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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林》的流传及其价值

《字林》的流传及其价值

李丽峰 郎晶晶

摘要《字林》,晋吕忱所作,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一部重要的字书,《字林》问世后,经魏晋南北朝至唐而极盛,在唐时几于《说文》齐名,被视为当时语言文字的典范,是研究东汉至隋唐时期辞书发展,特别是魏晋时期语言文字发展的重要著作。文章梳理了其流传与亡佚的情况,并就其在文献整理、辞书史、文字学等方面所具有的价值做简单论述。

关键词《字林》流传亡佚价值文献整理辞书史文字学

《字林》,晋吕忱所作,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一部重要的字书,清任大椿称其“承《说文》之绪,开《玉篇》之先”。《字林》问世后,经魏晋南北朝至唐而极盛,在唐时几于《说文》齐名,被视为当时语言文字的典范,是研究东汉至隋唐时期,特别是魏晋时期语言文字发展的重要著作。《字林》作为我国魏晋时期一部重要的辞书,其影响虽不及前世之《说文》,亦不及后世之《玉篇》,然其在文献整理、辞书史、文字学等方面所具有的价值仍是不可忽视的。

一、 《字林》的流传与亡佚

《字林》成书于晋时,是魏晋隋唐时期一部重要的字书,然其流传几经周折,最终的散佚不免使人感到惋惜。关于《字林》的版本流传,各文献目录书中多有记载,但对其卷数多少却说法不一,主要有以下几种。

(1) 一卷说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三:“《三朝国史志》(《字林》)惟一卷。”

(2) 三卷说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三:“《董氏藏书志》三卷,其书(《字林》)集《说文》之漏略者凡五篇,然杂揉错乱未必完书也。”

(3) 五卷、五篇说

唐张参《五经文字·序录》:“吕忱又集《说文》之所漏略,着《字林》五篇以补之。”

唐张怀瓘《书断》卷下、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九:“晋吕忱,字伯雍。博识文字,撰《字林》五篇,万二千八百余字。”

宋朱长文《墨池编》卷一引晋江式《论书表》:“晋世义阳王典词令任城吕忱表上《字林》五卷,……”(清《钦定四库全书考证》卷五十一子部《墨池编》卷一:“晋江式《论书表》: ‘任城吕忱表上《字林》五卷。原本五讹九,据《隋书·经籍志》改。”[1])

明陶宗仪《书史会要》卷三:“遂表上《字林》五篇,万二千八百余字。”

清汪宪《说文系传考异附录》:“晋东莱令吕忱,继作《字林》五卷以补叔重所阙遗者。”

清《续通志》卷一百六十四:“字林七卷,马贵與曰: 巽岩李氏曰: 隋唐志皆云七卷恐误,今五卷具在。此《说文》部叙初无欠阙不应五卷外更有两卷也。”

(4) 六卷说

齐魏收《魏书·江式传》卷九十一:“晋世义阳王典祠令任城吕忱表上《字林》六卷,……”

唐《法书要录》卷二、宋陈思《书苑菁华》卷十四、清《御制佩文斋书画谱》卷一引后魏江式《论书表》:“晋世义阳王典祠令任城吕忱表上《字林》六卷,……”

宋郑樵《通志》卷一百四十八:“晋世义阳王典祠令任城吕忱表上《字林》六卷。”

(5) 七卷说

唐《封氏闻见记》卷二:“晋有吕忱,更按部搜求异字,复撰《字林》七卷,亦五百四十部,凡万二千八百二十四字。”

唐《隋书·志第二七》卷三二:“《字林》七卷,晋弦令吕忱撰。”

宋《册府元龟》六百八:“吕忱为弦令,撰《字林》七卷。”

(6) 十卷说

宋《旧唐书·志第二六》卷四六:“《字林》十卷,吕忱撰。”

不难看出,对于《字林》版本的记载主要集中在五卷(篇)、六卷、七卷上。从今人的研究成果来看,万久富(2001)认为,五卷、七卷应无正讹之分,实际上是《字林》在流传过程中篇幅的自然增减。萧惠兰(2003)认为,唐以《说文》《字林》考判,士子兼习二书,苦其两本不便,于是有人取《字林》散附《说文》,遂与《说文》一体,可见所谓七卷,乃并《说文》十四篇每两篇为一卷,传习日久,失其本来。若非江式《论书表》,几乎莫由考见原本旧式。前者不识六卷之说,后者继承江式六卷说,然其对《字林》《说文》合并之说文献记载未见。从时代先后来看,后魏江式《论书表》对《字林》卷数的记载最早;而作为正史的《隋书·经籍志》所载的七卷说似也十分可信。然《文献通考》又云:“(李焘云)《隋唐志》皆云七卷,恐误。今五卷具在。此说文部叙初无欠阙,不应五卷外更有两卷。”三种说法似都有据可依,但具体分析,五卷之说源于五篇说,从这一角度而言五卷说也就失去了可能性。因为张参言此五篇是为补《说文》之漏略者,而在任大椿《字林考逸》所辑的1502条中《说文》无者仅449,其余皆为《说文》有者。可见除补《说文》的五篇外,《字林》还有其他篇章。由此,笔者认为吕忱承《说文》作一卷或二卷加之补《说文》五卷的六卷、七卷说似较可信。虽然江式所处时代离吕忱最近,其所载也应更接近原貌。但唐封演的《封氏闻见记》是唯一明确记载《字林》收字为一万二千八百二十四字的文献,也明确说明了《字林》的部首承《说文》为五百四十部,且从任大椿《字林考逸》所辑条目中《说文》有无者的比例来看,《字林》应该还是收了大量《说文》已收的字,因此一卷似不能包含这些内容。综合来看,笔者认为吕忱承《说文》作二卷加之补《说文》五卷的七卷说更符合《字林》原书面貌,而一卷、三卷、十卷说应是《字林》流传亡佚中的卷数增减所致。

《字林》之学经魏晋南北朝至隋唐而极盛,于唐时科举中最为明显。唐时国子监博士以《说文》《字林》为专业,书学必试二者,《说文》六帖,《字林》四帖。《唐六典》:“国子博士……习经有暇者命习隸书,并《国语》《说文》《字林》《三苍》《尔雅》。”“书学博士掌教文武官八品已下及庶人子之为生者,以《石经》《说文》《字林》为专业。余字书亦兼习之。《石经》三体,书限三年业成。《说文》二年,《字林》一年。其束脩之礼督课试举如三馆博士之法。”《新唐书》:“书学,博士二人,从九品下;助教一人。掌教八品以下及庶人子为生者。《石经》《说文》《字林》为颛业,兼习余书。”唐玄宗亲撰《开元文字音义·序》云:“古文字惟《说文》《字林》最有品式。”《字林》与《说文》《石经》一样,不但被作为官方指定的“考试专用书”,更得到了当时最高统治者的认可,足可见其在唐时的地位。endprint

除了官方科举对《字林》一书的认可,作为字书的《字林》被更多的文字训诂学、诗学、文学、地理学、农学等著作所引用。这不但为今人研究《字林》留下了宝贵的文献资料,更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字林》在各朝的流传程度。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下注云:“考郭氏所著小学三书,今存者二,有时涉及《字林》,而未尝称用《说文》也。”王筠《说文句读》云:“郭氏着《尔雅》,则主《字林》,盖东晋时,《说文》未行于南方。”郭璞、裴松之、张湛都与吕忱同时而稍后,虽然其所引《字林》不多,但三部书均只用《字林》而不见《说文》,他们可以说是最早运用《字林》的学者。唐宋是引用《字林》最为频繁的时期,唐时玄应《众经音义》和慧琳《一切经音义》各引《字林》四百六十二条、四百九十四条,更不用说仅陆德明《经典释文》一书就引《字林》八百三十三条之多,足可见唐时《字林》作为工具书运用之广泛。至于宋以后,除《五音集韵》外,其余文献引《字林》大都只是寥寥数条,故任大椿认为:“《字林》亡佚当在宋元之间……南宋已患散落矣。宋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详列小学诸书,尚载《字林》。至戴侗《六书故》云其传于今则有《说文》《玉篇》《类篇》诸书,不及《字林》。然则元时《字林》不传明矣。明修《永乐大典》,于每韵每字之首胪列见存小学之书,略无遗漏,独不见《字林》,则永乐时是书亡佚已久。”虽然《六书故》在谈及“凡字书有二以文求之者”时仅提及《说文》《玉篇》《类篇》,但从现有文献看,戴侗在释义时还是用到《字林》的,只是此时的《字林》已成强弩之末。笔者认为,宋元时期,《字林》之学确已衰落,但是否亡佚散落还有待商榷。查考元以后的文献,仍有几十部引用过《字林》,尤其是明杨慎在其众多著作中都引用了《字林》。虽然引用数量十分有限,但至少证明杨慎其时是看过《字林》一书的。因此笔者认为,《字林》之学经隋唐之盛至宋元而衰,明时少有流传,已为官方所不备,然私人仍可能藏有此书,至清时全佚。

对于《字林》一书亡佚的原因,历来说法不一。其一,认为《字林》一书在流传中曾与《说文》合并杂糅,已不复其本来面貌,故其书价值不断下降最终亡佚。如《说文解字系传考异附录》云:“忱书甚简,顾为他说揉乱,且传写讹脱,学者鲜通,今往往附见《说文》,盖莫知自谁氏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亦云:“杂揉错乱,未必完书。”可见,《字林》一书在其流传过程中确与《说文》有所杂糅交错,但这一时期应该不长,因为不论是唐时引《字林》较多的《众经音义》《一切经音义》,还是宋时引《字林》最多的《广韵》《类篇》《集韵》等书都将二书分开引用,而无“说文字林”并用的说法。故笔者认为这只是《字林》流传过程中的一段插曲,并非其亡佚的根本原因。其二,认为《字林》以后,继承《说文》系统,以楷书编纂之字典的相继问世导致了《字林》一书被逐渐取代继而消亡。的确如此,南朝梁《玉篇》,宋时相继问世的《类篇》《广韵》《集韵》等辞书都对《字林》一书形成了强大的冲击。“顾野王的《玉篇》可以说是《说文解字》的增订本。”(刘叶秋2003: 84)《类篇·序》亦云:“夫字书之于天下,可以为多矣。然而从其有声也而待之以《集韵》,天下之字以声相从者无不得也;从其有形也而待之以《类篇》,天下之字以形相从者无不得也。既已尽之以其声矣,而又究之以其形,而字书之变曲尽。”字书、韵书的大量出现,收字范围的不断扩大使得《字林》一书的优势渐渐消失,逐渐退出了主流辞书的舞台。诚如小徐所言:“自《切韵》《玉篇》之兴,《说文》之学湮废泯灭。”《说文》之学至清时借乾嘉学派再度兴起,而《字林》却只能接受消亡散落的命运。当然,其在辞书史上自具有篆隶并用、承先启后的重要地位。

二、 《字林》的价值

(一) 文献校读、整理方面的价值

《字林》在文献校读、整理方面的价值,我们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

1. 《字林》作为一部辞书于文献的校读之功

对于一部辞书而言,其首要之责便是识文解字,《字林》亦不例外。从其问世起便被众多文献注本所引用。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十二:“肥水出九江成徳县广阳乡西。”注:“吕忱《字林》曰: 肥水出良余山,俗谓之连枷山,亦或以为独山也。”

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吾尝从齐王幸并州,自井陉关入上艾县东数十里,有猎闾村;后百官受马粮在晋阳东百余里亢仇城侧;并不识二所本是何地,博求古今,皆未能晓。及检《字林》《韵集》乃知猎闾是旧余聚音獵也,亢仇旧是亭上音武安反,下音仇,悉属上艾。”

《本草纲目》卷十四:“钱薄荷,时珍曰: ‘薄荷,俗称也。……扬雄《甘泉赋》作茇葀。吕沈[2]《字林》作茇。则薄荷之为讹称可知矣。孙思邈《千金方》作蕃荷。又方音之讹也。”

《本草纲目》卷四十:“《释名》牛螕音卑。时珍曰: ‘螕亦作蜱。按吕忱《字林》云:

‘螕囓,牛虱也。”

郦道元在桑钦《水经注》“肥水出九江成徳县广阳乡西”的基础上,根据《字林》考证了其具体的源头,并考证了良余山的两个异名。颜之推利用《字林》《韵集》二书查清了两个“博求古今,皆未能晓”的地名“猎闾”“亢仇”,并且知晓了“”“”“”三个冷僻字的读音。李时珍运用《字林》考证了“薄荷”为“茇”之讹称及“螕囓”的具体意义。

可见,除了被大量正史注本、诗文注本、后世辞书(如《史记集解》《〈新唐书〉音义》《〈后汉书〉注》《〈汉书〉音义》,《〈楚辞〉补注》《艺文类聚》《王安石诗注》,《类篇》《五音集韵》《集韵》等)引用来解说问题、校读语句外,《字林》还运用于对地理、水利、医药等多种文献的校读。颜之推说:“夫文字者,坟籍根本。世之学徒,多不晓字,读五经者,是徐邈而非许慎,习赋诵者,信褚诠而忽吕忱。”可见,《字林》作为一部辞书,在当时所具有的实用性及较高的文献参考价值。

2. 《字林》一书对于《说文》的订补之功

通过现存《字林》的条目,我们可以校理今本《说文》在流传过程中所造成的讹字、脱字、衍字、互乙等现象,还《说文》以原貌。以下试举几例说明。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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