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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执政实践中形成的宝贵财富

中国共产党执政实践中形成的宝贵财富

孙昊

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迫害,中国共产党人勇敢地领导人民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随着土地革命运动的开展,中国共产党在湖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湖北、河南、安徽、江苏、浙江、四川等10多个省的边界地带开辟了13块大小不等的主要革命根据地。其中,中央苏区形成赣县至永丰纵约400里、万安至瑞金横约300里的广阔土地,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省瑞金县叶坪村胜利召开。11月27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进入了崭新阶段。

在苏区,中国共产党领导苏区广大军民开展了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方面建设,数次粉碎了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在长达十年的伟大实践中,孕育形成了具有丰富内涵的苏区精神,为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提供了不竭动力。2011年11月,习近平同志在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80周年座谈会上对苏区精神进行了深刻阐释:“在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中,在建立红色政权、探索革命道路的实践中,无数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以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等为主要内涵的苏区精神。”

坚定信念

坚定信念是苏区精神的核心与灵魂,体现了党和广大苏区人民对革命必将胜利的坚定信心。1929年,毛泽东、朱德面对国民党的重兵“围剿”,采取“围魏救赵”策略,率领红四军下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由于种种原因,接连失利。红四军内部产生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中央也有“二月来信”,对革命局势与革命力量估量有些悲观。1930年1月古田会议之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应该走何种道路的重大理论问题作了深入思考,并在给林彪的回信中客观地分析了革命局势的发展,在信中毛泽东坚信革命必将胜利,认为革命形势“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形象生动地把即将到来的革命高潮比作“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毛泽东通过揭示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规律,得出了星星之火必然成为燎原之势的论断,表达了党和苏区广大群众坚定革命必胜的信念和开展武装斗争、建设革命根据地的决心。历史也正如毛泽东所判断的一样,1930年至1931年间,包括中央苏区在内的各地革命根据地相继建立。

坚定信念还表现在苏区广大军民顽强拼搏的革命意志与勇于牺牲的崇高气节上。在保卫苏维埃政权的革命斗争与反“围剿”战斗中,无数革命先烈慷慨赴死,用生命诠释坚定的革命理想信念和对党的忠诚。1928年,《红旗报》主编肖华燧被俘入狱,誓不投降,慨然写下“红旗日渐当空现,革命成功属早迟”的诗句后从容就义;1934年,在江西省兴国县灵山边,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裁判部部长江善忠为掩护战友被包围,写下血书“死到阴间不反水,保护共产党万万年”后纵身跳崖;1935年3月,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率部队突围时被俘,在狱中他拒不降敌,坚信“中华民族必能得到解放”,毅然写下《带镣行》,抱定“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的革命决心从容就义;同年8月,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缔造者方志敏不幸被捕,就义前在狱中写下《可爱的中国》《清贫》等文章,在留下“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的遗言后慷慨就义;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教育部部长的瞿秋白,转移途中在福建长汀被捕,面对敌人的诱降决不变节,坦然面对枪口,高唱国际歌从容就义。红军长征后,陈毅等人领导苏区广大群众开展了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在面临绝境之时,他为自己写下“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等绝命诗,所体现的革命乐观主义与坚定理想信念,正是苏区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与力量源泉。

求真务实

求真务实,是苏区精神的核心呈现,更是贯穿我们党的全部实践、全部理论的思想主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短短几年里创建一支相当规模的人民军队和一系列革命根据地,并推动根据地建设取得重要成就,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由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注重调查研究,根据中国实际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党内教条主义盛行,给党和革命事业带来了不小的负面影响。为破除这种教条主义思想,毛泽东开始探索并提出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理论概念和基本思想。1929年6月24日,毛泽东针对党内和红四军内出现的重大争论问题,明确提出:“近日问题(军委问题,但原则的问题)只是历史的结穴,历史上一种错误的思想路线上的最后挣扎。”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提出“思想路线”的概念。同年12月,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对红四军党内存在的错误思想进行批判,认为必须“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在进行革命斗争的同时,毛泽东为理清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工作,他先后在赣南、闽西等地开展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10多个调查,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农村土地占有情况、各社会阶层状况和政治态度以及工商业发展等问题有了切实了解,并于1930年撰写《调查工作》(1964年,此文被收入《毛泽东著作选读》时标题由毛泽东改为《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在《调查工作》一文中更加鲜明地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并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更进一步指出“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毛泽东在苏区时期提出“思想路线”的概念为党后来形成“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苏区时期,毛泽东带领苏区干部积极开展调查研究,兴起调查研究的热潮,并指出“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的情况”,强调“调查要深入细致,要下马看花,才能了解问题的实质。走马看花,是解决不了问题实质的”。他曾形象地比喻,调查研究就像是“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像是“一朝分娩”。2017年12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提出:“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苏区精神的传承和进一步发扬。

一心为民

一心为民理念是苏区精神的重要体现。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一苏大会”)在瑞金召开,选举产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这是中国历史上首个人民民主政权,开启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崭新时代。

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之初,苏维埃政府先后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等120余部较为完善的法律法规与行政命令,规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实行工农民主专政的国体和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以法律制度保障工农民主专政和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所有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大众都能通过直接政治参与和普遍民主选举的方式参与苏维埃政权的管理,充分体现了“苏维埃是工农劳苦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机关”(毛泽东语)。

同时,毛泽东等党的干部真心实意地为苏区群众谋利益,他在教育党员干部关心群众生活时就提出,每个共产党员要像和尚念经一样时刻叨念“争取群众”。

在今天的瑞金沙洲坝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二苏大会”)旧址,那宛若红军八角帽的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里,陈列着“二苏大会”来自全国各地的苏维埃代表名单和代表证。1934年1月27日,“二苏大会”召开,正值第五次反“围剿”开展的关键时期,礼堂内随时可以听到前线的炮火与敌机的轰鸣。毛泽东向出席“二苏大会”的代表们作了题为《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的结论》的发言,他没有谈迫在眉睫的反“围剿”斗争,而是更加关心群众的生活,从土地问题、劳动问题和柴米油盐问题谈起,并强调要“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的重要性。更生动地举例,“长冈乡的农民被火烧了一间半房子,乡政府就发动群众捐钱帮助他,有3个人没饭吃,乡政府就马上捐米救济他们,这些都是小事,但把群众的这些小事做好了,群众就热烈地拥护党,当红军号召扩红时,长冈乡青壮年男子百人中有80人当红军去了,这是为什么的?用长冈乡群众的话说,就是‘共产党真好,什么事情都替我们想到了”。同时教育广大党员要关心群众,只要这样,“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这样做,是“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也让广大苏区干部认识到战胜强大敌人、取得反“围剿”胜利的关键就在于千百万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戴。正是由于党对苏区人民真心实意的关心,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切实解决群众实际困难,共产党受到苏区群众的真心拥戴,才铸就了苏维埃“真正的铜墙铁壁”。

清正廉洁

“艰苦奋斗,廉洁奉公,勤于政务,一身正气”是苏区时期党的广大干部形成的优良品质。

为避免几千年封建陋习与农民小资产阶级思想对干部的腐蚀,苏区开展了反贪污浪费运动。在这场运动中,苏维埃中央政府制定了许多法律法规。1933年12月15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二十六号训令》,并在苏区范围内实行统一的会计制度、审计制度和国库制度,建立了完善的监管制度体系。毛泽东在众多场合教育党员:“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党和苏维埃政府反对一切贪污腐败行为,“如果发现了贪污腐化消极怠工以及官僚主义的分子……立即惩办、决不姑息”;规定贪污500元以上者,就处以死刑。1932年5月9日,苏维埃中央政府临时最高法院依照训令,对瑞金县苏区的腐败村长谢步升处以枪决,打响中央苏区反腐惩贪的第一枪。

苏维埃干部同官僚主义和贪污腐败现象积极开展斗争。为了巩固苏维埃政权,苏维埃政府设置了检举箱与控告箱,欢迎广大苏区群众检举监督,《红色中华》《红星》《斗争》《青年实话》等一批党的机关报刊专门开辟“红版”“黑版”和“反贪污浪费案件”专栏。苏维埃政府对党的干部严格制定标准制度,规定乡、区、县、省各级政府领用生活费人数,实行最低生活标准。有一次,毛泽东与江西军区参谋长陈奇涵到长胜县铲田区调查工作,夜宿在区政府的祠堂,第二天临行前,特意嘱咐警卫员吴吉清要交伙食费和住宿费。区政府财政部同志不肯收钱,毛泽东坚持原则,向区财政部转交了食宿费。由毛泽东向区政府交的“一元八角”食宿字据保留到了今天。

除此之外,苏区土地上还涌现出一大批清正廉洁的好干部,其中有“以身作则的好干部”、临时中央政府工农检查人民委员、内务人民委员部代部长何叔衡,有“腰缠万贯的讨米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有“勤政爱民、廉洁奉公”的兴国模范县委书记谢名仁、长冈乡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昌宝等。1934年4月至9月,中央审计委员会对中央政府各部检查后,在审计报告中宣布:“只有苏维埃是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

艰苦奋斗

“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打灯笼访贫农。”这首人们耳熟能详的红歌是苏区党员干部艰苦奋斗精神的最好诠释。

苏区时期,广大党员干部克服重重困难,砥砺前行,发生了許多感人故事,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卓越的政治品质与优良的工作作风。由于长期受到军事斗争与国民党经济封锁影响,苏区生活必需品严重缺乏,温饱问题时常得不到解决。在第四次反“围剿”结束与第五次反“围剿”来临之际,苏区部分地区发生了粮荒,前线粮食供给严重不足。针对这种情况,苏区干部带头开展“借谷运动”和“节省运动”,号召苏区全体干部“每天节省一个铜板;不进馆子,不吃零食;节省办公费用;普遍建立节省箱,每个伙食单位建立一个菜园;开展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

苏区上至中央政府主席,下至伙夫马夫,没有报酬,节省伙食,全体干部与红军将领无论职位高低,都始终与人民一起“有盐同咸,无盐同淡”,坚持革命。苏区的干部每次下乡都靠着“三样宝贝”,肩背干粮、脚穿草鞋、手打灯笼,日日夜夜干革命。毛泽东“节约一根灯芯”,朱德与红军战士同编草鞋,周恩来在前线“睡门板,枕砖头”等鲜活的事例在苏区群众中广为流传。

争创一流

苏区时期,广大党员干部投身苏维埃建设事业,处处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培育了争创一流的优良作风。《苏区干部好作风》歌谣与江西东北及兴国县长冈乡、福建上杭县才溪乡创造的“第一等工作”和“苏区干部十带头”的模范事迹,载入了苏区的光辉历史当中,凝聚了“争创一流”的苏区精神品质。

依托“争创一流”的苏区精神,涌现出“苏维埃模范省——闽浙赣省,模范县——兴国县,模范乡——长冈乡和才溪乡”等先进典型。闽浙赣省作为苏维埃模范省,在方志敏的带领下,独创了一套卓有成效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工作方法,被毛泽东夸赞为“方志敏式”的根据地,特别是设立“对外贸易处”开展对外贸易,向中央上交了数千两黄金白银,在经营上开创了苏区的先河。

“争创一流”的精神还体现在苏区干部努力拼搏、开拓创新、发挥模范带头作用。苏维埃模范县兴国县的干部在工作中,创造了党员干部“十带头”,从政治学习、军事训练、执行勤务、参军参战、遵纪守法、购买公债、节约粮食、优待红属、发展生产和移风易俗十方面开展评比。1932年,中央政府发出扩红令。兴国县在短短3个月内组织成立了工人师、少共国际师与模范师,有8万多人参加红军,占全县人口1/3以上;在苏区困难时期,兴国县是购买公债最多的县;反“围剿”斗争最困难时期,兴国县承担了支援62000担军粮的任务,两次支援前线71000多担,超额完成任务。1933年,在苏区扩大红军的群众大会上,周恩来称赞说,“中国外国不如兴国,南京北京不如瑞金”。在“二苏大会”上,毛泽东亲笔题写“模范兴国”的红旗授予兴国,并称兴国人民创造了“第一等工作”。会上,毛泽东还表彰了福建上杭、长汀、永定等县,赣南的西江,湘赣边的茶陵、永新、吉安等县,湘鄂赣边的阳新县,瑞金直属县等,赞扬他们的工作“同样值得我们大家称赞”。

无私奉献

苏区时期,党和广大苏区军民为了革命事业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牺牲。在反“围剿”艰难时期,广大苏区群众为了支援革命事业,把最后一碗米、最后一尺布、最后一块银元、最后一枚铁钉都奉献出来支援红军,真正做到了“红军需要什么、苏区人民就奉献什么”。

“一切为了苏维埃”是苏区时期党和人民群众支持革命斗争的体现,面对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为了支持革命戰争与经济建设,苏维埃政府发行了革命战争公债与经济建设公债,苏区人民先后认购公债368余万元。在反“围剿”斗争期间,红军战线到哪里,群众支援工作就开展到哪里,为保障前线部队作战,党发动群众在后方进行募资,苏区人民倾其所有支援。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带头节省口粮,每人按月只有30斤粮食,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更是只吃糙米节省口粮,博古、陈云、邓颖超等20余位中央干部在《红色中华》报上联名倡议“每天节省二两米,不要公家发夏装,全部捐给前方将士”。

苏区时期,广大人民奉献一切参加革命。赣南先后有33万余人参加红军、60万人支援前线战斗,有30多万人为保卫革命根据地献出了生命;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中,赣南子弟达到5万多人,长征路上平均每一公里就有3名赣南子弟倒下。为了保卫苏维埃政权,瑞金杨荣显一家“八子参军、满门忠烈”;瑞金华屋村17名子弟栽松明志“共赴沙场,一去不归”;兴国籍烈士李美群“马前托孤”。这些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在苏区这片红色土地上数不胜数。

“苏区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苏区精神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在十年浴血奋战中孕育而成的宝贵精神财富,是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政实践中形成的独特精神形态,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苏区精神与其他革命精神同根同源、一脉相承,又具有不同的形成背景、精神内涵与表现形式,是根植于苏区红色土地、凝聚了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政治本色与精神特质的宝贵精神财富,具有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血脉的优秀基因。

2019年5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视察时指出:“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铸就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革命精神。这些伟大精神跨越时空、永不过时,是砥砺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不竭动力。”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营养剂,回顾苏区历史、弘扬苏区精神,为新时期我们党肩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精神支持,为“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践行者”提供了思想指引和精神动力。

苏区精神蕴含了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的文韬武略,是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经验宝藏。“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在苏区这片热土上进行的局部地区执政的尝试和预演,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最为重要的试验田。深刻认识苏区精神的时代价值,把弘扬苏区精神贯穿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必将有助于推动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提供精神支撑。

〔作者系赣南师范大学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教师。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红色文化百年发展史研究”成果(编号:17ZDA007)〕

(责编 申世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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