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毅琳
摘要:佐藤俊子是日本明治末期到大正初期的新女性作家代表之一。1938年12月叉作为《中央公论》文人特派员来到中国,此后再没返回日本。中国时期的佐藤俊子从特派员到后来成为上海的《女声》杂志的主编,在特殊的时代,她的思想与中国现实紧密相关。该论文对先行研究中还很薄弱的佐藤俊子的中国早期主要以北京暂留时期为研究阶段,以1941年9月30日到10月5日连载发表的随笔《支那趣味的魅力》系列文章为分析对象,探讨佐藤俊子北京(北平)时期对中国趣味的认识变化以及对“新…旧”事物价值的重新理解,以期补充佐藤俊子在中国早期的思想认识,探讨她在对中国现实的认识中形成了怎样的中国认识。
关键词:佐藤俊子 中国观 中国趣味
一、佐藤俊子早期在中国的行迹及其思想
佐藤俊子在写给长谷川时雨的信中写出了自己决定回日本的心情:“终于决定回日本,想回还是不想回的心情(中略)SZ像再流浪于日本一样的心情试着踏上日本的土地。”佐藤俊子于1936年3月14日回到日本,在3月20日的《读卖新闻》中这样看待她的回归:“与她同文学时代的德田秋生、上司小剑、长谷川时雨等,都希望田村俊子女史的文坛复归,但是她在文学上,或许如今已经有了浦岛的忧郁。”描述了文坛文人对其的支持和期待,但是又不得不看到她对日本文坛和日本社会的陌生和疏离。回国后,文坛友人为佐藤俊子举办了盛大的欢迎会,《中央公论》《改造》等杂志社也相继约稿。在这样的文坛接触中,佐藤俊子开始了久违的创作,而在加拿大时期她几乎没有文学创作。这一时期相关的发表有座谈会、小品文和短篇创作等。
佐藤俊子回国时,是中日战争的前夜。以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开始,到1932年伪满洲国的建国宣言,是日本开始进行侵略战争的开端。日本国内也处于这种战时状态中,1938年4月公布了日本国家总动员法,掀起了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日本妇女团体联盟也让进步的知识女性参与到战时体制中。
佐藤俊子回国后在作品署名上恢复旧性佐藤,从发表的内容来看,既有对北美时期生活体验而来的思想体会,也有她认识日本社会和当时的文艺言论的写作,可以说是一位积极的社会参与者。例如回国两个月后参加的《国民再组织与妇人的问题》(原题为:国民再组織孀人同题)的座谈会中,佐藤俊子谈到当时的女性问题:“从社会地位上来说,女性是从属性质的弱小的寄生虫,又是妻子、母亲的妇女,为了国家而让所爱的丈夫和儿子奔赴战场,忍耐着生活之苦,劳动者的女性代替男子在职场工作,战场上的女性也冒着生命危险而工作”等,“但是谁也没有给她们作为国家一员的这种正确的资格”,指出日本女性以及女性与国家之间的问题,是对当时的日本社会的批判和抵抗。
受爱人铃木悦的社会主义劳动者运动的影响,回国后的佐藤俊子与宫本百合子、洼川鹤次郎等日本左翼文学者接近。但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盛行之下,加强了法律、“言论、出版、思想以及社会运动的控制”(z)。在严苛的言论和思想統治下,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受到沉重打击,作家纷纷转向。成为一个能够变革现状的机会。1938年12月佐藤俊子作为《中央公论》特派员来到中国。佐藤俊子的中国之行可以说是为了亲自去体验最为动荡的战时社会,体现女性的社会参与能力,变革生活和创作上僵局状态的新方式。
佐藤俊子对自己文学上的进展性也有认识:“如果与时代同步中有文学的进展性的话,潜入在这重重的波浪中应该朝着什么方向伸展。我想重建自身,在自己的文学上,向着曾经自己所走的艺术方向变革,也很清楚之后思想和长期的生活经验应该朝着什么统一的方向发展”,而只有两年计划的特派员之行,是在失落的文学道路上的一种尝试,也是为了亲自体会日本的战争实况。
原计划进行两年的特派员任务后便返回日本,但直到1945年4月16日因脑溢血在上海去世也未再回日本,她在中国度过了最后六年。
有关佐藤俊子在中国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主编《女声》(1943-1945)的时期,而对佐藤俊子在中国早期的思想追记上的研究还很薄弱。随着《田村俊子全集》(第9卷)的发刊和学者对她在中国早期资料的发现和整理,使这一时期的思想和行迹有了考察依据。
下图为佐藤俊子在中国的时间划分以及发表的
如上表格,佐藤俊子在华时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38年12月到1939年秋。1939年2月到9月间佐藤俊子以《中央公论》特派员的身份每月向《妇人公论》杂志社投稿。
先行研究中分析了这一时期佐藤俊子对中国劳动女性的关注,认为这一时期佐藤俊子的女性解放主义思想是赴中国前的女性思想的继续和延伸,即和中国之前一样,关注劳动女性的生活和生存问题。如发表在《妇女公论》的第一篇文章《上海的支那劳动妇女》中,对苏州河船上生活的妇女进行描写:“这些中国女性和日本的一部分勤苦劳动阶层的女性一样,为了获得食物而拥挤在勤苦劳作的工作线上”,在“八一三”事变发生后,很多中国人从战场逃亡到法租界,逃亡的难民“睡在别人家的门窗下,或是一群人睡在道路旁”,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妇女为求得食物外出劳动,女性增加的另一原因是“失去了丈夫和孩子的妇女,不论多少都比事变前增加了”。尽管当时的上海也有富裕阶层的妇女,但是在第一篇作为特派员发表的文章中,“不知道为什么写了为挣口饭吃而外出工作的妇女”,可以说佐藤俊子首要关注的还是劳动妇女的生活生存问题。
另外,“对她来说,对国策的配合只不过是为实现日本女性的社会地位和获得参政权的手段”。还有研究称:“俊子这样的关注对象和态度,与去年的部队的‘从军作家所写的‘从军报告和‘文学性的纪行文相比,不如说是加拿大时期妇女劳动问题的取材和社会调查的方法”凹。从中国之前的思想认识和中国时期的女性关注内容来看,佐藤俊子在中国的视点并不是为了政府所期望的对战争的宣传和鼓励士气,而是保持着自我的思想立场开始了战争以来的中国社会现实调查。
第二阶段为1939年秋到1942年春,此时期佐藤俊子居住在北京,但也经常来往于上海、南京之间,继续向杂志投稿。
(三)从“卑俗”到“乐趣”
在北京生活的两年半时间里,佐藤俊子对中国趣味的认识开始发生改变,“但是不可思议的是我在北京生活了两年半时间后,渐渐地喜欢上这种古董趣味”。这篇文章谈到京剧这一“古董艺术”,佐藤俊子“没有理由的喜欢上这种情况,我觉得就是因为中国趣味的魅力”固,即使在不懂唱词和演技好否的情况下也还是觉得很有趣。对了解日本歌舞伎艺的佐藤俊子来说,把中国戏剧与日本的传统艺术歌舞伎相比,中国戏剧有很多幼稚之处,其原因多是舞台的制约,所以时有荒唐滑稽的演出,不能把它全部当作高等级的戏剧艺术来观赏,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受舞台条件限制的中国传统戏剧,佐藤俊子却依然感受到戏剧表演中的魅力,陶醉于它独特的演技和表现形式等要素中。又如对于戏剧观赏时听众随声附和的“低级情景”,令她意外的是自己竞无厌恶之感。可见在高雅与低俗的比较中,她渐渐融入到当下的文化,感受到了民众热情的气氛和生活气息,从“低俗”和粗糙的艺术中感受到自然的洒脱和真实。可以说在热闹的文化趣味中,受帝国主义言论限制而不得直白的压抑得到暂时的释放,得到回归自我的一时放松。
戏剧这一来源于民间的艺术,虽受西太后喜爱引入宫廷,提高了喜剧演绎者的社会地位,但是并没有使戏剧有本质的进步。这种没有近代生命的中国戏剧保持了低俗的艺术趣味,它的本质其实就是非艺术性,而佐藤俊子所喜爱的正是它这种卑俗趣味。
佐藤俊子对中国趣味的喜爱还表现在玻璃画上。在天桥发现的玻璃画最多有七八十年之久,构图和色彩都颇为有趣。在《满洲日日新闻》的北京分社接待室里,也挂有画有年轻女性画像的玻璃画,因为重而未能被带到日本,可见日本民族也有欣赏中国趣味的共通感受,即这种不同于日本国内的中国趣味,这种充斥着卑俗的“生趣”不仅仅是佐藤俊子所欣赏和向往的,也是日本民众所能理解和欣赏的。这种艺术的交流其实也是内心对朴质和真实生活的向往。
对于玻璃画的历史来源,一说是西方油画在中国俗众艺术上的体现,体现了中国趣味中的艺术融合。但是佐藤俊子“无意于其历史考察”“有关玻璃画的历史考察等,我认为无所谓”,而是对“从自己找到的玻璃画中,只要能品味它的卑俗趣味就满足了。而且寻求这种趣味也成为一种兴趣”,原因正是这种趣味“要达到文人艺术那样的高水平的古董趣味是很困难的,虽然不是经过一时的功夫就能深刻理解的,但是通过简单的鉴赏,尽管卑俗,但能玩味隐于其中的通俗的中国趣味之美好,也有难以表达的”。无关于国家和民族,甚至无需考究其历史来源,通俗易得的趣味也是一种收获和满足。
(四)“反省”和“慰藉”
佐藤俊子还叙述与周作人探讨古董时的事情,“和周作人先生谈论过古董,先生对我说不懂古董”固。佐藤俊子与周作人具体见面的次数以及地点现已难以考证。但可以从《周作人日记》《女声》杂志等资料中得到一些线索《女声》杂志上刊登过周作人的两篇文章,一篇是发表于1943年10月的《女子与读书》,是应佐藤俊子之约写的一篇有关女性的文章。另一篇是1945年2月刊出的《佐藤女士的事》,佐藤俊子去世后担任主编的关露约稿想让他写篇追悼佐藤俊子的文章,两篇皆署名知堂。
周作人在文章中提及见到佐藤俊子时的情况:“民国二十八九年(1940)左右她来到中国,最初是在南京、上海,中间来北京住过些时日,我看见她就在那时候”。佐藤俊子滞留北京的时间是1939年2月左右到1942年2月,那篇有关支那趣味的文章发表于1941年10月,因此与周作人在北京见面的时间可推测在1939年2月到1941年10月期间。在1941年10月,作为汪精卫伪政府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的周作人,在10月起又兼任了东亚文化协会会长之职。佐藤俊子在这时的文章中谈及周作人对古董文化的认识,但并没有提及他的政治职务以及身份。
文中描写了周作人谦虚于自己不懂古董,所了解的陶器鉴赏知识还是从日本东洋美术权威学者柳宗悦那里学来的,而且知识有限。周作人认为了解古董需要有辨别真伪的特殊知識和很多的经验,是很难的学问。说如果他自己喜欢古董的话,或许会更多的了解它。
有关对古董的认识,周作人在散文《古董小记》(知堂《水星》月刊1934年11月10日刊1卷2期)中也有所提及。这是一篇周作人介绍自己书架上古董的文章,文中对于什么是古董这一问题,他说“据说古董原来只是说古器物,那么凡是古时的器物便都是的,虽然这时间的问题也还有点麻烦”,因此古董即是“古器物”,虽然时间鉴别上并非易事。那古玩的趣味在何处,他说“古玩的趣味,在普通玩物之上又加上几种分子。其一是古”,“再说古玩的价值其二是稀”,“其三是贵”,对“玩古董者应具何种条件?此亦一问题也。或日,其人应极旧,如是则表里统一,可以养性。或日,其人须极新,如是则世间谅解,可以免骂。此二说恐怕都有道理,不佞不能速断”,从周作人对玩古董人的分类中,可以了解周作人对“极旧”与“极新”两种人的认识,对“极旧”之人他并不厌恶,而对提倡新文化新思想的近代,如若没有“极新”思想的话,对古董的喜爱恐怕会引起社会斥骂。
与持有这种古董认识的周作人比较,佐藤俊子对古董的认识是有过变化的,她也曾认为古董是“古”而“贵”之物,需要有资金和特别的鉴赏能力才能欣赏得了,而且也曾带有厌恶感地蔑视玩弄古董之中国人以及蔑视充斥着“卑俗”的“古董趣味”的中国。但随着对北京生活的习惯和了解,她的古董观甚至对中国的认识以及文化认识都发生了很多转变。对于古董趣味,她认为只要是中国所造之物,不论年代真假都富有古董趣味,都值得赏玩,“如果不考虑得那么复杂,从路旁的古董摊上,捡起一个感觉有中国趣味的盘子,花两三元买来玩的心情——那种心情已经是中国趣味了”唧,她不以古董的年份、色彩或技术水平评价其价值,认为只要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制造的即能感受到其中的中国趣味。
三、总结
如上所述,佐藤俊子对中国趣味的态度是从原先对中国趣味的排斥和距离感慢慢到对“卑俗”趣味的了解和融人,直到将自身也代人中国之味中产生精神上的文化认同感:“在中国的两年半多,也有了所谓的中国的味道”,佐藤俊子在这样的转变中,最终形成了“喜欢上中国”这样的中国感想。
在文章的最后,佐藤俊子从这种纯粹的文化趣味转向战争中的现实“一想到具有政治性的日中文化交流等,就特别讨厌”,表现了她对充满控制和压抑的战争时代的厌恶和无奈。佐藤俊子并没有绝望和保持沉默,但是对北京的日常氛围中感触到的中国文化的精神,即无处不在的“卑俗”趣味展示着民众的生活气氛,民众在生活和艺术上展现的中国情趣也成为一种精神的慰藉和启示。佐藤俊子重新认识中国文化的同时,也重新给了她对中国生活的新的热情,似乎是赴中国之前在创作和理想上不得志的苦闷终得一时缓解,尽管展现了对政治以及动荡社会的厌恶,但她不再以旁观者的角度和立场关注中国,而是以积极融人的方式把理想和生活与中国紧密相连,最终在中国探索和实践着她在女性解放主义的理想和社会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