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春荣 倪晓姗
【内容摘要】 自欧盟确立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以来，欧盟独立防务与北约之间存在着“相互替代”和“相互增强”两种论调。争论焦点在于价值观念、威胁评估和战略文化、军事和民事能力、国防工业和支出。在过去几年，欧盟与北约的关系也围绕上述四个方面发生变化。具体而言，欧盟与北约之间总体上呈现以合作为主、竞争为辅、两者同步增强的发展态势。美国新任总统拜登承诺修复美国与盟友的关系，包括进一步加强北约。同时，美、欧将在价值观念上回归“旧常态”，在威胁评估和战略文化上进一步靠拢，在民事和军事手段的运用以及增加国防工业投入上也会有更多共识和共同行动。因此，欧盟与北约的关系将进一步呈现相互增强的态势，但前提是欧盟的战略自主建设不只是出于做强自身，而是更多地为了使欧、美双方公平承担相应的责任。
【关键词】 欧盟 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 北约 美欧关系
【作者简介】 郑春荣，同济大学德国问题研究所/欧盟研究所教授（上海 邮编：200092）;倪晓姗，上海理工大学外语学院讲师（上海 邮编：200093）
【中图分类号】 D8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568-（2021）02-0045-20
【DOI编号】 10.13851/j.cnki.gjzw.202102003
2019年12月，在纪念北约成立70周年峰会举行前，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接受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专访中发表了“北约脑死亡论”。马克龙指责美国在重大战略决策和安全问题上不再与欧洲盟友协调、讨论，并警告称，美国不再是可靠的伙伴。为此，马克龙要求增强欧洲的战略自主。[①] 由此可见，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与欧洲盟友之间的互信受到了较大侵蚀。
2021年1月20日，拜登正式就任美国第46任总统。他在就职演说中承诺将修复美国与盟友的关系，带领美国与世界重新接触，并通过发挥美国“作为榜样的力量”来领导世界。[②] 在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Jens Stoltenberg）看来，拜登执政将揭开北约的“新篇章”，因为拜登是北约的“强有力支持者”，将使北约进一步强大。[③]
但是，随着拜登入主白宫，欧盟内部在战略自主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也显现出来。德国国防部长卡伦鲍尔（Annegret Kramp-Karrenbauer）承认，应结束欧洲战略自主的幻想，因为欧洲人没有能力取代美国成为关键的安全提供者;但是法国总统马克龙认为这是对历史的误读，表示只有当欧洲认真对待自身的地位、在防务方面拥有自己的主权时，美国才会视欧洲为盟友。[④] 由此可见，拜登承诺修复与盟友的关系，反而暴露了法、德两国在欧盟防务问题上的裂痕，并可能阻碍欧盟追求战略自主的努力。[⑤]
法、德两国政要的上述意见分歧在本质上也涉及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Common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 CSDP）與北约之间的关系。事实上，自1999年欧洲安全与防务建设启动到2009年CSDP的确立，再到后来的发展，关于欧盟在安全与防务领域是否将替代北约，CSDP是否会因北约的阻碍而无疾而终，或者两者能否相互补充，这些方面的争论一直存在。
目前学界较为普遍的观点是，特朗普的特立独行破坏了欧盟与北约互信与合作的基础，使北约的合法性再度遭到质疑，[⑥] 但同时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为欧盟防务一体化取得重大进展的外部驱动力。[⑦] 对此，有学者分析指出，尽管欧洲战略自主性加强的趋势难以逆转，[⑧] 但是北约框架内的美、欧防务“再平衡”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⑨] 总体上，学界对于当前以及未来一段时间内欧盟与北约之间在安全与防务方面的关系依然存在不同看法。
本文旨在从历史演进的视角分析欧盟与北约关系的走向，重点关注安全与防务领域的发展。同时，也将述及拜登的执政可能对欧盟与北约关系带来的影响。为此，本文首先基于欧盟和北约之间的关系是相互替代还是相互增强这两种观点，提出两者争论的主要方面。其次，考察在英国脱欧、特朗普执政期间，这几个争论的焦点问题是如何发展的，由此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在拜登政府时期将呈现出怎样的发展动向。
一、历史演进中的“相互替代论”与“相互增强论”
自CSDP确立以来，关于欧盟与北约在安全与防务领域的关系，一直存在着两者相互替代与相互增强的两种观点。本文将在分析这两种观点具体内涵的基础上，厘清其争论的焦点。
（一）“相互替代论”与“相互增强论”
第一，从历史发展看，“相互替代论”的支持者先后提出了多个理由来支撑其论断。首先，早在欧洲安全与防务建设启动之初，欧盟与北约就在军事能力上存在重叠。正因为如此，在1998年英、法两国关于建立欧洲综合军事力量的《圣马洛宣言》（Saint-Malo Declaration）发表后不久，美国时任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就在《金融时报》上发表“3D”宣言，表示美国赞成欧洲在防务领域深化一体化，但前提是欧盟的独立防务不能与北约重叠（duplication）、脱钩（decoupling）和形成歧视（discrimination）。有学者认为，随着欧盟建立独立的安全与防务政策结构的努力力度日益增强，这种关于“重叠、脱钩和歧视”的担心将成为欧盟最终会替代北约的重要论据。[⑩] 例如，根据“赫尔辛基总体目标”[11]，欧盟武装部队的任务设定范围与北约重叠，欧盟旨在加强欧洲军事能力的《欧洲能力行动计划》（European Capabilities Action Plan， ECAP）和北约《布拉格能力承诺》（Prague Capabilities Commitment， PCC）的内容和目标也几乎一致。此外，欧盟从2003年起在巴尔干（如波斯尼亚、马其顿）及其以外地区承担了多项民事和军事任务，并谋求在行动中担任领导角色，这也遭到北约的质疑。[12] 另外，有学者指出，北约在为欧洲提供安全与防务支持的同时，也一直努力限制欧洲采取自主军事行动的能力，包括将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安全与防务发展保持在低水平，以及将北约内部的欧盟成员国限制在次要地位，这是在实践上限制来自欧盟的潜在竞争。[13]
其次，欧盟与北约在军事领域的安全战略相近。有学者指出，采取类似的解决方案来应对威胁的做法使两者形成一种竞争关系。[14] 例如，在冷战结束后，北约的任务主要是在全球框架内进行危机预防与和平建设，为此需要建立北约快速反应部队，而欧盟也希望通过欧洲快速反应部队和战斗群在非欧盟地区进行迅速、有效和灵活的部署。由于两者的成员国大部分相互重叠，这就使得在部署快速反应部队时，两者在派出军队、能力和手段等方面容易形成竞争。虽然《柏林协议》赋予了北约调动资源的优先权，但可以预见，当欧洲面临严重的安全危机时，情况将变得尤为复杂。[15]
再次，大西洋两岸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有学者提出，在欧洲一体化发展的过程中，欧洲内部形成了更加趋于一致的安全观和行动范式，而与美国理念的差异也愈发明显。美国主张先发制人，倾向于采取单边主义行动;欧洲则坚持多边主义原则，倾向于采取外交、政治和经济措施，军事行动仅作为最后手段。[16]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历来存在单边主义的表述，不接受任何联盟中的“平等伙伴”身份，而是要领导联盟，对北约也提出了要成为全球法律和秩序的监管者的改革蓝图。[17] 与此相对，欧洲的安全战略旨在建立一个环欧盟安全区。对欧盟而言，多边主义是建立国际秩序的唯一手段，为此，欧盟始终主张应在联合国的领导下开展行动。[18]
第二，“相互增强论”的支持者提出了诸多反驳上述观点的理由。首先，他们认为，北约能够弥补欧盟在安全与防务方面能力的不足。冷战结束后不久就有学者指出，欧洲不需要新的军事安全提供者，欧盟也并非这方面的合适候选人。[19] “9·11”恐怖袭击事件后，北约为应对变化了的国际战略环境而作出战略和能力的调整，但欧洲始终未能建成一支能应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恐怖主义威胁、能打非传统战争的军事力量，特别是在军事变革相关技术领域落后于美国的情况下，欧盟成员国也缺乏意愿和能力提高国防开支。因此，有学者认为，欧洲一体化不可能终结北约;相反，CSDP想要在军事行动上争取更多的自主权仍需要北约的支持。[20] 随着欧洲中部和东部地区冲突的出现，北约的作用更加凸显。有学者以应对巴尔干危机、欧盟军队在马其顿的“协和”行动和在波斯尼亚的“木槿花”行动以及应对利比亚危机为例，指出欧盟在处理危机方面的能力严重不足，在更广泛的安全领域中只能发挥边缘作用，因此需要由美国主导的北约部队进行干预。[21]
其次，欧盟能够减轻北约在欧洲的防务责任，同时为北约应对新威胁发挥补充作用。一方面，一个更强大、更独立的欧洲防务联盟有利于减轻北约在欧洲相当一部分的防务责任，为北约解决欧盟周边以外地区的安全问题提供更多空间。2012年美国《国防战略指南》的出台意味着美国的“战略东移”。在此背景下，有学者指出，美国更期望欧洲能够承担起自己的危机管理责任;因为如果CSDP能够确保欧盟及其成员国有能力自行处理低于北约集体防御保障门槛的突发事件，那么美国就可以将兵力更多地投向亚太地区和中东地区。[22] 另一方面，歐盟为北约应对新威胁发挥补充作用。冷战结束后的安全概念已经超出军事安全范畴，还涉及生态灾难、国际恐怖主义、难民潮、大规模跨国犯罪等带来的挑战和潜在威胁，欧盟也正是在此背景下提出了CSDP。与北约相比，欧盟拥有的民事手段能够发挥安抚和防止军事冲突发生的作用，其中包括欧盟的警察部队、高度发达的发展援助方案、管理能力、经济援助，而这些能力恰恰是北约所欠缺的，因此可以发挥补充北约在危机管理方面的“军事工具箱”的作用。[23]
（二）争论的焦点
从上述分析看，“相互替代论”和“相互增强论”的争论焦点在价值观念、威胁评估和战略文化、军事和民事能力、国防工业和支出这四个方面。
第一，价值观念。欧盟和北约传统上被认为具有相同的价值观，这既是最初西欧与美国建立军事联盟的前提，又是欧盟与北约履行“联盟团结”义务的基础。这种以价值观为基础的跨大西洋关系被认为具有抵御危机的能力。但是，欧盟比北约更强调“有效的多边主义”的规范性目标，以及联合国安理会对世界和平、维护并发展国际法的核心责任。随着历史的演进，欧盟和北约之间逐渐出现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的价值分歧。
第二，威胁评估和战略文化。北约和欧盟都起源于二战后谋求欧洲和平稳定、抵消来自苏联的潜在威胁的努力。冷战后，两者依然存在共同的安全威胁——从俄罗斯的重新崛起到恐怖主义、网络安全威胁以及欧洲南部周边地区的不稳定。因此，共同的安全利益始终是促使双方合作的原因。但是，即使北约与欧盟能够就共同威胁达成一致，在应对措施上仍存在分歧。美国强调使用军事手段和先发制人，对北约也提出“保持军事指挥的自主性且不受民事干预的影响”的要求，这引发欧洲盟友的不满，[24] 因为欧盟倾向于将民事和军事共同纳入危机管理，并增加对民事危机管理的投入。因此，双方在战略文化上的差异使应对威胁的合作存在分歧。
第三，军事和民事能力。欧盟和北约的合作一向被认为是基于双方在民事和军事方面的比较优势：欧盟负责危机预防和危机后重建，而北约负责军事危机管理本身。[25] 欧盟在军事能力上的不足也是其长期以来必须依赖北约集体防御的根本原因。然而，欧盟有意识地发展和弥补自身的军事能力不足，这事实上平衡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力量，[26] 只是由于其受制于“公认的不足”，尚未能够与北约完全抗衡。
第四，国防工业和支出。欧洲军事资源严重不足，欧盟和北约之间存在着的巨大的军工研发差距，无论是常规武器还是核武器，欧盟都有赖于美国，欧洲在战略空运、精确制导炸弹、指挥和控制系统、情报、空中加油和压制敌方空防方面的不足最为明显。因此，加强与北约的合作能够使欧盟继续从北约为其成员国提供的国防工业研发和销售平台中获益。但是，2004年欧洲防务局的成立、2009年一揽子国防计划等重要举措的出台，都意味着欧盟不断加强在武器研究、开发和采购领域的合作，推进欧盟国防工业的发展，试图在国防工业领域形成竞争力、摆脱对北约在军事技术上的依赖，由此双方的竞争趋势日益明显。
二、欧盟与北约关系发展的新背景及其相关讨论
欧盟与北约的伙伴关系并不是在政治真空中发展的，其在很大程度上是各自的发展以及跨大西洋关系发展的产物。除了面对俄罗斯战略扩张等外部挑战外，2016年的两大“黑天鹅事件”，即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都使得两者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27]
英国脱欧以来，跨大西洋联盟的政治背景发生了变化。英国基于其强大的军事实力曾经长期在欧盟安全保障中扮演核心角色，但是在2020年1月31日英国正式脱欧之后，欧盟安全与防务和欧洲安全与防务之间有了区别，英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有学者认为，作为曾经贡献了欧盟50%军事力量的国家，英国一旦彻底离开欧盟，会大幅降低欧洲军事工业的竞争力，使北约成为最大的受益者。由于建立一支强有力的“欧洲联军”的目标短期内难以实现，英国和欧盟将在防务上更依赖北约的保护。[28] 不仅如此，如果欧盟未来將英国排除在联盟防务之外，不仅会失去英国的专业军事资源，而且有可能影响欧盟自身增强独立防务的努力。[29] 但也有学者认为，历届英国政府对深化欧洲防务一体化均持谨慎态度，没有英国“拖后腿”或将有利于现有欧盟成员国从合作机制层面推进欧洲防务一体化进程。[30] 但是，不排除失去欧盟成员身份的英国可能继续利用其北约成员身份来牵制欧盟。[31] 总体上，英国脱欧对CSDP是把双刃剑，其对欧盟防务的实际影响依然取决于脱欧后英欧安全关系的具体构建，[32] 但总体上英国的政策重心会较之以往更多倾向于北约。
此外，在特朗普政府时期，欧盟与北约之间的关系是跨大西洋关系议程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虽然欧盟与北约在2016年和2018年相继发表《联合声明》[33] 以加强合作，但是有关双方之间关系的争议持续不断。[34] 特朗普政府当时就一再敦促欧洲盟友将防务支出提高到北约威尔士峰会所约定的国内生产总值的2%以上，并明确表示美国是否履行共同防御保证的承诺将取决于欧洲盟友是否履行了对美国的财政义务。[35] 这一表态无疑是对北约“基石”的冲击，导致欧盟和北约的关系一度紧张。
如前文所述，在庆祝北约成立70周年的伦敦峰会前夕，马克龙提出的“北约脑死亡论”暴露了欧盟与北约之间的战略不信任。但是，德国总理默克尔对马克龙的批评进行了反驳，并表示北约在许多领域仍良好运作，而且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不可或缺。[36] 此外，马克龙还要求在欧洲新的安全框架下与俄罗斯搞好关系。这虽然与德国的立场相吻合，但是这一高调的公开表态遭到中东欧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反对，英国与瑞典也主张对俄采取强硬立场。由此可以看出，欧盟各国对威胁的评估大相径庭：波兰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以及挪威、瑞典和芬兰，都将俄罗斯视为首要威胁;而与地中海接壤的国家，如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则认为自己更多地遭受到恐怖主义和移民等更广泛的安全威胁。这种威胁感知上的差异显然不利于欧盟各成员国在安全与防务政策上形成战略共识。
在2020年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马克龙再次对欧洲独立防务提出要求，甚至要求就欧洲独立的核保护伞展开讨论。英国脱欧后，法国成为欧盟内唯一的核大国。因为这一原因，马克龙表示，法国将不得不在北约和欧洲之间进行核防御战略的平衡。[37] 但是，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驳回了马克龙关于欧洲就核战略进行对话的倡议，并表示“美国和英国的核武器已经使欧洲长期处于有效的核保护伞之下”。[38]
综上所述，在各种挑战的影响下，美、欧分歧不断加深，这给欧洲独立防务建设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紧迫感。然而，欧盟内部在欧盟独立防务与北约的关系上分歧依旧。可以看到，欧盟对北约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欧盟认识到欧洲必须做强自身并变得更加独立;另一方面，欧盟也意识到短期内实现真正的战略自主是不现实的，因此欧洲需要美国的支持。正如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Frank-Walter Steinmeier）在2020年慕尼黑安全会议开幕致辞中所强调的，尽管欧洲的独立防务建设取得了各种进展，但从长期来看，欧盟仍然无法单独保障所有成员国的安全。如果单独依靠欧盟就意味着欧盟将走向分裂，相反，只有当欧洲有意愿和能力进行自主、可信地自我保护时，才能将美国留在联盟中。[39]
三、欧盟与北约的互动实践
在新的背景下，欧盟与北约为推进安全与防务领域的协调与合作发表了联合宣言，并采取了一系列改革举措。2016年7月，欧盟与北约在华沙发表《联合宣言》，目的在于加强合作以应对东部和南部的共同挑战，包括应对综合性威胁、增强防御能力、加强防务能力建设、提高网络防御能力以及进行海上安全演习;[40] 2018年7月，欧盟和北约再次发表《联合宣言》，在肯定2016年《联合宣言》实施以来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将合作重点放在军事机动性、反恐，加强对化学、生物、放射和核相关风险的抵御能力，以及促进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上。[41] 总体来看，欧盟和北约在价值观念、威胁评估和战略文化、军事和民事能力以及国防工业和支出方面的互动关系呈现出以下新动向。
（一）美国的单边主义倾向更加明显，美欧价值观念的分歧更加突出
在布什政府时期，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曾被视为美国走单边主义道路的典型表现。当时，同属西方价值观阵营的法国、德国和比利时拒绝采取共同行动，表示应寻求在联合国的框架下开展多边主义行动。由此，北约内部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分歧，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大国纷纷强调要在国际事务中坚持多边主义，并对美国领导下的北约一意孤行的做法表示质疑。到了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提出了在“多伙伴世界”中“重塑美国领导力”这一更具包容性的愿景。[42] 在此背景下，北约和欧盟之间在价值观念上的共识增加。
然而，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一再修改或撤销其外交政策的一些传统做法，包括各种“退群”行为，如退出《伊朗核协议》与气候变化《巴黎协定》无疑严重损害了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加深了欧盟对于美国肆意推行单边主义政策的担忧。虽然在双方的《联合宣言》等一系列官方文件中依然可以看到欧盟和北约奉行相同的价值观，并以此重申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表述，但是在2017年的意大利陶尔米纳七国集团（G7）峰会后，针对欧、美以及德、美之间的疏离现状，默克尔颇为感慨地表示，“欧洲人可以完全依靠他人维护自身安全的日子结束了……欧洲必须将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43] 2018年8月，马克龙也在外交政策演讲中表示，欧洲“不能把自己的安全完全托付给美国”[44]。由此可见，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强调以追求美国的国家利益为最终目标，而不顾国际规范和政治传统，对多边组织的蔑视、对美国传统盟友的极度不信任以及对安全联盟的单边主义政策，使得欧盟和北约在价值观念方面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分歧。虽然2019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北约支援法案》（NATO Support Act），以防止美国退出北约，[45] 但是事实上的支持和言辞上的质疑之间的矛盾让欧洲盟国对北约的未来感到担忧。
（二）美、欧威胁评估异中有同，综合使用军事和民事手段的认同增加
从布什政府开始，美国将北约的任务转移到打击恐怖主义和核扩散上、将战略重心放在中东的做法，已经导致欧洲盟国开始对北约的安全承诺提出质疑。2012年的《国防战略指南》又明确了美国的战略重点是向亚太和中东地区转移，同时期望欧盟能够自行负担一部分安全责任。[46] 之后，伴随着美国的持续战略东移，中国和亚洲被美国视为排序第一的威胁，美国领导下的北约和欧盟对威胁的差异化评估一直在扩大。直到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以及在乌克兰东部开展军事行动，使得美国和欧盟开始重新思考如何共同应对俄罗斯新出现的扩张主义。俄罗斯问题在短期内起到了重新修复跨大西洋关系及团结欧盟各国的作用。
虽然此后美国战略转向的步伐并未停止，但是从2016年和2018年发表的《联合宣言》可以看到，欧盟和北约找到了继续合作的点，如有效利用资源来应对包括综合性威胁、网络威胁在内的共同挑战。与冷战期间可准确识别的大规模威胁相比，这类新型威胁已经成为当今全球安全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且都具有民事和军事相互关联的特性，不能用纯军事手段进行应对，因此也突出了双方合作的必要性。以综合性威胁为例，无论是2017年在赫尔辛基成立的欧洲应对综合性威胁高级研究中心（Hybrid CoE），还是欧盟混合部队（EU Hybrid Fusion Cell）与北约混合分析处（NATO Hybrid Analysis Branch）之间的互动，欧盟和北约在应对共同威胁方面的合作都具有里程碑意义。[47] 虽然北约被认为习惯于采取仅限于军事的安全方针，但是面对新的安全威胁，北约对欧盟偏向于采取更为综合性的安全战略的认同在增加。
（三）欧盟与北约优势互补，但欧盟强军目标触动北约神经
如上所述，应对新型威胁的现实要求为北约和欧盟之间的合作奠定了基础。一方面，传统的安全问题并未退出历史舞台，因此仍需要北约在其成员国境内进行军事部署以应对外部威胁，特别是在核威慑方面，北约在欧洲的核威慑是欧洲安全保障的关键，而且特朗普执政以来，北约在欧洲的军事部署事实上不减反增;[48] 另一方面，新型威胁无法单独依靠军事解决方案，特别是在反恐、综合性威胁、网络安全防御、军事机动性等领域，还需要欧盟发挥监管作用及其制度优势。以军事机动性为例，其作为优先行动项之一，不仅是北约和欧盟在防务方面共同面临的核心问题，而且是双方2016年以来加强合作的样板，被认为可能激励在更多领域协同的作用。
军事和民事上的比较优势一向被视为欧盟和北约合作的基础。但是2017年以来德、法重提“欧洲军”议题，不仅显示出欧盟意在弥补军事力量的短板，也发出了希望获得更多自主性的呼声。这一试图打破比较优势的努力，可能会增强北约与欧盟之间的竞争关系。欧盟政治家长久以来一直有着创建一支共同的欧洲军队的宏愿。早在2015年3月，时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在德、法、意等西欧国家的支持下再度将欧盟“建军”提上议事日程，但最终因英国的反对而搁置。随着脱欧后的英国对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的发展失去决策权，德国也在2018年2月的《联合执政协议》中再次明确表示，要朝着建立一支“欧洲军”的方向进一步努力。不仅如此，马克龙2017年9月在巴黎索邦大学的演讲中也提出了“在下一个十年开始时，欧盟不仅应拥有一支共同的干预部队，而且应该拥有共同的军事预算和军事信条”[49]。这种“强军”话语触动了北约的神经。虽然美国对于欧盟能够建成“欧洲军”持怀疑态度，但同时也担心“强军”步伐会影响欧洲盟友履行其防务开支的承诺，甚至动摇北约在欧洲安全中的核心地位。
但是从现实来看，增强欧盟的军事能力首先面临来自欧盟内部的意见分歧。德国所希望的“欧洲军”与法国倡导的“共同干预部队”并不相同。法国希望欧洲国家能够独立于欧盟或北约的现有体制框架开展军事行动，从以欧盟为中心转向以欧洲为中心发展防务合作;但德国希望以防务合作促进欧洲一体化，不希望欧盟机制和非欧盟机制下的防务合作相互竞争。因此，短期内欧盟的“强军”目标仍难有大的突破。
（四）欧盟加大国防工业投入引发担忧，但欧盟与北约依然在加强合作
长期以来，欧洲在国防工业和防务支出上的投资不足，尤其是在国防工业上，欧盟依赖于北约的推动。针对自身短板，自2016年以来，欧盟将国防工业的发展作为欧盟安全与防务领域变革的重点之一。2017年12月11日正式启动的“永久结构性合作”（Permanent Structured Cooperation， PESCO）推动了有能力和意愿的欧盟成员国在欧盟框架内共同投资、规划、发展和运营国防能力。[50] 同年成立的欧洲防务基金（European Defence Fund， EDF）首次在欧盟预算中提供防务资金，促进成员国从研究到能力开发阶段的国防合作。由欧洲防务局负责的“年度协同防务审查”（Coordinated Annual Review on Defence， CARD）也旨在发展欧盟各成员国在国防工业方面的合作。2019年12月就任的新一届欧盟委员会更是在内部设立了一个新的国防工业和航天总司，这是冯德莱恩想要进一步推进欧洲防务联盟建设的强烈信号。
虽然欧盟在国防工业建设方面展现了前所未有的雄心，但是在现实中，欧盟国家首先面临着如何克服长期以来工业发展碎片化的问题。以作战坦克为例，种类繁多的型号大大增加了生产、开发、训练、备件和维護的成本，降低了兼容性，而与北约合作能够帮助欧盟克服国防工业的分散性。不仅如此，在英国脱欧之后，北约高达80%的国防开支由非欧盟成员国承担，而欧盟人口又占北约成员国的90%。[51] 因此，即使欧盟加大对国防工业的投资，也只能起到补充作用。
在欧盟采取的一系列加强国防工业的措施中，“永久性结构合作”无疑意义最大，其在资源获取方面与北约构成竞争关系，但在能力建设方面与北约互补。从这一合作机制的设计来看，欧盟预计将通过“永久结构性合作”构建强大的“北约的欧洲支柱”，提升欧盟对北约防务的贡献度，从而协调欧盟安全与防务一体化和北约的平衡发展，使欧美安全关系良性互动。[52] 但是，“永久结构性合作”机制的实施也引起了美国和北约的担忧。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认为欧盟的防务举措有可能限制其在欧洲的影响力;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2018年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更是重提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提出的警惕欧盟和北约关系中的“重叠、脱钩和歧视”风险。[53] 美国批评“永久结构性合作”的规定具有保护主义色彩，因为如果要联合开发新武器必须通过欧洲防务局，而该机构会优先选择欧盟所需的武器。此外，欧洲防务基金规定，只有位于欧盟成员国及其联系国的公司才能在财政上受益。对此，美国方面认为这将阻止包括美国在内的欧盟以外的公司参与军事项目。[54] 对于一个倾向于把经济和安全联系在一起，奉行鲜明的经济民族主义议程的特朗普政府来说，这种看法的危害性以及由此对欧盟和北约国防合作产生的负面影响不容小觑。
四、拜登当选对欧盟与北约关系的影响
在拜登当选美国总统后，欧盟主要国家以及欧盟领导人多次表达了与美国重振跨大西洋合作的意愿。2020年12月2日，欧盟委员会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向欧洲理事会提交《欧盟—美国：应对全球变革的跨大西洋新议程》建议书，阐明了欧盟未来与美国重建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意图与议程。[55] 欧盟在文件中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以下简称“疫情”）、保护环境与气候、建立技术联盟、全球范围合作等作为“愿望和报价清单”的主要内容。在安全与防务方面，欧盟认为，欧、美双方必须重申对跨国与国际安全的共同承诺。欧盟也特别强调了做强自身对北约具有互补作用，认为加强欧盟在防务方面的作用，包括通过支持对能力发展的投资，将有利于北约和跨大西洋合作。同时，欧盟还特别表态完全愿意承担责任，具体方式包括提升自身战略自主性、确保更好地共担责任以及使欧盟与北约的优势能力大体保持一致。此外，为加强合作，欧盟文件还提议建立一种结构化的欧美安全与防务对话机制。
从美国方面来看，结合拜登总统在竞选期间和当选后为数不多的有关与欧盟在安全与防务政策领域关系的表述，可以确定的是，拜登政府将尝试修复美欧联盟关系，重塑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价值共识。例如，在2021年1月20日的就职演说中，拜登表示“美国将修复联盟，并再次与世界接触”[56]。不同于特朗普，对于北约，拜登从一开始就做出了明白无误的承诺。例如，拜登在就任总统后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的通话中重申，美国将遵循《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致力于集体防御，并强调美国致力于加强跨大西洋安全。[57] 事实上，拜登在2020年《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也已经明确了这一点，“美国的承诺是神圣的，而不是交易性的。北约是美国国家安全的核心，也是自由民主理想的堡垒——一个价值联盟，它使北约比通过胁迫或金钱建立的伙伴关系更持久、可靠、强大。”[58]
考虑到特朗普政府时期美、欧双方互信受损、北约的政治协调功能未能得到充分发挥，因此拜登在与斯托尔滕贝格的通话中特别强调，有意就阿富汗、伊拉克和俄罗斯等一系列共同的安全问题，以及在应对新的和正在出现的威胁如气候变化和全球卫生安全等方面与盟友进行磋商和合作。此外，拜登不会过度依赖军事手段，而是会综合运用国家权力手段，尤其会增加对外交的投入。他表示，“外交应当成为美国权力的头号工具。”[59] 另外，拜登在2021年2月4日发表其上任后首次外交政策演讲，再次强调外交手段将重新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中心，美国将通过外交手段来重塑其在世界舞台的领导地位，这意味着发挥领导作用“不仅要靠强权，还要靠榜样的力量”[60]。
但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裂痕短期内不可能修复，美欧安全关系也不可能回到过去。拜登虽然坚信北约军事同盟存在的根基依然牢固，但对于欧洲国家“搭便车”的做法也同样颇有微词。拜登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就曾敦促盟友也要为跨大西洋安全尽自己的一份力量。[61] 因此，拜登政府依然会要求欧洲国家增加防务支出、提高对北约的贡献度，尤其是在美国公共财政面临疫情巨大压力的背景下。与特朗普不同，拜登将不会盯着国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2%比例的承诺不放，而会提出更为弹性和渐进的要求，强调美、欧在防务方面的责任共担。[62] 这也会与拜登着眼于未来战争调整防务开支结构的主张相结合，要求欧洲盟友和美国一样把更多资源投向科学和技术方面，包括网络空间、太空、无人系统和人工智能等技术领域。[63]
总体而言，修复美欧联盟关系的前提是欧洲履行盟友义务，对美国“硬实力”不足之处进行有效弥补，积极协同美国充分发挥其“软实力”。对此欧盟有学者提醒，切忌对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调整期待过高，因为特朗普所代表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单边主义在美国国内仍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拜登政府的重心将放在控制疫情、恢复经济、消除种族主义等内政議题上，外交与安全政策调整空间有限，因此，拜登难以重新找回“西方”。[64] 在这样的背景下，塑造一个更加团结、强大、自主的欧洲依然是欧盟的主要任务。
结 束 语
2016年以来，跨大西洋关系面临严峻考验。为了应对环境的变化，欧盟和北约连续发表《联合宣言》，加强协调和合作。以此为基础，双方都在安全与防务领域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结合欧盟与北约在价值观念、威胁评估和战略文化、军事和民事能力以及国防工业和支出这四个维度上的发展与互动，分析其对欧盟和北约之间“相互增强”和“相互替代”关系的影响，可以认为，从中短期来看，两者之间将呈现合作与竞争同步增强的态势，但是将以合作为主、竞争为辅。
特朗普政府时期欧、美在价值观念方面的分歧有所加剧，增加了北约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同时，这又带来两方面影响。一方面，欧盟认识到要加强战略自主，并将这一理念付诸实践。例如，欧盟加大了对国防工业的投入，甚至一度就“欧洲军”的建设展开讨论。虽然欧盟领导人将建设“欧洲军”称为加强“北约的欧洲支柱”的手段，但这被北约尤其是特朗普政府视为一种竞争姿态。因此，这一定程度上验证了“相互竞争论”。
另一方面，欧盟的防务一体化举措并未从本质上改变其与北约之间的巨大实力差距。因此，欧洲防务能力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分担北约的负担，使其成为北约更强大的“合作伙伴”。同时，为了避免因欧盟防务一体化进一步疏离的关系，欧盟与北约双方也在寻求加强合作，这尤其反映在两份《联合宣言》中，包括北约与欧盟“永久结构性合作”机制之间的协调等。另外，双方在威胁评估以及战略文化上的适度靠拢，也增强了双方合作的基础，这在一定程度上又验证了“相互增强论”。
拜登的当选为修复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带来了新机遇，美欧双方都对此抱有很高的期待。但是，“没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义”还将在较长时间内发挥影响，[65] 这制约着拜登政府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调整。因此可以认为，美、欧在价值观念上将回归“旧常态”，在威胁评估和战略文化上双方还会进一步靠拢，在民事和军事手段的运用以及加强国防工业投入上也会有更多共识和共同努力，欧盟与北约的关系也趋向于进一步相互增强。但是，欧盟与北约的合作是基于双方更好地共担责任，以欧洲盟友提高其支持北约的能力为目标。对此，欧盟方面认为应继续加强战略自主建设、提升自身能力。这既有助于增强“北约的欧洲支柱”，也有助于增强欧盟与北约的合作关系。正如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Josep Borrell）所强调的，“欧洲”防务与“跨大西洋”防务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一个有战略自信、有能力的欧洲对美国而言是一个更佳的伙伴、更好的北约盟友;而这样的欧洲，也是欧洲自己所需要的。[66]
然而，欧盟的战略自主不可避免地包含可能导致欧盟与北约日益疏离甚至竞争加剧的因素。为此，专家组为斯托尔滕贝格的“北约2030”倡议[67] 撰写的如何使北约成为一个更强大联盟的建议报告，虽然也提出北约应该欢迎欧盟努力建立更强大、更有能力的欧洲防御能力，但也特别强调欢迎的前提是，“这些努力能够加强北约，有助于公平分担美、欧的负担，并使非欧盟成员的盟国能够充分参与。”[68] 当然，试图通过欧盟的战略自主建设使美欧安全关系从主导与从属关系演变为支持性伙伴关系，仍有很长的路要走。[69]
[责任编辑：石晨霞]
* 本文系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专项资金（2020-N11）、同济大学2020年度重大培育项目“国际格局大调整下中欧关系研究”（22120200389）的阶段性成果。
[①] “Emmanuel Macron Warns Europe ‘Nato is Becoming Brain Dead，”The Economist， November 7， 2019， https：//www.economist.com/europe/2019/11/07/emmanuel-macron-warns- europe-nato-is-becoming-brain-dead， 另参见郑春荣：《德国在推进欧洲战略自主性上的角色》，载郑春荣主编：《德国发展报告（2020）：转型中的德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16—20页。
[②] Briefing Room， “Inaugural Address by President Joseph R. Biden， Jr.，” The White House， January 20，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1/01/20/ inaugural-address-by-president-joseph-r-biden-jr/.
[③] Abigail Ng， “NATO Chief Sees Bidens Inauguration as a ‘New Chapter for the Alliance，” CNBC， January 22， 2021， https：//www.cnbc.com/2021/01/22/nato-chief-sees- bidens-inauguration-as-a-new-chapter-for -alliance.html.
[④] Michel Rose and Andreas Rinke， “Incoming Biden Presidency Exposes Old French-German Rift on Defence，” Reuters， November 20， 2020，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 us-france-germany-usa-defence-idUSKBN2800QW.
[⑤] Chris Dolan， “Bidens Victory Hampers European Autonomy，”Newsweek， December 15， 2020， https：//www.newsweek.com/bidens-victory-hampers-european-autonomy-opinion-1554239.
[⑥] 张弘、陈雅东、赵纪周：《北约，找不着北了》，《世界知识》2020年第1期，第12—13页。
[⑦] 赵纪周：《“特朗普冲击波”下的美欧防务“再平衡”》，《国外理论动态》2019年第7期，第96—105页。
[⑧] 宋芳、洪邮生：《特朗普执政以来欧美关系新变化》，《国际论坛》2019年第5期，第52—70页。
[⑨] 赵怀普、韩宝禄：《美欧防务责任分担矛盾的缘起、发展及影响》，《国际经济评论》2019年第6期，第116—133页。
[⑩] Barry Posen， “European Union Security and Defense Policy： Response to Unipolarity？”Security Studies， Vol. 15， No. 2， 2006， pp. 149-186.
[11] “赫尔辛基总体目标”是指在1999年12月的赫尔辛基首脑会议上，欧盟宣布发展自主决策能力，并在北約整体不参与的情况下，发起和开展欧盟领导的军事行动，以应对国际危机。
[12] 例如，2003年6月—9月，欧盟应联合国的要求在刚果民主共和国领导了一支由法国率领的国际维和部队制止叛乱并保护援助人员。该行动引起了北约和美国一些官员的不满，声称欧盟应该先正式询问北约后再开展刚果行动。欧盟官员则表示已就该任务与北约进行了磋商，但鉴于欧盟并未要求动用北约资源，因此没有义务征得北约的许可。
[13] David Calleo， “Europe and America in a New Century，”Survival， Vol. 55， No. 5， 2013， pp. 211-224.
[14] Helga Haftendorn， “Das Atlantische Bu?ndnis in der Anpassungskrise，”SWP-Studie， Februar 2005， p. 5.
[15] Matthias Dembinski， “Die Beziehungen zwischen NATO und EU von ‘Berlin zu Berlin plus，” in Johannes Varwick， ed.，Die Beziehungen zwischen NATO und EU， Opladen： Verlag Barbara Budrich， 2005， p. 71.
[16] Paul Cornish， “NATO： The Practice and Politics of Transformation，”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0， No. 1， 2004， pp. 63-74.
[17] Michael Rühle， “The Future of the Transatlantic Security Relationship，”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Vol. 35， No. 5， 2013， pp. 283-287.
[18] Richard Whitman， “NATO， the EU and ESDP： An Emerging Division of Labour？”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Vol. 25， No. 3， 2004， pp. 430-451.
[19] Barry Posen， “European Union Security and Defense Policy： Response to Unipolarity？” p. 150.
[20] Petros Demetriou， “NATO and CSDP： Can the EU Afford to Go Solo？”Cogent Social Sciences， Vol. 2， No. 1， 2016， pp. 1-16.
[21] Johannes Varwick and Joachim Koops， “The European Union and NATO： ‘Shrewd Interorganizationalism in the Making？” in Knud Erik J?rgensen， ed.，The European Union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London： Routledge， 2009， p. 103.
[22] Corentin Brustlein， ed.， “Mutual Reinforcement： CSDP and NATO in the Face of Rising Challenges，”Focus Strate?gique， No. 93， Ifri， October 2019.
[23] Helga Haftendorn， “Das Atlantische Bu?ndnis in der Anpassungskrise，” p. 18.
[24] Richard Youngs， “The European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 What Impact on the EUs Approach to Security Challenges？”European Security， Vol. 11， No. 2， 2002， pp. 111-113.
[25] Anand Menon， “Why ESDP is Misguided and Dangerous for the Alliance，” in Jolyon Howorth and John T.S. Keeler， eds.，Defending Europe. The EU， NATO and the Quest for European Autonomy， Basingstoke： Palgrave， 2003， pp. 203-217.
[26] Barry Posen， “European Union Security and Defense Policy： Response to Unipolarity？” pp. 149-186.
[27] 相關分析可参见郑春荣：《德国在推进欧洲战略自主性上的角色》，第14—31页。
[28] 《拥有核武、航母的英国“脱欧”后 欧洲防务将更依赖北约？》，《欧洲时报》2019年3月30日，http：//www.oushinet.com/europe/other/20190330/317530.html。
[29] Sophia Besch， “Plugging in the British. EU Defence Policy，” Centre for European Reform/ Konrad Adenauer Stiftung， 2018.
[30] 田粤皖：《欧洲防务自主喜忧参半》，《解放军报》2020年2月11日，http：//www.81.cn /jfjbmap/content/2020-02/11/content_253792.htm。
[31] Paul Taylor，Safer Together：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Future of European Security and Defence， Brussels： Friends of Europe， 2018， p. 27.
[32] 欧盟与英国经过艰难谈判，终于在2020年12月下旬就《欧英贸易与合作协定》达成一致，避免了英国的无协议脱欧。但是，根据欧盟方面的说明，外交政策、对外安全和防务合作不在协议范围内，因为英国不想就此进行谈判。因此，自2021年1月1日起，英国和欧盟之间将不再有制定和协调共同应对外交政策挑战的框架，如对第三国国民或经济体实施制裁等行动。参见“The EU-UK Trade and Cooperation Agreement. Protecting the European Unions interests， Ensuring Fair Competition， and Continued Cooperation in Areas of Mutual Interest，” https：//ec.europa.eu/info/relations-united-kingdom/eu-uk-trade-and-cooperation- agreement_en。
[33] “Joint Declaration by the President of the European Council， the President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and the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July 8， 2016，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official_texts_133163.htm; and “Joint Declaration on EU-NATO Cooperation by the President of the European Council， the President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and the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July 10， 2018，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official_texts_156626.htm.
[34] 關于联合声明发表以来欧盟与北约在各领域的合作状况的分析，参见Gustav Lindstrom and Thierry Tardy， eds.，The EU and NATO： The Essential Partners， European Union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 2019。
[35] David E. Sanger and Maggie Haberman， “Donald Trump Sets Conditions for Defending NATO Allies Against Attack，”The New York Times， July 20， 2016， https：//www.nytimes.com/ 2016/07/21/us/politics/donald-trump- issues.html.
[36] “Angela Merkel： Bundeskanzlerin weist Emmanuel Macron wegen Nato zurecht，”Zeit Online， November 24， 2019， https：//www.zeit.de/politik/ausland/2019-11/angela-merkel- emmanuel-macron-nato-hirntod.
[37] Ben Knight，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Frances Macron Envisions New Era of European Strength，” Deutsche Welle， February 2020， https：//www.dw.com/en/munich-security- conference-frances-macron-envisions-new-era-of-european-strength/a-52389586.
[38] “NATO Chief Stoltenberg Dismisses France President Macron Nuclear Call，”The Statesman， May 2020， https：//www.thestatesman.com/world/nato-chief-stoltenberg-dismisses- france-president-macron-nuclear-call-1502856404.html.
[39] “Er?ffnung der Münchner Sicherheitskonferenz，” February 14， 2020， http：//www. bundespraesident.de/SharedDocs/Reden/DE/Frank-Walter-Steinmeier/Reden/2020/02/200214-MueSiKo.html.
[40] “Joint Declaration by the President of the European Council， the President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and the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 July 8， 2016，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official_texts_133163.htm.
[41] “Joint Declaration on EU-NATO Cooperation by the President of the European Council， the President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and the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 July 10， 2018，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official_texts _156626.htm.
[42] Barack Obama， “Renewing American Leadership，”Foreign Affairs， Vo1. 86， No. 4， 2007， pp. 2-16.
[43] “Merkel： Europe ‘Can No Longer Rely on Allies After Trump and Brexit，” BBC， May 28， 2017， https：//www.bbc.com/news/world-europe-40078183.
[44] Angelique Chrisafis， “Europe Can No Longer Rely on U.S. for Security， Says Emmanuel Macron，”The Guardian， August 27， 2018，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8/aug/27/ europe-can-no-longer-rely-on-us-for-security-says-emmanuel-macron.
[45] “NATO Support Act，” H.R. 676， Washington， D.C.， January 23， 2019.
[46] Corentin Brustlein， ed.， “Mutual Reinforcement： CSDP and NATO in the Face of Rising Challenges，”Focus Strate?gique， No. 93， Ifri， October 2019.
[47] Hanna Smith， “Countering Hybrid Threats，” in Gustav Lindstrom and Thierry Tardy， eds.，The EU and NATO， p. 17.
[48] 針对特朗普宣布将部分美军撤出德国，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不限于德国，在过去的几年里，从波兰、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黑海地区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挪威等都部署着北约的多国战斗群、美国的驱逐舰和海军陆战队等，因此，北约在欧洲的军事存在比以前更多。“The Geo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COVID-19 Speech by NATO Secretary General Jens Stoltenberg at the German Institute for Global and Area Studies （GIGA），” NATO， June 30， 2020，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opinions_176983. htm？selectedLocale=en。
[49] Benjamin Kentish， “Emmanuel Macron Calls for EU Army and Shared Defence Budget，”Independent， September 26， 2017， https：//w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europe/emmanuel -emmanuel-macron-eu-army-joint-defence-budget-french-president-nato-britain-brexit-russia-a7968346.html.
[50] 迄今为止，在PESCO下已经开发了47个项目，其中有38个项目同时有助于满足北约的需求。详见：https：//pesco.europa.eu/。
[51] “NATO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Stresses There Is No Substitute to the Transatlantic Relationship，” NATO， October 13， 2020，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news_178677.htm？ selectedLocale=en.
[52] 郑春荣、范一杨：《重塑欧美安全关系？——对欧盟“永久结构性合作”机制的解析》，《欧洲研究》2018年第6期，第1—24页。
[53] Jim Garamone， “Stoltenberg Discusses NATO Transatlantic link at Munich Conferenc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February 21， 2018， https：//www.defense.gov/Explore/News/Article/ Article/1446630/stoltenberg-discusses-nato-transatlantic-link-at-munich-conference/.
[54] 2020年下半年在德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欧盟就第三国参与“永久结构性合作”的规则达成了协议，由此，美国未来也能够参与合作项目。
[55] European Commission and High Representative of the Union for Foreign Affairs and Security Policy， Joint Communication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the European Council and the Council. A New EU-U.S. Agenda for Global Change， JOIN（2020） 22 final， Brussels， February 12， 2020.
[56] Briefing Room， “Inaugural Address by President Joseph R. Biden， Jr..”
[57] Briefing Room， “Readout of President Joseph R. Biden， Jr. Call with Secretary General Jens Stoltenberg of NATO，” The White House， January 26，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 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1/26/readout-of-president-joseph-r-biden-jr-call-with-secretary-general-jens-stoltenberg-of-nato/.
[58] Joseph R. Biden， “Why America must Lead Again，”Foreign Affairs， Vol. 99， No. 2， 2020， pp. 64-76.
[59] Ibid.， p. 72.
[60] Briefing Room，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on Americas Place in the World，” The White House， February 4，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 /2021/02/04/remarks-by-president-biden-on-americas-place-in-the-world/.
[61] Joseph R. Biden， “Why America must Lead Again，” pp. 64-76.
[62] 對“2%承诺”的讨论参见Derek Chollet， Steven Keil， and Chris Skaluba， “Rethink and Replace 2%，” The Atlantic Council， October 14， 2020，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 content-series/nato20-2020/rethink-and-replace-two-percent/.
[63] Aaron Mehta and Joe Gould， “Find out Where Trump and Biden Stand on Defense and Security Issues，”Defense News， October 9， 2020， https：//www.defensenews.com/global/ the-americas/2020/10/09/find-out-where-trump-and-biden-stand-on-defense-and-security-issues/.
[64] 赵明昊：《重新找回“西方”：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构想初探》，《美国研究》2020年第6期，第45—64页。
[65] Ed Kilgore， “Is There a Future Leader for Trumpism without Trump？”Intelligencer Newsletter， November 18， 2020， https：//nymag.com/intelligencer/2020/11/who-could-lead- trumpism-without-trump.html.
[66] Josep Borrell， “Versuchen wir es noch einmal！ Europas au?enpolitisches Angebot an die USA，”Die Welt， July 12， 2020， https：//www.welt.de/debatte/kommentare/article221890582/ Chefdiplomat-Josep-Borrell-ueber-das-Verhaeltnis-von-EU-und_USA.html.
[67] 与此相呼应，欧盟2020年6月启动了到2022年初制定并通过一份“战略指南”的进程，旨在确定欧盟在安全与防务政策领域的目标。“Towards A Strategic Compass，” November 2020， https：//eeas.europa.eu/sites/eeas/files/towards_a_strategic_compass_20_november.pdf。
[68] NATO， “NATO 2030： United for a New Era： Analysis and Recommendations of the Reflection Group Appointed by the NATO Secretary General，” November 25， 2020， https：//www.nato.int/nato_static_fl2014/assets/pdf/2020/12/pdf/201201-Reflection-Group-Final-Report-Uni.pdf.
[69] Agneska Bloch and James Goldgeier， “Reviving the Transatlantic Relationship，” Robert Bosch Stiftung， November 2020， https：//www.gosch-stiftung.de/en/story/reviving-transatlantic -relationshi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