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洪刚?徐魁峰
1929年3月蒋桂战争后,桂军将领俞作柏、李明瑞主政广西,想借助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中共中央决定利用这一时机,争取与俞作柏、李明瑞的合作,在广西军队中开展兵运工作,发展党的力量。
中共中央陆续派邓小平、贺昌、张云逸等一批干部前往广西,由邓小平担任中央代表,负责领导我党在广西的工作。同年10月俞作柏、李明瑞倒戈反蒋失败后,邓小平果断在南宁举行兵变,并决定将部队带到右江与农民运动相结合,筹划武装起义。12月11日,百色起义成功举行,红军第七军成立,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兼政治委员。同日,右江地区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成立右江苏维埃政府,雷经天任主席。
百色起义革命先辈惊天动地的伟业,铸就了“百折不挠、实事求是、依靠群众、团结奋斗”的百色起义精神。2010年5月,习近平同志视察百色革命老区时指出,百色起义是我党在少数民族地区革命斗争的成功实践,为我党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革命斗争积累了十分宝贵的经验,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卓越贡献,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百折不挠
翻开历史长卷,回顾红七军革命历程,就会发现有这么一群一旦相信了就始终跟着走、一旦认定了就永不放弃的坚定的革命者。广西农民运动领袖韦拔群,出生富裕之家,前程大好。26岁时,国民政府的广西省长请他当县长,他严词拒绝,毅然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韦拔群从小立志为劳苦大众翻身谋解放,参加过北伐,见过孙中山,一次又一次探寻真理,一次又一次淬火信念,在31岁那年如愿以偿参加了党在广州创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找到了信念之火、信仰之光。红七军主力北上后,他和大家坚守右江根据地,睡山林、住岩洞、吃野菜、啃树皮。敌人没有打倒他们,困苦没有压垮他们,革命火种不但没有熄灭,反而更加照亮了右江大地。“穷人闹革命,众乡亲,雄心要坚定;今日处恶境,但相信,雾散天会晴,想起好前程,浑身劲,吞菜也甜心。”这是韦拔群在1926年编写的山歌,表现了右江农民面对艰难险阻,信念坚定、毫不退缩、勇往直前的革命信念。无数革命者在韦拔群的引领下,抱着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毅然参加革命。他生前没留下一张照片,头像是根据熟人回忆绘制的。他被叛徒杀害,头颅被先后挂在多个城头示众;他给自己的孩子取名韦革命、韦坚持、韦到底,他们都牺牲于敌人的屠刀之下。毛泽东称赞韦拔群是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最好的学生,读了半本马列,红了半个中国;邓小平为他题词,说他不愧是模范的共产党员,始终英勇顽强、百折不挠。
共产党人就是以这种矢志不渝、追求真理的意志信念引领红军将士一路披荆斩棘、浴血奋战。l930年,红七军离开百色北上远征,转战5省,历时10个月,行程7000多里,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冲破多次围追堵截,大小战斗百余次,牺牲5000多人,1931年7月到达中央苏区,被毛泽东亲切地称为“千里来龙”。虽然损失惨重,但这次伟大、光荣的远征无疑是百折不挠精神的生动体现。
革命一定成功、国民党反动派一定能被打倒的坚定信念,牢固支撑着右江红旗高高飘扬。1931年2月至1932年8月,国民党桂系军阀先后3次“进剿”右江革命根据地,形势最为严峻的是第三次。在危急关头,中共右江特委没有被困难吓倒,号召各族群众要“坚决奋斗到底,最后胜利是不远的”。1932年8月,国民党重兵“进剿”巴暮地区(今广西凤山县、天峨县一带),驻守巴暮地区的红六十三团在团长韦国英的带领下,利用有利地形多次成功阻击敌军的疯狂进攻。但敌我力量悬殊,红军坚持抗击一个多月后,韦国英带领少量部队成功突围。未突围的80多名红军战士,由营长蓝志仁带领,退守甘孟山,依托有利地形继续英勇战斗,子弹打光了,就扔石头、木头,石头、木头扔光了,就与敌军肉搏,宁死不屈,最后16名勇士抱着敌人跳下悬崖,全部壯烈牺牲……他们用信仰表现出了舍生忘死、百折不挠的伟大力量。
实事求是
百色起义期间,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广西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创造性地解决了广西革命斗争面临的诸多问题,开创了广西革命的新局面。
1929年7月邓小平到达南宁后,根据实际情况,客观分析国民党左派和右派间的关系,对俞作柏、李明瑞等国民党左派采取团结、教育、支持、争取、利用的策略,邓小平等人提出的很多看法、建议,契合俞作柏、李明瑞的需求和实际工作需要,所以都表示认同和接受。信任逐渐建立后,俞作柏、李明瑞渐渐地在情感和认识上与中国共产党趋于一致,合作的意愿也随之增强。邓小平一切从实际出发,开展上层统战工作,尤其是争取对军队领导权的斗争,对于广西恢复大革命失败以来遭受严重破坏的党组织及推动工农运动恢复和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也为在百色举行武装起义创造了有利条件。
百色起义是1929年12月11日爆发的,但远在上海的党中央要求务必于11月初起义。当时中国革命进入低潮,起义各项条件都不成熟、不充分。面临两难抉择的邓小平火速召开前委会议,决定再用40天时间加紧准备。事实证明,正是由于邓小平结合实际情况作出的精准判断,确保了起义的成功。
百色起义成功后,准备开展土地革命。邓小平深切体悟到,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土地革命,不能照搬其他苏区的经验,更不能生搬硬套条条框框。他带头走进壮乡瑶寨,根据实际分析估量,颁布了《土地暂行条例》《共耕条例》等系列政策,让党在壮乡一呼百应。
壮乡的土地革命本质上就是实事求是的土地革命。邓小平等共产党人常常到贫苦农家访贫问苦,尊重少数民族风俗和意愿。《条例》规定分配土地应以乡为单位,避免出现小村农民分得的田少且较差的情况;规定分配土地应以人口为标准,在分配时还采取抽多补少、肥瘦搭配的原则。对待少数民族,红七军前委强调,“在一切发动群众的工作之中,要注意到瑶民和山场中贫苦农民的利益,必要更切实地在实际工作上打破汉瑶的种界,消灭田霸与山场的地方观念”,指出“瑶民分配土地,有些瑶民不愿下山,则分配山地”。在土地所有权方面,红七军前委尊重各族群众意愿,提出“由苏维埃政府给以使用证比较安心些,有了凭据,故分配土地后由苏维埃发给使用证,禁止买卖”。这些措施无不体现红七军前委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
1931年4月29日,邓小平在上海给党中央写的《七军工作报告》,以十分诚恳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分析、总结了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工作体会和教训。《七军工作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表述:“过去七军的中心错误是处处以军事为中心来决定一切问题,不是以群众为中心来决定一切问题的错误路线,结果常常处于被动地位。”邓小平深刻反思了百色起义期间的11条工作错误,体现了共产党人的政治觉醒和崇高个人品格。
依靠群众
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百色起义的成功离不开广泛的群众基础。右江各族群众纷纷参军参战,支持红军。1929年12月到1930年8月,红七军由4000多人发展到7000多人,在新参军的近3000人中,绝大部分是右江地区的各族青年。
聚居在巴马西山的瑶族群众,宁可自己吃野菜或挨饿,也要借上山种地的机会,骗过敌人的严密搜查,把节省下来的粮食和盐送到山上给红军,西山成为最可靠的革命根据地。1932年韦拔群牺牲后,瑤族干部杨正规领导西山瑶族与壮、汉族群众一直坚持斗争,直到1949年迎来广西解放。
百色起义纪念馆里陈列着一根马鞭,乍一看平淡无奇,但这根毫不起眼的马鞭,却是镇馆之宝,蕴藏着一段珍贵的革命往事。百色起义后,邓小平忙于走村串户,访贫问苦。1930年的一天,邓小平在村里开完会后,遗失了随身携带的马鞭,而马鞭恰好被林凤区苏维埃政府炊事员黎爱廷捡到,他打算再次见到邓小平时亲手交给他。谁知,不久邓小平就率部离开了。敌人反攻根据地时,为了不暴露邓小平的行踪,黎爱廷把马鞭藏在自家墙缝中。敌人为了逼供,烧塌了他的房屋,他始终没有吐露半个字,马鞭幸运地被保存下来。黎爱廷去世后,他的外甥将这根马鞭捐给纪念馆。马鞭虽小,却体现了壮乡人民对红军的拥护爱戴和深情厚谊。
发动群众、唤起民众投身革命,是百色起义前后中国共产党人紧紧依靠群众的重要方法。韦拔群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成返乡后,变卖家产,在武篆北帝岩(今东兰县武篆镇列宁岩)开办广西农民运动讲习所。韦拔群经常和学员讲,大家学习就是为了更好地为农民谋利益,实现这一目标就要革命,革命是自愿的,不能强迫。韦拔群提出:“要革命的站拢来,不革命的走开去。”农民运动讲习所共举办3届,为右江革命事业培育了600多名农民运动骨干。他们就像种子一样在右江各地生根发芽,历经风雨,茁壮成长。
右江地区各族群众历来能歌善舞。百色起义革命先辈把遍及壮乡瑶寨的歌谣赋予革命的内容,让革命思想通过山歌渗入农民心中,以提高群众的革命觉悟。韦拔群创作的民歌《游历三年整》唱道:“游历三年整,找到了革命。领路是列宁,革命为人民。凡是苦百姓,革命才翻身。游历三年整,找到了革命。马克思主张,拯救我农民。领路是列宁,革命为人民。”红七军学习井冈山斗争的经验,每个连队都设有宣传队伍,走到哪里,就把民歌唱到哪里。
团结奋斗
右江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90%以上,取得各族群众大力支持是革命成功的重要保证。邓小平、张云逸等红七军领导坚持团结原则,带头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强调在工作和生活中不得侮辱和歧视少数民族群众,要与他们平等相处、团结互助。1929年11月颁布和实施的《广西东兰县革命委员会最低政纲》(草案)提出“瑶民经济、政治、教育、工资上与其他人民一律平等;严禁虐待瑶民;没收山主的山场、土地、森林,分给瑶民”等维护少数民族利益的措施。这些措施赢得了民心,受到右江各族百姓称:“红军战士真是了不起,红军的‘甫头(壮语,意为领队)是好样啊。”
右江各族干部群众和红军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百色田东有一个村庄,是百色起义的红军村,在这里打响了百色起义的第一枪,史称“恩隆暴动”。革命时期,百谷村一共86户人家,有85户131人参加革命。这些壮族同胞,换身衣服,拿起枪支,就成了不怕牺牲的红军战士。
少数民族干部为苏维埃政府的成立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牺牲。据统计,右江特委两届委员会7名壮族委员中,有6名牺牲;9名县委、县特支第一任书记中,有6名壮族书记牺牲;右江苏维埃政府两届委员会的13名壮、瑶族委员中11人牺牲。雷经天曾撰文高度评价右江地区的少数民族干部,称“这些干部在革命斗争过程中,只有牺牲,没有叛变”。中国共产党人就是以这种精神的力量、信仰的力量,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改造了一切可以改造的人,塑造了一切可以塑造的人。百谷村的革命群众,在最穷困潦倒的时候,内心有一个坚定的愿景,那就是,跟着共产党,一定有好日子过!
百色起义是党的六大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工农武装割据的成功实践和光辉典范。百色起义后创建的右江革命根据地,是我党在少数民族地区创建的全国瞩目的革命根据地,谱写了壮、汉、瑶等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苦难辉煌和胜利篇章。伟大实践孕育伟大精神,百色起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先进性的集中反映,是中国共产党优良传统的生动体现,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革命和建设的精神动力。
从“右江风雷”到“红旗不倒”,从“挺进右江”到“土地革命”,从“扎根群众”到“民族团结”,从“南宁兵变”到“转战千里”,从“收复百色”到“解放广西”……百色起义精神在党领导广西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事业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精神的力量跨越时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继承和弘扬百色起义精神同样具有重要的价值。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需要有百折不挠的坚定理想信念,我们要初心不改,矢志不渝,前赴后继,不畏艰难,敢于牺牲一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需要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们要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断认识规律,不断创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我们要依靠群众、深入群众、了解群众、满足群众需求,与群众打成一片,与群众同甘共苦。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需要团结奋斗的工作作风,我们要像百色起义革命先辈一样,善于团结各阶层和各族群众等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凝聚起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责编 申世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