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延明
青年毛泽东最大的人生愿望和职业梦想是当一名教师。即使后来成为闪耀着诸多璀璨光环的世界巨人,也一直对教师这个职业念念不忘和孜孜向往。他浓郁的教师情结、师生情谊和教育情怀,已成为其波澜壮阔的伟大人生历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教育系我职业”
1917年8月23日,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的毛泽东,给历史和国文老师黎锦熙写了一封3200余字的长信,郑重谈到自己的“教书”问题,“陈求指答”。其中写道:“现届毕业不远,毕业之后,自思读书为上,教书、办事为下。自揣固未尝立志,对于宇宙,对于人生,对于国家,对于教育,作何主张,均茫乎未定,如何教书、办事?”他还谈到自己“久思组织私塾”的念头,计划“采古讲学与今学校二者之长”“课程则以略通国学大要为准”。可见,青年毛泽东一直在为自己未来的教师生涯和办学计划而思索,向老师寻方求教。
1918年6月,毛泽东以优异成绩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8月11日,他致信在湘潭的一师同学、新民学会会员罗学瓒,希望他从事教育工作。他深感同学中应该“多几个从事小学教育之人”,否则“后路空虚,非计之得”。他认为,在其他方面就业,“不如从事教育之有大益”。
1919年9月5日,毛泽东在从长沙修业小学寄给黎锦熙的信中自豪而自信地写道:“我是学教育的一个人。”1920年1月19日,毛泽东在《湘教职员请撤惩张敬尧》一文中写道:“窃我国今日要务,莫急于图强,而图强根本,莫要于教育。”同年3月14日,他在致同学周世钊的信中写道:“关于生活费用取得的方法,约定为下列几种:(1)教课(每人每周六小时乃至十小时)。(2)投稿(论文稿或新闻稿)。(3)编书(编一种或数种可以卖稿的书)。(4)劳力的工作(此项以不消费为主,如自炊自濯等)。”11月25日,他在给向警予的信中又写道:“教育系我职业,顿湘两年,业已决计。”
1920年12月1日,他在给蔡和森的信中提出:“教育一要有钱,二要有人,三要有机关……共产党人非取政权,且不能安息于其宇下,更安能握得其教育权?”由此可见,毛泽东对教育的地位和作用重要性的认识,逐渐深入到只有通过夺取政权才能掌握教育权的革命道理。
1921年1月16日,毛泽东出席新民学会在文化书社举行的例会。在讨论“会员个人生活方法”时,他认真地说:“我可愿做的工作:一教书,一新闻记者,将来多半要赖这两项工作的月薪来生活。”换言之,毛泽东早期的理想工作第一选择是教书,是把教师职业作为谋生的途径和实现理想的平台。
毛泽东青年时代决心当一名教师、志愿终身从事教育事业的坚定信念,还可通过他当年细心填写的一张调查表体现出来。
1921年9月29日,已经参加了中共一大的毛泽东致信少年中国学会第三届执行部主任杨钟健,寄去补填的“入会志愿书”,并附上自己填写的“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终身志业调查表”。在该表“终身欲研究之学术”一栏中,毛泽东写有 “教育学”3个字;在“终身欲从事之事业”一栏中,写有“教育事业”4个字;在“将来终身维持生活之方法”一栏中,写有“‘教育事业之月薪酬报及‘文字稿费”;在“备考”一栏中,则较为详尽地填写了这样一段文字:“所志愿之事业现时还只着手预备,预备三年或四年。后个人须赴国外求学,至少五年,地点在俄。后再回国,从事所欲办之事业。”
这表明,毛泽东对“终身从事教育事业”可以说是深思熟虑、成竹在胸、信念坚定,不仅确定了具体、可行的路线图和时间表,而且制定了较为长远、科学的人生发展规划。
“当名教书先生也是不容易的呢”
毛泽东的教书岁月,大体可分为5个阶段:一是1917年9月在湖南一师附小进行的教学实习阶段。毛泽东“首登讲台”讲授国文,教学设计精细,深得好评。二是1917年10月至1918年5月在湖南一师担任学友会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期间开办工人夜学阶段。毛泽东既是夜学组织管理者,又是历史教员,与工人亦师亦友。三是1919年4月至1920年9月擔任长沙修业小学历史教员阶段。毛泽东一边教书,一边革命,在教育实践和社会活动中初试锋芒。四是1920年秋至1921年冬担任湖南一师附属小学主事(校长)阶段。其间,毛泽东以先进的教育理念,大力革新教学内容和方法,实施学校民主管理,促进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并利用这一阵地积极开展革命活动,使附小生机勃勃,面貌焕然一新。五是1921年9月至1922年5月兼任湖南一师师范部第22班国文教员阶段。毛泽东因材施教,文以载道,课堂教学别开生面,他还利用多种形式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和革命教育。
此外,作为“大学校长”和“干部教员”,毛泽东在长沙、瑞金、延安等地创办各级各类大学以及在广州和武昌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期间,经常为学员讲课或作报告,由此延续了他的教书生涯,展示了他在教学过程中教之以情、晓之以理、授之以趣、巧之以喻的精湛教育艺术。
毛泽东认为:“教书就是为人民服务。” 1949年10月15日,他在致老同学、湖南一师校长周世钊的信中写道:“兄过去虽未参加革命斗争,教书就是有益于人民的……兄为一师校长,深庆得人,可见骏骨未凋,尚有生气。倘有可能,尊著旧诗尚祈抄寄若干,多多益善。”10月25日,他致信湖南一师附小毕业生、当时在上海格致中学任教的许志行:“你在上海教书甚好。教书就是为人民服务。为不荒废课业,不要来京。如遇假期,可以来京一游,看一看仍回去教书。”1950年4月2日,毛泽东应教育部部长马叙伦之请,为《人民教育》杂志创刊号(1950年5月1日)题词:“恢复和发展人民教育是当前重要任务之一。”深情表达了他对教育事业的重视、关心和期望。
20世纪50年代,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百废待举。毛泽东日理万机,常常是通宵达旦地忘我工作,有时会因严重失眠而有些焦躁,令身边工作人员为之担心。有一次,毛泽东说:“告诉同志们,毛泽东不可怕。我没想到我会当共产党的主席,我本想当一名教书先生,就是当名教书先生也是不容易的呢!”再次表露出他对教师职业的深情向往。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始终要求学生尊重老师。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这是毛泽东生前最后一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谈话中,针对“四人帮”散布的“知識越多越反动”的奇谈怪论,以及把教师诬蔑为“臭老九”的现象,毛泽东说:“教育界、科学界、文艺界、新闻界、医务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其中也有好的,有点马列的。”他还借用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中的台词,说了一句当时流传很广的话:“老九不能走!”毛泽东的这句“老九不能走”,蕴涵着一位人民领袖对知识分子的高度认可。这既是提醒和教育全党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同时也是对否定教育、否定教师的“四人帮”一伙的当头棒喝。
感念“小学教员”
1919年4月至1920年9月,毛泽东担任长沙修业小学历史教员。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份正式职业,也是他早期从事革命活动的重要平台。虽只有一年半时间,但毛泽东一边教书一边革命,广泛接触长沙教育界、新闻界和青年学生,积极开展革命活动。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后,毛泽东即同易培基、方维夏、周世钊等进步教师一道,呼应“五四风云”,宣传“革命大论”,在修业小学历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
毛泽东对自己短暂的小学教员经历念念不忘、深感自豪,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多次提起。特别是到了晚年,他尤其喜欢与人谈论自己担任小学教员和小学校长的那段美好时光且甚感自豪。
1959年4月26日晚,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智利作家罗哈斯时,毛泽东说:“我过去是小学教师,但没有继续教下去,因为政治局势不容许我教下去。现在回想起教书时的情况还很高兴。”5月15日,毛泽东与周恩来等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智利政界人士。当客人谈到他们当中有大学的哲学教授时,毛泽东说:“我也喜欢哲学,但我是学哲学的学生。40年前,当小学教员……因为中国当时的情况实在太惨无人道,三座大山压在我们头上。我小学教师当不成了,就走上了共产党这条路。”
1960年5月3日,在同拉丁美洲、非洲14个国家及地区的外宾谈话时,毛泽东说:“我是当小学教员的,我没有准备拿枪去打仗,后来蒋介石不许我活了,不许人民活了,我们就拿起枪来了。”
1961年4月19日,他在南昌会见以教育部部长阿曼多·阿特·达瓦洛斯为团长的古巴文化代表团时说:“我们是同行,我过去也当过教员。我只教过四五年书,后来帝国主义不让我教书了,迫使我们这些教书的人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64年1月17日,毛泽东与美国进步作家、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人谈话时,颇为感慨地说:“我自己是湖南省的一个小学教员。我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也从未听说过共产党,更没想到我会成为一个战士,并组织一支部队去战斗。我是被迫这样做的。反动派杀人太多。”同年6月23日,接见智利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在谈到中国革命史时,毛泽东说道:“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5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 1965年1月9日,毛泽东会见斯诺时也说过:“过去我当过小学教员,你是知道的,不仅没有想到打仗,也没有想到搞共产党,同你差不多,是个民主人士。”
1973年4月20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时坦诚地说:“我是一个教书的,教小学的,一不知道马克思,二不知道打仗。这就是环境逼使人,不以我的意志办事。那个环境逼得我去看马克思的书,去打仗。”同年9月12日下午,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法国总统蓬皮杜时说:“我是小学教员,形势把我逼去打仗。后头还跟美国人在朝鲜打了一仗。”
1974年10月6日,毛泽东和邓小平在武昌东湖客舍会见加蓬总统邦戈。当邦戈说到“整个非洲都钦佩你”时,毛泽东说:“我也没有什么学问,你们是先生呢,我是小学教员。”
毛泽东在讲话中多次提到“小学教员”,并不是随口之谈,而是对自己任职小学教师这段经历的念念不忘和津津乐道。
毛泽东对教师这个职业终身怀着崇敬和向往,直到后来,他将中国大地变成一所大学校,将中国社会变成一个大课堂,将中国共产党书写的辉煌历史变成一本大教材。他的思想已深入到中国人的心灵和血脉之中,化作了一种永恒的情愫、精神、信仰和力量!
(责编 王燕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