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燕?彭涛
苏兆征(1885—1929),广东香山(今珠海)人。1925年3月,由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组织和领导了20世纪初中国工人运动史上著名的香港海员大罢工和省港大罢工。曾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三、第四届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作为中国工人运动先驱,虽然苏兆征英年早逝,但实现了其“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为大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战斗宣言。通过领导香港海员大罢工、省港大罢工及参与一系列国际工人活动,苏兆征逐步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工人运动思想。他的这些思想已成为早期中国共产党工人运动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反对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压迫为斗争目标
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从商品输出转为资本输出,船舶制造业和轮船公司是帝国主义以资本输出方式最早在中国经营的企业。伴随外国资本、中国早期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应运而生的就是中国的工人阶级。他们成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带来苦难的主要承受者,因此,他们也最早通过各种工人运动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
1903年,18岁的苏兆征到香港的乐生号轮船当海员谋生。此时的香港早已成为一个世界性商业港口和贸易中心,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香港产业工人遭受帝国主义和资本家的非人待遇。苏兆征面对帝国主义带给中国人民的灾难,不禁大声疾呼:“中国自受帝国主义压迫以来,已垂百年了!而帝国主义尤不餍足,今年竟到处屠杀我同胞,似非把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消灭了是不快意的”“我们要想不受压迫,就得要斗争,这样才有出路”①。
如何才能使中国工人阶级免受压迫?受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的影响,加上作为海员随轮船到世界各地所见的各国工人运动的经历,苏兆征选择把罢工作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形式。1922年1月12日,香港海员大罢工爆发。邓中夏称赞说,香港海员掀起中国第一次罢工高潮的第一怒涛。罢工中面对香港当局制造的沙田惨案,苏兆征为唤醒民众呼喊道:“帝国主义的机关枪大炮已把全中国各阶级的民众烧得沸腾了!帝国主义越加屠杀,就是把他自己的罪恶暴露得更加明显,即是越加告诉我们要反对帝国主义。” ②兼具经济和政治双重意义的罢工强烈动摇了英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殖民统治,促进了全国工人阶级的大联合。
1925年6月19日,香港海员工人打响省港大罢工的第一炮,目的在于取消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收回领事裁判权。苏兆征是罢工委员会主席,由他参与和主持起草的罢工宣言写道:“我们为民族的生存与尊严计,明知帝国主义的快枪巨炮可以致我们的死命,然而我们亦知中华民族奋斗亦死,不奋斗亦死;与其不奋斗而死,何如奋斗而死,可以鲜血铸成民族历史之光荣。” 6月23日,英法等国军队在广州制造的沙基惨案引发罢工狂潮,6月底罢工人数达到25万人。1926年6月19日,罢工工人5万人集会纪念反帝罢工一周年,苏兆征总结反帝斗争的成效时说:“英帝国主义受重大之打击,现今损失已达十四亿元。”③他还在《去年今日》一文中指出:“省港的大罢工,使帝国主义受无限之损失,至今喘不过气来。” 省港大罢工至1926年10月结束,历时16个月之久,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影响非常深远的工人罢工运动。
从香港海员大罢工到省港大罢工,苏兆征坚定地举起反对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压迫的旗帜,树立爱国主义思想,这也成为其工人运动思想的一个重要内涵。为了领导工人运动,他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舍生忘死,殚精竭虑,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以維护工人阶级利益为基本诉求
作为海员工人,在领导或参与工人反帝反资产阶级压迫的斗争中,苏兆征坚守工人阶级立场,始终以维护工人阶级利益为基本诉求,始终以实现和维护广大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青年苏兆征在英美等国的多艘货轮上做过杂役,遭受着邓中夏归纳的中国海员的三大痛苦,“工资薄、‘洗马沙制度及包工制和民族间的不平等”④。有工友描述说:“1920年,苏兆征在一艘英国轮船上领导海员进行了一次反对工头殴打中国海员的斗争,取得了胜利,对其他轮船的海员们鼓舞很大。不久,我工作所在的皇后号轮船也受此鼓舞而奋起举行了这次反工头的斗争。”⑤苏兆征领导的反压迫斗争,被海员认为是反抗帝国主义与资本家的第一次成功,苏兆征亦被称赞为“海员斗争的开路先锋”。为了更好地依靠海员的集体力量来维护自身权益,苏兆征与林伟民、陈炳生等于1921年3月筹划成立香港海员工会。同年9月,香港海员工会向各轮船资本家提出3项要求,要求改善海员工人的工资待遇,维护工人的应得利益,均遭资方蔑视。1922年1月12日,香港海员大罢工爆发后,当天参加的工人就达1500多人。在与港英政府谈判中,苏兆征给林伟民发电报强调:“务得船员满意,然后开工。如以上条件达不到目的,则无磋商必要,各代表可立刻反省。”
3月4日,香港当局制造沙田惨案后,苏兆征与罢工代表严日生联名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致广东政府函,说:“香港政府凶横若此,民不聊生!为此恳求提出抗议,向英领使严重交涉,以重民命,而敦国交。”可见,苏兆征维护香港海员工人利益的态度之坚决。
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苏兆征从维护海员工人利益的认识上转变到为维护工人阶级整体利益的观念上。他在领导省港大罢工之初提出:“对外是反对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对内是打倒军阀,求自由平等,尤其是工农自身的利益。”⑥6月19日罢工正式开始后,经苏兆征等人主持起草、用全港工团委员会名义发表,对香港当局正式提出维护工人阶级利益的6项要求,如“甲,华人应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绝对自由权(中国新闻报立即回复,被捕记者立即释放,并赔偿其损失)……丁,应制定劳动法,规定八小时工作制、最低限度工资、废除包工制、女工童工生活之改善等;制定此项劳动法时,应有工团代表出席……已,华人应有居住自由之权,旗山顶应准华民居住,以消灭民族不平等之污点”。1926年7月5日,苏兆征为罢工工人纠察队成立一周年致慰问词时说,斗争实践证明,“罢工工人代表大会成为发扬民主、团结广大罢工工人的一种很好的组织形式,它充分显示了工人阶级的民主精神和革命首创精神”。
——加强工人阶级内部团结。在领导组织香港海员罢工时,苏兆征一再强调指出:“凡我海员同业,无论粤、甬、鲁,不分省界”“把我们工会下(的)组织做得非常严密,坚固如铁一样,以防备国外帝国资本主义及国内军阀之压迫,而且集中我们的实力,向之进攻”,。1922年开始的香港海员大罢工一呼百应,至3月初,各行业工人参加总同盟罢工人数激增至10万人以上,沙田惨案后,港地商业全都停顿,华人皆已离职。在1925年领导省港大罢工时,苏兆征说:“工人阶级团结,便是力量团结……我们一定要向俄国一样,不分地方、种族、国界,团结起来,夺取资产阶级政权,才是我们的胜利。”-在苏兆征、邓中夏、林伟民的卓越领导下,加入罢工行列的香港工人迅猛增多,到6月底,罢工人数增至25万人,形成一股气势磅礴的革命洪流。两次大罢工告诉我们,只有加强各行业工人的内部团结,才能极大程度上确保革命的成功。
——与农民群众结成反帝联盟。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的苏兆征为生计前往香港成为海员,由农民转为工人,显示了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天然联系。在领导香港海员大罢工时,苏兆征和林伟民强调:“海员工人要加强团结,不断战斗,保护自己的利益;要加强工农兵的大联合,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完成中国革命。”.在省港大罢工期间,苏兆征曾派出罢工工人骨干到农村宣传罢工政策,帮助农民成立农会,组织农民自卫军,开展农民运动。各地农民也积极起来援助罢工,协助封锁香港。1926年5月初,广东农民代表大会代表与出席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代表联袂前往慰问省港罢工工人,苏兆征代表罢工工人对他们表示:“现在罢工虽已逾11个月,但工人已决心为求完成国民革命,打倒帝国主义,达到第一步的解放,虽巨大牺牲亦在所不惜。今日得工农代表前来(慰问),从此我们革命势力更加密切团结,罢工就一定达到胜利。”
——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和华侨。在省港大罢工初期,苏兆征等罢工领导人由于认识上的局限、经验的缺乏和过度情绪化,提出“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这影响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影响到他们对省港大罢工的支持。苏兆征、邓中夏等人根据形势及时调整策略,从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转变到单独对英,提出特许证制度。廖仲恺被刺后,他们又提出“善后条例”,促进广东境内的自由贸易。兼具“保障罢工”和“体恤商艰”的“单独对英”的罢工中心策略,使廣州地区的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方面获得应有的利益,激发了他们参加反帝斗争的热情。他们表示,此次罢工“为人民自动,出于爱国运动,争回国体与人格,各工友如此牺牲热烈,我等商人亦应联合一致热烈援助,务求达到香港完全承认复工条件为目的”/。广东是著名的侨乡,华侨遍布世界各地。省港大罢工一开始,苏兆征等领导人通过各种途径,向华侨广泛宣传罢工的意义和正义性。省港大罢工爆发以来,“所有经济多赖各国华侨捐助,先后汇交省港罢工委员会,至今源源不绝,可见华侨对于此次向帝国主义罢工,极尽热烈之援助,衷心爱国甚可敬佩”0。1926年3月底,苏兆征报告罢工以来的财政收支情况时说:“此次罢工共收入290余万,华侨占190多万。”
——加强与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左派力量合作。苏兆征与邓中夏等罢工领导人在省港大罢工中对争取国民党及由其掌控的广东政府的合作与支持的重要性有深刻认识。正如,邓中夏指出:“假如当时不取得国民党的帮助,的确罢工不到一个星期便要倒台。试问十几万人的伙食经费从何取得”“国民政府是国民党的政府。国民党党纲是以打倒帝国主义为职志的。省港罢工是反帝国主义运动,国民政府当然不能像张作霖一样对爱国运动加以摧残,而应该加以爱护的”1。当时的广东地区局势混乱,而罢工队伍云集广州,也就成为了广东政府的坚强支柱。因此,在坚持中国共产党对省港罢工组织领导权的同时,苏兆征、邓中夏等人十分注意加强与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左派力量的密切合作,聘请廖仲恺等为罢工委员会的顾问,经常就重大决策和活动与之磋商。廖仲恺一再表示:“在政府方面,尽力为全民而争,在(国民)党方面,也出尽能力而争。”2
——重视国际联合。在领导罢工运动时,苏兆征还注重加强国际统一战线的建立。香港海员大罢工爆发后不久,苏联政府派遣代表到广州海员罢工总办事处了解情况,并表示:“倘罢工中用度有不敷之处,俄国工党肯予维持,务达互助之目的。”3苏兆征主动联络华俄通讯社,向他们介绍罢工的经过和意义,将每日罢工的消息提供给他们,向世界各地报道。苏兆征和罢工总办事处还曾致电法国共产党主办的报纸,请他们转告各国工人阶级,以争取支援。1924年6月,东方太平洋运输工人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苏兆征在会上作报告说:“乃东方民族都是受帝国主义的压迫,所以最有力量反对帝国主义之东方运输工人应有特别的联合。”这次会议是苏兆征积极组织中国乃至整个远东的第一次国际工会的活动。1926年5月间,英国前工党议员迈朗到广州访问,兴奋地表示:“自后中英两国工友,更密切地联合起来”“英工友均极力援助中国工友”“我们当尽些绵力来援助你们”。
综上所述,苏兆征在领导工人运动中,通过加强工人阶级内部团结,与农民群众结成反帝联盟,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和华侨,加强与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左派力量合作,重视国际联合,形成了工人运动的统一战线,取得了工人运动的斗争胜利,极大地动摇了帝国主义,特别是英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基础,为推进民主革命的进程作出重要贡献。
〔作者分别系吉林大学珠海学院副教授、讲师。本文为广东省珠海市2019-2020年度哲学社会社科规划课题“苏兆征工人运动思想研究”(编号:2019YC054)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 叶庆科:《苏兆征评传》,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第44页。
②,苏兆征:《苏兆征文集》,人民出版社,2013,第6、43页。
③⑦/12卢权、禤倩红:《珠海历史名人·苏兆征》,珠海出版社,2006,第163、172、153、157、158页。
④邓中夏:《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第234页。
⑤卢权、禤倩红:《珠海历史名人·苏兆征》,珠海出版社,2006,第40页;转引自刘达潮:《广东海员的战斗历程》。
⑥《工人之路特号》(第195期),1926年1月8日。
⑧卢权、禤倩红:《珠海历史名人·苏兆征》,珠海出版社,2006,第87页;转引自苏兆征在全国海员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之报告,1926年1月。
⑨卢权、禤倩红:《珠海历史名人·苏兆征》,珠海出版社,2006,第163页;转引自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千千万万中国人民》。
⑩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苏兆征研究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第8页。
-《工人之路特号》(第287期),1926年4月11日。
.中共珠海市委党校“珠海历史名人研究”课题组:《珠海‘红色三杰的政治思想及启示初探》,《珠海市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第64页。
0卢权、禤倩红:《珠海历史名人·苏兆征》,珠海出版社,2006,第155页;转引自《工人之路》,1926年6月16日。
3卢权、禤倩红:《珠海历史名人·苏兆征》,珠海出版社,2006,第55页;转引自《申报》,1922年2月2日。
(责编 王燕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