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坚 周强 周勇 彭宏伟 彭宏远
周士第(1900—1979),广东乐会(今海南琼海)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掌握的第一支正规武装,从此南征北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晚年笔耕不辍,留下许多珍贵史料。将军风范今犹在,让我们一起回顾他的戎马人生。
考黄埔启戎马生涯 披铁甲入革命道路
周士第,曾用名周士梯、周力行、周平等,1900年9月出生在广东乐会县中原墟新昌村。1914年,他考入海口琼崖中学,五四运动时期担任“琼崖十三属学联”干事,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反军阀活动。为了生计,周士第在家乡当过中药铺学徒、小学教师。他痛恨军阀乡霸,从同盟会民军朋友处获得一把手枪,暗中练习射击,作武装斗争的准备。
1923年,周士第赴广州参加中共外围组织“琼崖少年同志会”和《新琼崖评论》社的工作。1924年,他与一批立志救国救民的热血青年考入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接受正规军事训练,毕业前参加了平定广州商团暴乱的行动。
1924年11月,周恩来亲自调黄埔军校特别官佐徐成章、一期毕业生周士第和赵自选等组建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这支部队成为中国共产党直接创建和掌握的第一支连级正规武装。同年12月,周士第由队长徐成章、党代表廖乾吾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随队赴广宁支援农民运动,与彭湃、周其鉴等农运先驱一同镇压广宁地主武装。周士第担任铁甲车队副队长后奉命改造航空局飞机掩护队并兼任队长,配合国民革命军东征,讨伐滇桂叛军。1925年6月,周士第接任铁甲车队队长,省港大罢工期间奉命率部到深圳执行封锁香港的任务,11月在沙鱼涌遭到十倍于己的军阀武装围攻。他和廖乾吾率部顽强应战,多次进行白刃格斗。周士第身上多处负伤,返回广东后应邀向罢工委员会作演讲报告。毛泽东在农讲所授课时赞扬了铁甲车队的英雄事迹。
铁甲车队在建立之初便具备了人民军队的特征:纪律严明,联系群众,官兵平等,账目公开,伙食费有结余则分“伙食尾子”。
北伐浴血北上先锋 南昌举义南下断后
1925年,中共两广区委与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商定,成立第十二师时由共产党组建其所辖的第三十四团。11月,周士第在广州接受党的指示并与叶挺(1924年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会晤,而后赴肇庆参与组建工作并出任第三十四团第一营营长。不久,第三十四团改为军直属独立团,即叶挺独立团。该团以铁甲车队为骨干,加上黄埔军校调入人员和招募的粤桂湘等省青年组成。团设有中共党支部,营设党小组,共青团归党支部领导。独立团的建军方针和干部任免由两广区委决定、苏联顾问进行指导。
团长叶挺非常重视部队的政治方向和作风建设。独立团经过高强度的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以及支援农运的实践,于1926年5月作为北伐先遣队从广州首发。行前,两广区委军事部部长周恩来在独立团干部会上宣布周士第为团参谋长、曹渊接任第一营营长的任命。周恩来嘱咐独立团要加强党的领导,英勇作战,密切联系群众,与友军搞好团结,并预祝独立团“饮马长江,武汉见面”。
6月4日,叶挺独立团在湖南渌田以1个团的兵力打败吴佩孚6个团,占领攸县县城。捷报传回,国民党中央于当日召开临时会议,通过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案。5日,广州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月9日,在广州正式誓师。渌田首捷带来的这些变化,应验了周恩来在叶挺独立团干部会上的预言:“现在有些军都不愿意派部队先出去,只要你们打了胜仗,他们就会跟上来。”
后续部队上来后,独立团继续作为先锋打硬仗,克醴陵,下平江,破汀泗桥、贺胜桥天险。周士第平时协助叶挺整训练兵,战时带兵冲在一线,指挥作战。10月10日独立团攻进武昌城时,他代理独立团团长。据统计,一期北伐独立团共伤亡1000多人,包括牺牲的曹渊、莫奇标、吴兆生、胡焕文、高超等60多名排以上干部。共产党人流血牺牲,为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美誉,独立团也顺理成章地自主招兵扩军,战力超群。
1926年底,叶挺被任命为第二十五师副师长。独立团改为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周士第任团长。第七十三团建立了中共党总支,营有支部,连有小组。1927年二期北伐中,第七十三团在河南大破奉军精锐。八一南昌起义前,党不断从该团抽调干部,扩编出第二十四师、第二十五师及武汉警卫团等部。叶挺独立团及后续的第七十三团,为党培育出董朗、许继慎、杨宁(毕士悌)、卢德铭、彭明治、林彪、聂鹤亭、袁也烈、孙一中、周子昆、谭希林、许光达等一批战将。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7月15日,汪精卫宣布“分共”。7月底,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在庐山召开军内“分共”会议。当时,第七十三团驻在九江以南的马回岭,周士第和同志们因未得到党的指示而十分焦急。8月1日早晨,周士第应召去黄老门车站师部“商量要事”时,还不知道南昌已经打响了武装起义的第一枪。他打算先与未暴露身份的师参谋长张云逸沟通一下,不料二人刚见面,师长李汉魂就进来对周士第说:“总指挥(张发奎)很称赞你,要重用你,希望你不要跟共产党走,跟我们走。”周士第态度鲜明地予以回绝:“第四军在北伐中能打胜仗,张发奎之所以有今天的地位,是由于有共产党的帮助,共产党员的英勇牺牲。你们今天跟汪精卫分共、反共就是走死路!” 此前,张发奎曾因第七十三团干部调配问题指责周士第:“你们已不是独立团了,为什么还是先斩后奏?”周士第也是这样当面顶回去的:“为着保持老传统,为着革命,多打胜仗,消灭敌人!”
这时,有一列南昌来的火车靠站,周士第前去打探消息时恰遇赴上海疗伤的老战友许继慎。许继慎悄悄告诉他:“南昌已经起义了,你快回去!”周士第快馬加鞭赶回马回岭团部,前来布置起义的聂荣臻已在等他了。
聂荣臻、周士第决定,立即将党掌握的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七十五团大部和七十四团机枪连拉到南昌参加起义。他们要求,部队午休时陆续出发,遇阻挠坚决镇压,遇追赶坚决消灭。队伍沿南浔铁路步行至德安站附近时,张发奎和李汉魂乘火车从北面追来,殿后的第七十三团一营开枪吓阻。张、李二人下车折返,同行的张发奎卫队营被起义部队包围缴械,所缴获的五六百支“花机关”(冲锋枪),直到后来红军四渡赤水时仍在发挥重要作用。
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在政治上打出国民党左派“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为的是更广泛地联合进步力量;军事上打第二方面军的旗号也顺理成章,一是起义主力本来就编在第二方面军内,二是苏联顾问团一直坚持争取张发奎参加起义。8月2日,第四军二十五师起义部队抵达南昌,随即被划归第十一军(前敌总指挥叶挺兼军长),周士第被任命为第二十五师师长,原政治部主任李硕勋(又名李陶)任党代表。
8月3日,起义军开始南下,19日行至江西瑞金。第二十五师为全军后卫,7日离开南昌,23日赶上主力的当天便接受了攻击会昌敌方主阵地的艰巨任务。周士第回忆会昌之战时这样写道,我“令师部司号长吹二十五师冲锋号。随着师司令部的号声,各团、营、连的冲锋号声响彻了整个山冈” “几个战士中弹仆倒了,又有几个战士倒下了,但部队仍然冒着弹雨冲上去,一步步逼近敌人。这情景不禁又使人想到一年前这个团队——叶挺独立团在汀泗桥、贺胜桥,在武昌城下奋勇作战的情形来”。
9月18日,起义军走水路到达广东大埔。19日,在三河坝分兵,指挥部率主力第十一军二十四师、第二十军进军潮汕,第十一军二十五师和第九军教导团留三河坝阻敌,由朱德、周士第和李硕勋指挥。10月2日,钱大钧部10个团开始向三河坝轮番进攻,昼夜不停。第二十五师将士奋勇抗敌,中共大埔县委派人助战,救护伤员。血战三昼夜后,第二十五师伤亡几百人,虽消灭敌军1000多人,但更多敌人涌来,形成三面夹击之势,第二十五师决定梯次撤出。此前,潮汕主力作战已经失败,起义前敌委员会于10月3日在普宁县流沙召开会议,决定在潮汕的武装人员撤往海陆丰,起义领导人转移至香港、上海。
第二十五师在离开三河坝寻找指挥部的途中遇到从潮汕退出来的几批人,方知主力已经失败。他们在转向福建的同时派员去香港找党请示,安置伤员并向地方组织分发枪支后,又向西进入江西。由于在强敌追堵中未得到党的指示,部队行至天心圩,党委决定派周士第和李硕勋寻找党组织,请示下一步行动。时任第七十三团政治指导员的陈毅安排一名家在于都的易姓副官带路,护送周、李二人。行前,周士第对朱德的保卫工作进行了周到安排。多年后,周士第在上报组织部门的《自传》中写道:“到信丰县天心村(今属江西省安远县),党委决定由朱德同志带领队伍,我与党代表李硕勋分途找党。当时广东一带全是张发奎的部队,为避免被认出,故决定我经九江、上海赴香港。”
南昌起义的这支余部,在朱德和陈毅带领下边走边整顿,一度隐避在与蒋介石矛盾较深的滇系范石生部,后经艰苦转战,最终在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余部会合,形成中国工农红军的核心队伍。
南昌起义决非旧军队的“弃暗投明”,而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共产党不甘束手就擒,用掌握的部队果断杀出一条血路以求重生。从“叶贺部”到“朱毛红军”的这几个月,是中国共产党武装斗争之路上的一次重要转折。
革命低潮心志坚 身陷囹圄不屈服
周士第和李硕勋抵沪后,辗转到达香港。当时的香港,巡捕不断当街抓捕、遣返流落香港的起义人员。周士第几经周折找到广东省委书记李立三,汇报了第二十五师的情况。在等待指示的过程中,周士第染上疟疾,向张云逸借钱住进医院。后因无钱继续治疗,又迟迟得不到党的指示,周士第病未愈且难以在港生存,遂于1928年春到南洋投奔亲戚。他的族兄周士爵是马来亚彭亨州一家橡胶园的铡草工。周士第这位北伐名将、起义军师长只好藏在周士爵的茅屋阁楼上,靠当中药铺学徒时所学的知识自行医病。
半年后周士第病愈,开始接触在南洋的革命者,对党内“左”倾盲动主义造成的负面影响有所耳闻。他从在南洋的原广州工团军团长施卜处得知,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谭平山等在组织“第三党”。1929年周士第到香港后,通过邓演达的亲戚进一步了解第三党,认为其以社会主义为目标,实行联共倒蒋的政策符合自己的革命愿望,遂加入。第三党多次改组易名,当时称“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简称临委会)。在港期间,周士第会晤中共广东省委常委聂荣臻,明确表示自己不同意党现行的“左”倾政策,“但我决不反党,我要尽可能地帮助党。此话你若不信,以后看事实证明”。他践行了自己的诺言,返回后多次诚恳地检查离开党组织的错误。
周士第参与组建了临委会南方局,担任黄埔革命同学会南方分会书记,专门负责联络进步军官,同时通过许继慎等联系中共党组织。1931年,他化名周平,到西安参与组建临委会陕西省委,利用杨虎城的电台与邓演达保持联络。同年夏,因身份暴露而遭特务拘禁,两个月后被戴上脚镣押往南京,与被捕的临委会成员和共产党人关在一起。
有人劝周士第“与其他黄埔同学一样,为南京政府做事”,被他严词拒绝。11月29日,蒋介石在南京秘密杀害了第三党领袖邓演达,狱中还有11名临委会成员也将被处死,周士第名列其中。刑前提审时,因周士第对一个写有英文字母的小本子坚不吐实,被定为“危害国民罪”。那是他与邓演达联络用的密码,一旦泄露,将牵连杨虎城将军。南京狱中的临委会负责人郑太璞对周士第说:“你是黄埔一期生,写信认个錯就不至于被杀,保住性命好为我们报仇。”周士第没有同意:“假投降也不干,我愿意同大家一块儿去死!”宋庆龄得知蒋介石要处决第三党要犯的消息,特意从上海赶到南京蒋介石家里严正交涉,要求释放第三党人。监狱行刑遂告暂停。
在宋庆龄的及时营救下,南京狱中大部分临委会成员得以获释,惟有能带兵打仗的周士第却被继续关押。宋庆龄为此又专程从上海赶到南京强力交涉,周士第终获自由。他在牢里患上肺结核和关节炎,出狱后由第四军原军长、临委会负责人黄琪翔出资,给他治病。
淞沪抗倭勇支援 单骑归队心向党
1932年初,蒋介石命令与第三党关系密切的第十九路军限期撤出上海。1月28日,日军突然攻入闸北,未执行撤退令的第十九路军坚决抗击,其顽强程度大大超出日军的预料。一·二八抗战中,军民同仇敌忾,临委会组织抗日义勇军配合作战,任命周士第为队长。第十九路军本由第四军派生而来,不少将领在北伐中与周士第相识相知,义勇军直接以第十九路军补充团的名义参战,宣传、募捐、救护、后勤支援等活动也搞得轰轰烈烈。
3月4日,蒋介石再次令第十九路军退出战场。其原因是,蒋介石就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后,派员与日方谈判。5月,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其附件中有一条是“十九路军必须离开上海”。
第十九路军被撤到福建后反蒋抗日的立场愈加鲜明。1933年夏,周士第化名周力行,被临委会派到第十九路军,协助军秘书长徐名鸿在闽西善后委员会工作,后被总指挥蔡廷锴任命为第四十九师参谋处处长。周士第经常宣传“要救国就要和共产党合作”“十九路军只有与共产党合作,才能保持上海抗战的光荣”。第十九路军与红军建立联系后,周士第承担护送和保卫双方谈判代表的任务,借机向红军代表潘汉年、张云逸表示,自己是党培养出来的,希望回归。1933年11月20日,临委会依托第十九路军并联合一些反蒋抗日力量,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推李济深为主席,宣布“联共剿乱、平均地权、关税自主”等政策。此时,周士第为第十九路军四十九师二十一团团长,驻漳州。他约途经漳州的张云逸返回苏区时带一封信给中共中央,后战事骤起,张云逸没能来取信,但党组织已明白周士第准备回归的态度。
福建事变得到民众拥护,也遭到多方非难,蒋介石在派兵镇压的同时收买了部分事变将领,第十九路军遭瓦解,“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领导人纷纷退到周士第团坚守的漳州。1934年1月下旬,周士第分别向蔡廷锴和黄琪翔言明,如果事变失败,他要带二十一团去苏区。经周士第动员,蔡廷锴主动向红军送弹药,以求策应。然而,苏区红军受党内错误路线影响,并未做出配合响应。为保十九路军班底,蔡廷锴将余部交陈济棠整编,自己去了香港。没想到陈济棠遣散了十九路军余部,还将周士第软禁在独立一师师部。
不久,该师特务连“护送”周士第去广州“就职”。有多年斗争经验的周士第,敏锐地察觉到有人要对自己下毒手,于是坚持骑自己的马,不坐轿子。出永定县城后,他用100块钱支开连长,抓住机会策马直奔苏区。周士第在复杂环境中的判断是准确的,多年后他得知,敌人已挖好一个准备掩埋他的大坑,企图谋害他。
福建事变失败,涉事高层人物大多出境避难,而与周士第经历类似的事变核心人物徐名鸿不幸遇难。徐名鸿曾代表第十九路军与红军签订《反日反蒋初步协定》,他牺牲后被中国共产党追认为革命烈士。
1934年2月,周士第在瑞金向周恩来和朱德汇报了自己在党外的经历。周恩来拿出一封以聂荣臻和贺昌名义写给周士第但尚未发出的信,大意是要他推动蔡廷锴率部到苏区来,如蔡廷锴等人不来,周士第自己也要回来。周恩来还说,他现在的行动正好符合中央的意图,回来就好。
回到党的怀抱之后,组织上多次明确,“周士第同志的党龄从1924年起连续计算”,以这种方式肯定了他在党外从事的革命活动。
精兵一排扼守娄山隘 栈道落水搏浪白龙江
周士第到中央苏区后,在红军大学当军事教员。红军大学学员多为营以上干部,长征中编为军委干部团上级干部队(简称上干队),队长萧劲光,周士第为上干队指挥科科长。指挥科辖4个班,行军当前卫,宿营担警戒,逢敌迎战,遇险架桥。周士第背着水壶和干粮袋同大家一起行军,布哨查岗,埋锅造饭,做群众工作。我党早期武装中的军事民主,继续发扬光大。
1935年2月,红军二渡赤水南下黔北,干部团向遵义疾进,上干队拖后警戒。得知敌突破我后卫从桐梓方向追来,队长萧劲光等决定拼死阻挡。周士第率指挥科冒着弹雨顶在前沿,全队撤至娄山关后据险布阵。入夜,敌举着火把沿大路鱼贯而至,周士第安排两个班待敌近至几十米时突然从正面开火,造成有效杀伤后,立即率另两个班从侧面出击。追敌以为碰上红军主力,争相后撤。其实加上途中收容,上干队不过100多人枪,且每支枪仅有几发子弹。弱中示强阻吓追兵起到了重要作用,没有牺牲精神和丰富经验,周士第是无法使出如此险招的。
5月3日,上干队在皎平渡成功渡过金沙江后与渡口守军激战,由于山脊道路狭窄,进展缓慢。周士第带指挥科战士攀过陡峭侧坡,向敌侧翼发起攻击,上干队成功拿下通安镇据点,俘敌200余人。此战保证了全军安全渡江,获中央军委通令嘉奖。
长征中,上干队指挥科以4个班巧打制敌的战例还有很多,且自身伤亡都很小。这离不开周士第身经百战的丰富经验,也得益于这些战火淬炼过的红军将士们临阵冷静果断。1935年7月,萧劲光调红三军团工作,周士第接任上干队队长,董必武任政委。自此,上干队受军委纵队直接调遣。
中央红军出草地后沿白龙江向腊子口进军,倚岩壁架设的栈道传说始建于三国时期,因年久失修,早已残缺不全。工兵突击抢修后,周士第率先上去探路,不料所牵的骡子踩塌了木板,周士第下意识去拉缰绳,同骡子一起落入激流。
白龙江发源于海拔4000米的雪山,江水冰冷刺骨。周士第年少时在家乡练就一身好水性,落水后没有慌张。不过江水湍急,他几次试图扒住水中大石头都未得手,索性随浪漂流。为了让岸上的战友放心,他把雨傘夹在腋下,腾出一只手朝岸上挥动。队里同志见此情景,反而悲观地认为他在向大家作最后的告别。
周士第不时变换泳姿以节省体力,同时躲避岸上土匪的冷枪,漂至一个水流较缓的转弯处成功上岸。从栈道过来的队员们惊喜地发现周士第正在路边等他们,又蹦又跳地围过来喊道:“队长上来了!队长上来了!”
长征结束后,周士第就此事写过一篇《游过栈道》,文中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1970年春节,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到从化疗养院慰问老同志时对周士第说:“老首长,长征中您在白龙江落水,我们在后面看得很清楚,那时我就是上干队的学员。”同故人谈及这次历险,周士第遗憾地说:“可惜放在马褡子里的日记本随骡子一起丢失了。”
直罗镇冲锋挂彩 西安城协助张杨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11月,中央领导前往甘泉县与陕北红十五军团会师,上干队在沿途担任警戒任务。红十五军团向中央要干部,毛泽东首先就把周士第派去当参谋长。一上任,周士第便投入直罗镇的战役准备工作。
11月21日,红一、红十五军团在直罗镇夹击敌一〇九师,敌师长牛元峰率残部退入东山一石头寨固守待援。红十五军团没有重武器,一时难以攻下,而援敌正在靠拢。周士第明白此役全歼敌军的意义,抱着不惜牺牲的决心率第七十八师夜攻,敌逃跑途中被全歼。带队进攻时,周士第头部中弹负伤,晚年也因此常受偏头疼的折磨。
直罗镇战役为党中央在西北立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东北军开始与红军沟通合作。应上级要求,周士第还以老友身份给西北军杨虎城写信,建议他与红军合作抗日。
1936年春,中共中央决定进行东征,委派周士第为河口渡河司令员。周士第同政委张纯清亲自化装勘察,制定渡河方案,安排隐蔽造船,开展渡河演练。2月20日、21日,红军抗日先锋军在陕西省清涧县的河口顺利东渡黄河。渡河时,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五师参谋长毕士悌带先锋营冲在渡河一线,不幸腹部中弹,壮烈牺牲。这位叶挺独立团时期的朝鲜族营长去世后,周士第一度改名周士梯(“梯”与“悌”谐音),以示继承战友遗志。
红军东征过程中,在山西扩兵源、筹物资,宣传抗日主张。其间,红十五军团行程2000多里,周士第废寝忘食地工作,协助徐海东打了许多胜仗。中央政治局和部队一同返回陕西后,毛泽东见到完成掩护任务的周士第,第一句话就问:“睡觉了没有?”由于长时间作战,周士第病倒了,病愈后,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同时兼抗大二科科长和军事教官。
1936年10月,红一方面军与北上的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周士第出任红二方面军参谋长兼红二军团参谋长。西安事变后,他率红二方面军进至西安以北60里的云阳镇,准备迎击国民党“讨逆军”的进攻,不久奉命赴西安,同叶剑英等协助张学良、杨虎城备战。
殚精竭虑攻防挤 军政兼优顾大局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红二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周士第先后担任第一二〇师暨晋西北军区/晋绥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交通司令员、抗大第七分校校长(兼)等职。他坚决贯彻党的战略部署,执行统一战线政策,为开展山地游击战和平原游击战,保卫根据地并把敌人“挤”出去,开辟晋西北多条秘密交通线作出重要贡献。
周士第参与指挥或直接指挥了对日军、伪军和顽军的多次战斗,较大规模的有雁门关、齐会、陈庄、黄土岭、田家会、甄家庄战斗等。1940年,叶剑英在重庆代表八路军介绍陈庄战斗时说,我军“连环包围敌人三四次,与敌反复肉搏数十次,经5日之血战,使千余名顽敌除十余就俘外,全部被我歼灭。这是抗战以来最模范之歼灭战”。
周士第还享有模范参谋长之誉。从情况搜集汇总、作战方案拟定,到请示报告、左右沟通、人员培训、物资筹措与调度,以及战机捕捉、战中应变等,周士第带领参谋团队逐项落实,遇复杂紧急事项则亲自动手,一抓到底。他非常重视总结和理论提升,戎马倥偬之中编写军事教材,撰写军事文章,发表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的有《平原游击战的几个问题》《冀中平原游击战争的经验教训》《论陈庄战斗》等。
提起敌人从未成功偷袭过第一二〇师司令部这一话题,老警卫干部刘实行回忆说:“定下宿营地的同时,周参谋长立即向关键方向放出警戒哨,最远可达十里地,而且尽量拉电话线。有一次电话线还未拉到位便出现了敌情,哨兵跑步返回,途中让正在架线的电话兵就地摇通了司令部。”
一次,日军“扫荡”晋绥机关驻地,保卫部门发现警卫营有人通敌,周士第下令不许打草惊蛇,还巧妙地让其得到师部的“转移计划”。总部转移时,这名内奸果然将“情报”传给了日军侦察分队。日军扑空后返回前一岔路口仔细寻找时,发现了那名奸细的尸體,方知上当。
周士第认真负责,缜密周到,团结同志,顾全大局,深得军委和战略区主官的信任。1941年关向应、贺龙先后回延安任职后,晋绥军事工作由周士第主持。无论是整风学习、大生产,还是练兵、发展地方武工队,他总是尽心尽责。打起仗来,他更是殚精竭虑,废寝忘食。1943年日军秋季大“扫荡”时,主力在外线执行任务,周士第指挥地方部队及民兵实施反“扫荡”,多次诱敌、设伏,在兴县甄家庄歼灭日军第八十五大队700余人。战斗紧张时,周士第高烧不退,躺在担架上坚持指挥战斗。1944年6月,周士第肺病日益严重,不得不奉命到延安治疗。他在病榻上向前来探望的毛泽东表示:“不要紧,至少还可以为党工作20年。”事后毛泽东对贺龙说:“周士第有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坚决性,对养病也很有信心。”
攻城破堡寒暑帷幄 运动歼敌风雨硝烟
日本投降后,尚未康复的周士第多次提出返岗工作,但直到1946年内战爆发才获批准。他回到晋绥根据地后担任晋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组织了晋北战役。野战军撤编后,周士第改任晋绥军区党委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副校长兼党委书记、晋绥分局城工部副部长等职。1948年,晋察冀解放区和晋冀鲁豫解放区合并,成立华北军区,周士第调任第一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兵团司令员兼政委是他在黄埔一期的同学徐向前,此时已积累了丰富的大兵团作战经验。
1948年5月临汾战役后,阎锡山在晋中的兵力为13万人,而我军第一兵团可用兵力只有6万人。第一兵团于6月中旬发起晋中战役,成功调动、分割敌军,在运动中歼敌10万,解放县城14座,俘敌野战军总司令赵承绶以下将官16名,毙敌师长以上军官9人。此后,阎军在山西仅龟缩于太原、大同两城。
太原城内外建有若干据点,据点由高低错落、明暗搭配的碉堡群加上壕沟、铁丝网等工事构成,有的碉堡混凝土壁厚达2米。此外,太原环城铁道可供快速调兵,城内兵工厂可生产各种枪炮、弹药,蒋介石还向太原空投援兵。阎锡山扬言,打起仗来太原就是“火海汤池”“可抵挡150万兵”。他拒绝和平解放,甚至扶棺宣誓,要与太原共存亡。
1948年7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由第一兵团牵头啃这块硬骨头。以徐向前、周士第为首的前敌委员会统兵8万余人,其中基层部队一半为“解放战士”。8月中旬,徐向前赴军区述职并参加政治局九月会议,周士第在太原前线主持攻坚的准备与瓦解敌军工作。在政治和组织方面,他强调要正确认识党委制和首长负责的关系:“党委制是保证党在部队中的绝对领导”“首长执行的是党委的决定,所以每个战士,要服从首长的领导”。前委拟定的战役方案经与徐向前沟通,于9月28日获中央军委批准。
1948年10月2日,阎军6个师、1个总队突然从太原南出抓丁抢粮。面对送上门的战机,周士第下令切断南犯之敌退路,经中央军委批准,太原战役于10月5日提前打响。至10月16日,我军歼敌1万多人,清除据点若干,占领了武宿机场。徐向前回前线主持工作后,战役第二阶段的目标适时调整为攻占东山据点。其中,牛驼寨被阎锡山视为“命根子”,先后投入7个团的兵力。我军逐碉反复争夺之际,周士第抵牛驼寨前沿实施指挥。太原战役第二阶段于11月中旬结束,我军歼敌2.2万人,夺取了东山四大据点。
为集中兵力打好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以最佳方式解决平津、绥远,军委曾几次下达“缓攻太原”的指示。历时7个月,纵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及国共和谈的太原战役,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党中央、毛主席统筹全局,统一指挥的优势。
兵团进入围城和轮训期间,周士第代病休的徐向前主持工作。1949年2月全軍统一整编,第一兵团改为第十八兵团,辖第六十、第六十一、第六十二军。接着,军委增调第十九、第二十兵团、一野和四野部分部队参加太原战役,由新成立的太原前线的总前委和太原前线司令部统一指挥,周士第为第二副书记和副司令员。4月20日,我军发起总攻。24日10时15分,徐向前、周士第、罗瑞卿、陈漫远联名致电中央军委和华北军区:“我于十时全部占领太原城,守敌全歼无一漏网。”
4月,周士第接任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25日,华北军区第十八、第十九兵团编入第一野战军序列,周士第和杨得志为第一野战军党委常委。5月20日,第十八兵团从太原南下,前锋第六十一军一八二师于6月7日接防西安城。时值15万敌军向关中反扑,胡宗南一部已出现在大雁塔附近,马家军骑兵攻陷兴平县城后逼近咸阳,兵团向第一八一师下达了死守咸阳的命令。13日晨,周士第等兵团首长赶到咸阳指挥,战至14日凌晨,第一八一师以伤亡200人的代价歼马家军2000余人,守住了咸阳。之后,第十八兵团在第一野战军司令部统一指挥下参加了扶郿战役、秦岭战役和兰州战役。
同为黄埔军校一期生的胡宗南弃守西安后,将所属14个军分布在秦岭至川北一带,重点加强秦岭防线。周士第认为,仰攻高山要隘的关键是出其不意,且必须断敌退路。兵团从8月中旬开展战役动员和物资准备,一线部队派出几十批侦察小组,在当地群众配合下摸清了敌情,探出若干条可供穿插的隐蔽小路。8月底,胡宗南为解马步芳兰州之困,出动5个军威胁天水、宝鸡。周士第决心借敌动之机突破秦岭防线。
秦岭战役打响后,我军按计划派出多支穿插分队,突然出现在敌阵侧翼及后方。战至9月6日,第十八兵团以攻坚战中罕见的低伤亡率占领了秦岭主脉全部阵地,打开进军汉中的门户。此后,兵团按中央军委部署实施佯动,抑留胡宗南主力于秦岭与大巴山之间,配合第二野战军主力由湘鄂西入黔川,截断敌南撤退路。
11月23日,第十八兵团(附第七军)按中央军委指示转归第二野战军指挥。12月5日,在贺龙、周士第、王新亭、胡耀邦等率领下,分三路迅速南进。将士们连续翻山越岭,长途追歼,修复路桥,扫敌拔寨。至27日和平接管成都,第十八兵团共解放县城40座,毙、伤、俘敌3万多人,接收起义投诚的国民党军24万余人。12月30日,第十八兵团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
西南战役和解放成都的胜利,是在中央军委统一指挥下,由第二野战军主力、第四野战军一部和第十八兵团以及地方部队,加上地方党组织和隐蔽战线英雄们合力实现的。成都解放后,周士第立即投入收编和改造国民党部队,恢复社会秩序,防止敌特破坏等各项工作。他先后任成都市军管会副主任兼成都市市长、西南军区副司令员等职,参与指挥了进军西康和剿匪斗争。1950年,第十八兵团奉命以所辖3个军建立川西、川北和西康军区,周士第兼任川西军区司令员。
边打边建防空军 遵嘱追思沙场情
1950年,中央政府从军队选调一批骨干开辟外交工作。周士第于同年6月被任命为出席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中国代表团团长,8月增任中国出席第五届联大代表。由于西方大国的阻挠,上述两个代表团都未能成行。
1950年9月,中央军委决定统一指挥和建设全国防空力量。10月19日志愿军入朝的当天,周士第被任命为军委防空部队司令员。防空部队是一个技术含量很高的兵种,涉及高炮、雷达、探照灯、对空观测、通信、歼击机等装备系统,要求有高度协同的作战能力。以周士第为首的防空部队司令部遵照中央“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在连续对空警戒和作战条件下,组织各种培训演练,不断完善建制,扩充队伍,提高技术,更新装备,我军防空作战能力明显增强。1955年3月8日,防空部队改为防空军。据不完全统计,军委防空部队司令部成立后的4年中,防空部队对台湾空军作战近600次,击落飞机32架,击伤154架;抗美援朝作战1万多次,击落敌机413架,击伤1559架,涌现出一批英雄群体和功臣。我探照灯部队第四二一团、第四○一团还在实战中摸索出“散光捕捉,多点迎头照射”法,照落美机4架。
担任防空部队司令员后,周士第搬进北京地安门一个小四合院。周士第一切从俭,在卧室里摆上办公桌,家中还辟出会议室和战备值班室。防空部队司令部有了面积不大的固定办公场所之后,秘书和值班人员仍与周士第家人同住了一段时间。
1955年,周士第调任新成立的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兼军外训练部部长,同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他是共和国第一、第二和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多年以常委身份参加全国政协和全国人大会议,晚年担任总参谋部顾问。荣誉在身,他依然保持艰苦朴素、谦虚谨慎的作风。服务部门把地毯等高档家具拉到他家院子里,准备更换他家中的旧家具,均被他退回。老战友萧劲光到他家中做客后,向有关部门反映周士第家里的沙发已经塌陷得不成样子了,几年后周士第做完手术离京疗养,客厅的沙发才得以更新。
早年的战场拼杀、身体频繁透支及恶劣环境,使周士第中年之后饱受伤病困扰。周恩来总理对离开军队一线的周士第说:“身体允许时写写我党早期的武装斗争情况吧。”作为亲历者,周士第义不容辞,回忆早期武装斗争,他有独到的优势。首先,周士第带兵作战始于共产党的第一支武装,而且贯穿整个大革命时期;其次,作为一线指挥员,他的视野宽于士兵,对战场的认知强于远离炮火的军官。他曾写过回忆叶挺、叶挺独立团和南昌起义的文章,还写过纪念李硕勋、宣侠父、续范亭、白求恩等英烈的文章。
周士第还有写日记的习惯,可惜在西安被捕入狱和长征中栈道落水时,两次失去了珍贵的日记本。遵周恩来嘱托,周士第从1956年开始拟写作大纲,搜集研究史料,找亲历者座谈,重访故地。1961年底,他做了胸部大手术,康复后继续写作。他卧室办公桌上时常出现一摞摞打印好的资料,那是返回来的征求意见稿,送审范围包括国家领导人和解放军高级将领。1979年去世前,周士第忍着癌症引起的剧烈疼痛,在医院里对《周士第回忆录》进行最后审定。
周士第一生不争功,不诿过,不搞小圈子,晚年嘱咐后代“不要伸手”。周士第军装上的风纪扣永远紧系,腰板总是笔直,从里到外保持着军人风范。1964年5月周士第从军整整40年,他为自己是一个兵而自豪,写下题为《一个兵》的小诗:
戎马四十年,陷阵何止千。
敌人未灭净,斗志更强坚。
(作者系周士第将军后人,执笔人为彭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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