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芷菁
摘要：沈从文的湘西主题作品展示出“向善”的姿态，在“伦理自我”与“性情自我”的二元平衡中找到重建民族个体秩序的落脚点，是现代知识分子对人文主义的新思考和新探索。
关键词：沈从文 湘西世界 内在平衡 乌托邦
一、人文主义与人道主义
沈从文作品中建构的野性、浪漫的“湘西世界”在生态、道德思想、艺术技巧等角度都不断生发着新的阐释，预示着这个由地域特征和个人文化心理搭建的抽象世界蕴藏的深刻而持久的思想力量，其中以自然风物为布景塑造的“人性美”是作品美学价值的核心。它的魅力正如最早提出“湘西世界”概念的赵园所言：“沈从文在这一世界中，并不是发现了性的放纵，而是在情欲的奔放中发现了‘健全人性，发现了生命与力。”
长久以来，沈从文的人性观常常与卢梭的美学观相联系比较，主要关注的是它们相似的反现代性、性善论和浪漫主义，但二者显著的不同点往往被忽略，使得卢梭强烈的个人主义掩盖了“湘西世界”中新人文主义（NewHumanism）的思想倾向。“新人文主义”最早是由美国学者欧文·白璧德（IrvingBabbitt）提出，其中的词缀“新”是后来学者为了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相区分而添上的。之所以“新”，在于它不再像过去的人文主义一样，把人道主义和真正的人文主义混为一谈。白璧德在处女作《文学与美国的大学》中便将二者做了分野，人道主义者“对全人类富有同情心”，希望为未来世界进步的事业做贡献。白璧德将人道主义分为情感的和科学的，卢梭便是情感的人道主义者代表;人文主义者则关注个人的生存状态和人性内部的完善。
相比于人道主义，沈从文展现的更多是人文主义者的姿态。一方面从写作视角上看，相比于鲁迅，他不是制造对底层人民共同的同情来形成人道主义关怀，而是以“乡下人”自居，以平视的眼光进入湘西世界，以一种人性的共同法则和浪漫主义的氛围勾起读者对湘西世界强烈的保护感;另一方面从写作动机上看，他以极富个人生命体验特征的性爱观、生命观为出发点，重建民族和国家的主体性，比起“济世”他更看重个体的生命感悟。因此相比于传统所认为的卢梭美学观，“湘西世界”展现出比卢梭更加健全的人文主义文学图景。
尽管个体成为作品首要的表现对象，沈从文又是如何在剥离了外在现代社会的条件后，在乌托邦的原始土地上重建“人”的内在的？与霍布斯、洛克和卢梭等西方思想家不同的是，自然状态下的“湘西人”既没有纯粹的“恶”，也没有纯粹的“善”，更不是完全由欲望支配的野蛮人。在否定都市的“虚伪文明”后，作家不是形而上地将塑造的纯粹、理想化的人性放进“湘西世界”的玻璃橱窗里供“文明人”观赏，而是在原始兽性与道德秩序、个人与集体的两极中实践着对“人”的探索。这一行动固然不是一件静态的“人性美”“性善”的艺术品，其中涌动的变化、斗争和迷茫都是作家在民族危亡时代中一次次对“人”的反复思考，它首先表现在“向善”的驱动性上。
（一）性善论与向善论
相比于“向善”，湘西作品常常被认为是“性善”主题的代表。“向善”與“性善”虽然都重视“善”，但仍存在一定区别。一方面，“向善”预设了一个更高的层面以此引领人的发展变化，而“性善”更侧重肯定人本身天然的特性，固化了人原有的形象;另一方面，“向善”将变化的原因转向个体内部，关注人思想、态度的转变，而“性善”则把原因放在外部，关注外界对人性的压迫或释放。
在以往的研究中，尽管沈从文从没有明确地认同过性善论，但他在其文集的《习作选集代序》中所阐述的：“我只是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做基础，用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这段话往往被看作是作家与卢梭思想相似、坚持性善论的注脚。
诚然，沈从文在都市的阉寺性和“湘西世界”的原始性的二元对立中看到了“现代文明”对人性的摧残，从而肯定了人性本身美的特质，但这并不能说明他与卢梭一样，秉持着性善论并一味地将一切归因给社会。
卢梭强调外部对人性的完全作用，对个人主义则无罪地放纵：“野蛮人绝对不是恶人，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善，因为阻止他们干坏事的并不是知识的开发，也不是法律的约束，而是欲望的沉寂和对邪恶的无知……自然人可能获得的可完善性、社会德行以及其他才能……需要依靠多种外因的偶然的协助才能得以发展，这些外因可能从来不曾出现，然而没有它们，自然人可能永远停留在原始状态之中。”
相比之下，沈从文则更关注人性内部向善的趋向。在创作动机上，他曾明确地指出了小说应“向善”：“一个好的文学作品，照例会使人觉得在真美感觉以外，还有一种引人‘向善的力量。我说的‘向善，这个词的意思，并不属于社会道德一方面‘做好人的理想，我指的是这个：读者从作品中接触了另外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示，对‘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可以看出，与卢梭相比，他将落脚点放在了个体的生存、内部动态的自我完善上，而非完全寄希望于社会制度的进步来带动人的进步。
沈从文还认为“向善”存在着“超越”的运动性：“一个人不仅仅能平安生存即已足，尚必须在他的生存愿望中，有些超越普通动物的打算，比饱食暖衣保全首领以终老更多一点的贪心或幻想，方能把生命引导到一个崇高理想上去。这种激发生命离开一个动物人生观，向抽象发展与追求的兴趣或意志，恰恰是人类一切进步的象征。”能引发读者的思想向善运动的作品，其中必然有同样动态变化的因素，它让人在“普通动物”的原始世界中仍然能被引导至“崇高理想”中，但这一过程并非是垂直上升的大道，而是个体内部不断地斗争、制衡。
（二）二元平衡
在“湘西世界”中，人从来就不是如卢梭所描述的思想单一、自我的兽性人。他们有“性情自我”，保持着原始人的动物性;他们也有“伦理自我”，个体内部遵循着集体秩序，有强烈的爱和责任意识，形成“既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讲道德知羞耻的城市中人还更可信任”的个体秩序。
因此在向善论的基础上，沈从文对“人”的思考和探索便在这一秩序中找到了新的、重要的落脚点，即“性情自我”与“伦理自我”之间的动态制衡。人性不再只是随口提出的一个名词，它在“湘西世界”中被抽象化为一场两方碰撞又融合的运动，读者在不断的变化中找到“作为人的”主动权，实现了作者人文主义探索的初衷，这也与美国人文主义思想中的“内在制衡”（Inner check）是相似的。
白璧德在《文学与美国大学》里认为人文主义是需要“纪律与选择的调节和训练”@的，现代人需要一个高于“性情自我”的“伦理自我”对前者加以制衡，他也试图在二者之上达到一个平衡点，人性内部的升华既不是戴上新的“人性的枷锁”，也不是堕入卢梭式的完全的个人主义，中庸的态度为人文主义的新时代开拓者提供了十分合适的切入点。但这一临界点在沈从文的作品里是如何把控和实现的？哲学论调式的美国新人文主义思想在具有民族地域特征的湘西，“性情自我”和“伦理自我”又展现出怎样的特征？这分别从平衡的两极中得以体现。
1.原始与性情“原始”与“性情”不同，前者展现出人类早期的社会生活状态，随着社会环境变化会逐渐被新的生活状态所替代;后者则是人类本能的情感和行为，它虽然保持着一定原始的特征，但不会因社会发展而消失，而是應当被尊重、认可的人的本性。尽管“湘西世界”带有原始性的特征，但沈从文真正想探寻的是现代人失落的“性情”。
首先，作品的原始性是不可置否的，它是在作家与现代化都市的对抗中、在苗族文化的成长中逐渐形成的《边城》里的翠翠如同原始人一般，她“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面对心上人无法自然地表达情感，她看见傩送后“大吃一惊，同小兽物见到猎人一样，回头便向山竹林里跑掉了”;《月下小景》中女人的美丽五官是自然风物的样貌，她和小寨主的自由恋爱如同亚当夏娃一般的原始纯粹。
“湘西世界”的原始生活并非十全十美，只有跟随自己感觉生活的才是美的，违背或压抑自己情感意愿的都是悲的，因此“性情”的地位显然高于“原始状态”。这与平常的阅读常识不大相符，许多负面的形象或故事被美化，就像《柏子》里妓女与水手不正当的交换关系里，二人却都有着恋人一般发自内心的真挚感情;本应是激烈冲突的悲剧被化为美而圣洁的故事，就如《月下小景》中二人的殉情。作品中也出现了许多以往应是美的事物堕入悲剧，《边城》里翠翠不懂得如何自然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压抑了自己的天性，最终没能成功地向傩送表达心意。
作品也并非全然地褒扬和美化原始的生存状态，原始落后的妓女风俗制造了女人与情人幽会的机会，但没有“文明”制度和家长阻碍的爱情故事却因原始人之间匮乏的语言交流而没了结果。这与卢梭所塑造的、美化的原始状态是不同的，它并不是一个没有“精神之爱”的“被精选过的、高贵化的自然”，而是性情至上却可能受阻的原始生活。
性情的张扬并不意味着个人主义的无限扩张、对外在现代社会秩序的全面否定，半封闭的“湘西世界”将对外在环境的激烈反抗转移至内在的平衡和谐中。没有了外在文明规则的束缚，湘西人依然在性情自由中遵循着某种内在的秩序，这其中平衡性情的因素在于内在的“伦理自我”。
2.伦理与责任在沈从文的湘西作品中，“伦理自我”常常以某种微妙的“责任”或“义务”支配着每一个人物的生活，尤其在《边城》中，原始野性的湘西人在集体中总是坚守着某种规则，使生存状态得以保持平衡稳定。上了年纪却依然坚持渡船的祖父“本来应当休息了，但天不许他休息，他仿佛便不能够同这一份生活离开。他从不思索自己的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的很忠实的在那里活下去”，被顺顺评价到“人虽老了，还硬朗得同棵楠木树一样，稳稳当当的活到这块地面，又正经，又大方，难得的咧”;村里渡船的规矩“一切皆为一个习惯所支配，谁个船碰了头，谁个船妨害了别一个人别一只船的利益，皆照例有习惯方法来解决”;吊脚楼上的妓女们白天“坐在门口做鞋子，在鞋尖上用红绿丝线挑绣双凤，或为情人水手挑绣花抱兜，一面看过往行人，消磨长日”，晚上“轮流的接待商人同水手，切切实实尽一个妓女应尽的义务”;傩送的父亲为了让儿子独立就不再下水捉鸭子，但“下水救人呢，当作别论。凡帮助人远离患难，便是入火，人到八十岁，也还是成为这个人一种不可逃避的责任”。
“伦理”并不意味着严苛的道德戒律，“湘西人”的“伦理自我”更多是对各得其所、自然生存的追求。在《萧萧》中，被花狗“下种”的萧萧本该按规矩“沉潭”或“发卖”，但本性“老实忠厚”的伯父在“承担牺牲萧萧、保全家族面子的责任的社会身份”面前选择了留下萧萧和她的孩子，使童养媳的死亡悲剧在人性内部的制衡中回归了平和。
在萧萧的伯父身上，二者的制衡没有妥协于任何一边，没有道德对人性的过度压制，也没有原始个人情感的无限扩张和反抗，它的唯一标准只有人的生存——萧萧的儿子给家里添了劳动人口，萧萧母子二人促进了家庭生存和后代繁衍。这其中的原因正如陈思和所说的：“民间是弱势，它总是被强势文化道德所覆盖，所以封建的一套道德标准仍然会在民间起作用，但在真正的民间底层，人的生存是第一性的，其他道德观念都比较淡漠。”
这其中支撑整个世界运转，一点点加强读者民族身份认同、重建民族性的不是具体的道德条目，而是不断运动变化的内部制衡，最终驱动了读者的向善。但这一二元结构始终是沈从文对人性内部运动发展的构想，在没有外界社会侵扰的状态下，乌托邦之下依然暗藏着作者的焦虑和反思。
三、平衡的危机与人文主义的探索
在某些短篇或长篇湘西小说的社会背景中，“伦理自我”和“性情自我”保持着稳定的和谐，但在某些作品中主体的情节却常常违背这一理想的秩序，一旦“伦理自我”和“性情自我”发生冲突，主角常常会选择死亡《边城》中翠翠的父亲在有了孩子以后，“性情自我”渴望带着妻儿离开湘西，但“从逃走的行为上看来，一个违悖了军人的责任，一个却必得离开孤独的父亲。经过一番考虑后，军人见她无远走勇气自己也不便毁去作军人的名誉，就心想：一同去生既无法聚首，一同去死当无人可以阻拦，首先服了毒”;《月下小景》中的情侣不愿遵循原始的习俗，即“女人同第一个男子恋爱，却只许同第二个男子结婚。若违反了这种规矩，常常把女子用一扇小石磨捆到背上，或者沉入潭里，或者抛到地窟窿里”，他们“皆似乎不需要结婚，两人中谁也不想到照习惯先把贞操给一个人蹂躏后再来结婚”，最后选择了殉情。
冲突制造了悲剧，但并非借此对外进行社会制度和道德的控诉或反抗，而是传达了内在平衡的危机和之后的迷茫《边城》中翠翠是如同小兽物一般的自然人，但其家庭注定了她无法自然的一生。她的父母在平衡的冲突中殉情，导致了祖父的愧疚，“他为翠翠担心……无论如何，得让翠翠有个着落。翠翠既是她那可怜母亲交把他的，翠翠大了，他也得把翠翠交给一个人，他的事才算完结！交给谁？必需什么样的人方不委屈她？”不再自然的祖父因多虑耽误了翠翠与傩送的恋爱，结尾傩送最终离开了茶峒，“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留下一个迷茫等待的翠翠。
尽管内在平衡的机制维持了“湘西世界”乌托邦自给自足的运转，营造了人性美并促成了向善的力量，但迷茫的结局还是透露出作家对自己创造的“湘西世界”开始有了动摇和怀疑，首先是乌托邦中的人有了叛逃的愿望，其次是逃离的冲动在表面和谐稳定的平衡中被压抑、爆发，甚至导致了死亡，并由此制造了翠翠这代新一轮无法与爱人结合的悲剧。泛道德的伦理自我与自然状态中的性情自我间相互支撑的“常”被“叛逃”所撬动，但作家对“都市文明”的排斥又与其构成了矛盾的心态，究竟要“逃”往何处？逃走的人还会回来吗？《边城》结尾的疑问让沈从文在乌托邦前停下了脚步。
至此，故事的悲剧戳穿了理想化平衡的假象，正如《从“他者”到乌托邦——沈从文前期创作中的文化身份认同与叙事策略》中作者所提出的，“湘西世界”实是作为都市人的沈从文初期用“他者”目光对湘西的观照，它并非真实的原始生活，而是带着文化身份的、与都市相对立的塑造，后期则逐渐将其乌托邦化、理想化，试图建立主流文化霸权之外的“自主的文化价值观念和话语体系”。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理想化的个体内在平衡的构建，是与同时代下对传统文化体系进行反抗破坏的其他作家不同的、结合传统民族特色所创造的新型文化观念的尝试，既是知识分子对本土文化回归、改造的决心，也是对人性内在的动物性与社会性平衡的人文主义探索，为后来的现代乡土文学发展做出了优秀示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