问世,它由早期共产主义者编辑。这本刊物积极研究、介绍社会主义而获盛名,在进步知识分子中影响挺大,发行量很快就超过3万份。
1920年2月的一天上午,在素有“报馆街”之称的上海望平街(今山东中路,从福州路至南京东路一段),一个中年人匆匆跨上黄包车,叮嘱车夫拉快点。这就是上海《民国日报》经理、“觉悟”副刊主编邵力子,他参与编辑《星期评论》周刊,此刻是要赶去参加编辑会议。
车夫扯起了油布篷,依然冷风嗖嗖,邵力子伸手把围巾裹紧,脑中仍在想:1899年春,上海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登载的文章中就最早引用了《共产党宣言》的话,但这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中译本至今仍未出现,同仁们都觉得应尽快改变这种情况,已多次谈到,今天要正式进行讨论。
20分钟后,黄包车停在上海白尔路(今自忠路)三益里(遗址现已融入翠湖天地御苑住宅小区)弄口,邵力子付了车钱,走进弄内17号《星期评论》编辑部。沈玄庐、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等已坐在客厅里,他看了看怀表:“我有事先去了一次报馆。不过,眼下刚好上午10点,没迟到,哈哈……”
开始讨论时,邵力子首先发声:“有学者在演讲中指出,翻译出版《共产党宣言》已是时代的呼唤。我同意这样的说法,本刊应努力推动!”
那时,戴季陶思想激进,极为推崇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他曾从东京带回一本由幸德秋水、堺利彦合译的日文版《共产党宣言》,原先打算译成中文,仅译了一部分就感到难度很大,他提出:“这项工作要完成不容易,还是请人翻译,在《星期评论》周刊连载。”
李汉俊也懂日语,但他负责《星期评论》周刊的编辑事务,实在挤不出时间,就表示:“请一位堪当此任者翻译,我赞成。但谁是合适人选呢?”
邵力子喝了口热茶,说:“多次向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投稿的陈望道,不仅思想进步、精通日文和英文,而且具有一定的马克思主义学识。我认为,能承担此任者,非陈望道莫属。”
经反复商量,这个建议最终得到各位赞同,陈望道被确定为《共产党宣言》译者。
结束这次建设性的讨论,已到午餐时分,几个人就一起去三益里旁的小摊吃馄饨。走出弄口,当空的太阳照射下来,让大家感觉到了一种暖意。
勇担重任
1920年早春,杭州乍暖还寒。这天,陈望道正欲从租住处出门,邮差过来递交一封上海来信。他拆开一看,是邵力子寄发的,以为又要自己给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撰稿;经细看才知,这是代表《星期评论》编辑部邀请自己翻译《共产党宣言》。他的心中顿时涌起一股暖流,小房间内的寒气似乎也一下子被驱散了。
陈望道出生于浙江义乌西北山区。在16岁时,他翻山越岭去县城绣湖书院,学习数学和博物。随着眼界的扩大,他又来到上海补习英语,打算赴欧美留学,但由于经济条件等原因未能如愿,遂前往日本。抵达东瀛后,他结识日本著名进步学者河上肇等,常阅读其译介的马克思主义著作,逐渐明白这样一个道理:“救国不单纯是兴办实业,还必须进行社会革命。”回国后,他担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今浙江省杭州高级中学)国文教师,积极投入五四运动,与进步师生一起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在轰动全国的“一师风潮”事件中,面对顽固守旧势力的迫害,愤然离职。他意外地收到邵力子的函件,非常激动:《共产党宣言》博大精深,不少人曾想全部译出未能如愿;我一定要通过自己的手,向世人奉献一个高质量的全译本,使它成为“唤醒中国这头睡狮最为嘹亮而有力的号角”。
于是,陈望道回到义乌故里。在分水塘村老宅,他根据《共产党宣言》日译本、英译本,并借助《日汉辞典》和《英汉辞典》,着手进行翻译。为了避免嘈杂干扰和防备敌人搜查,他整天躲在简陋的柴房里,凭借一盏油灯、一块铺板、两条长凳,孜孜不倦地努力工作。他对于翻译工作专心致志,除了短暂的睡眠时间,他不肯浪费一分一秒,就连一日三餐都由母亲拎着篮子送入柴房。
一天,母亲因对儿子明显消瘦感到心疼,特地包了几个糯米粽子,加上一碟温补祛寒的红糖,对他说:“粽子是刚出锅的,蘸蘸红糖,赶快趁热吃。”陈望道“嗯”了一声,却仍在低头写字。母亲站在屋外,关心地问儿子是否还要添点红糖。陈望道随口回答:“够了,味道非常甜。”过了一会儿,母亲进柴房收拾碗碟,看到儿子嘴唇周围乌黑一片,先是一惊,再瞧瞧紧挨着那碟红糖的一方砚台,她顿时明白一切,不由得“噗嗤”笑出声来。原来,陈望道太专心,竟错把墨汁当红糖蘸了。
陈望道经数十天的艰苦奋战,在4月底基本完成了翻译任务。这时,《星期评论》编辑部邀请他赴沪,参与编刊。当他提着箱子赶到上海,寻抵三益里17号,在阳台上见到沈玄庐、李汉俊、沈雁冰等,受到了大家的欢迎。
在上海,陈望道又认真对《共产党宣言》译稿作了整理。6月27日晚,他托俞秀松把《共产党宣言》译稿带给陈独秀,并说:“希望能帮我指出翻译方面的不足之处。”
俞秀松欣然答应:“好,明天早上我就送过去。”
秘密出版
陈独秀住在上海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这幢石库门房屋为两楼两底,红漆窗檐很典雅,花岗石门框的过梁两端有刻纹雀替;进门是个大天井,后面还有一个小天井。陈独秀把楼上作为卧室,还安排一间书房;楼下客厅放一只皮面靠背摇椅,一块小黑板上写着“会客谈话以十五分钟为限”;旁边的厢房,就是《新青年》编缉部。
在1920年6月18日之前,陈独秀于寓所与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开会,决定建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并起草了具有党纲、党章性质的若干条文。6月28日上午9点,俞秀松来到这里,把《共产党宣言》译稿交给陈独秀。俞秀松感叹:“望道花了大量心血,终于完成这个重要任务!”
陳独秀说:“太好了,应尽快让人们看到完整、准确的《共产党宣言》译稿。”
俞秀松点头:“对这本书的翻译,确实应特别忠实精细。”
“原先计划在《星期评论》周刊连载,但这本刊物已在6月上旬突然遭查禁。”陈独秀想了想说,“等我和汉俊一起校勘后,再请望道改定,到时就用‘社会主义研究社名义秘密出版单行本吧!”
不久,陈独秀在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帮助下,建立“又新印刷所”,它的名称含有“日日新又日新”之意。又新印刷所设于上海辣斐德路成裕里12号(今复兴中路近顺昌里西南一带),系一幢单开间三层石库门房屋,顶层有晒台,底层有天井,青砖清水外墙镶嵌红砖带饰。又新印刷所由郑佩刚负责,他在此安置一部旧印刷机,并将熟悉印刷技术的妻子从广州请来,又招用几位熟练技工,开始印刷《共产党宣言》。
在1920年8月17日之前,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由又新印刷所印出1000册,该书竖排平装,小32开本,共56页,用5号铅字排印;封面为浅红色,有马克思半身坐像,印着“马格斯(按即马克思)安格尔斯(按即恩格斯)合著”和“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等字样;因排字工人的疏忽,封面上“共产党宣言”被误印成“共党产宣言”,这却为以后鉴别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初版本提供了依据。到9月,为了满足读者需求该书再版,仍由又新印刷所印出1000册,并纠正了封面书名的排字差错。
陈望道特意赠送了一册给鲁迅,鲁迅称赞:“这倒是当前最要紧的工作。望道在杭州大闹了一阵之后,这次埋头苦干,把这本书翻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
深远影响
当年,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曾把《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译本寄给各地共产主义者,它在建党过程中起到理论指导作用;许多老一辈革命家最初也都是通过学习这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
1949年7月,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遇见赴会的陈望道,曾紧紧握住他的手,当着在场代表们的面说:“陈望道先生,我们都是你教育出来的!”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讲述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故事,并意味深长地说:“真理的味道非常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