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青春之歌》 《英华之歌》 文本阐释学 本质化
摘 要:《英华之歌》是《青春之歌》的续篇。从情节的设置上可以看出,《英华之歌》叙事的重心并不在于人物性格内涵的发展上,而是着力描写了在新的形势与环境下,林道静、江华、卢嘉川三人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纠葛。甚至可以说,《英华之歌》就是为了完成林道静与卢嘉川的结合这一任务而写,从这个意义上说,《英华之歌》更像是对《青春之歌》中人物关系的发展所做的一个补充和交代,而不像是一部在艺术上和精神内涵上全力推进的小说续集。这一现象的背后折射出的是作家杨沫在多变的当代文坛写作环境下复杂而艰难的写作心路历程。
一
在建国后“十七年”的文学中,《青春之歌》有着特殊的意义,它是当代出现的第一部以知识分子成长史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在革命的年代里知识分子是如何成长的、知识分子如何才能转变为一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林道静这一形象是否很好地体现了这一成长过程,1959年《中国青年》和《文艺报》所组织的关于《青春之歌》初版本的讨论,正是围绕这几个方面的问题而展开的。当时来自北京电子管厂的一位名叫郭开的读者在1959年第2期的《中国青年》和第4期的《文艺报》上连发两篇文章,就杨沫在林道静这一形象的描写上所存在的缺陷和失误展开了批评。郭开在文中指出,《青春之歌》“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情调,作者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把自己的作品当做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进行创作的”。作品“没有认真地实际地描写知识分子改造的过程,没有揭示人物灵魂深处的变化。尤其是林道静,从未进行过深刻的思想斗争,她的思想感情没有经历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的转变,到书的最末她也只是一个较进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可是作者给她冠以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结果严重地歪曲了共产党员的形象”①。建国后的知识分子一直就处于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位置上,1957年的“反右”斗争更是对知识分子非无产阶级特性的一次大批判。所以,当杨沫的正面描写知识分子成长道路的《青春之歌》于1958年出版后,引来作为工人阶级一员的郭开的批判也就十分正常了。郭开的批评看上去涉及了作品的写作立场、人物刻画、思想感情等诸多方面,其实终其一点就是关于如何看待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问题。知识分子如何才能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这在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五四运动》(1939)、《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等文中已有论断,可以说,这些论断便是对知识分子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角色和作用的“质的规定”,郭开也正是以此为据而展开批评,其结论便带有无法辩驳的说服力。也正因此,杨沫在作品受到批评的当年便对作品进行大力修改,于196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作品的再版本。
《青春之歌》出版后,杨沫本打算续写《青春之歌》的下部,在她1971年5月20日的日记里有这样的记录:
我想,还是理当完成《青春之歌》的下部。而且心头不时浮现一些下部的人物和故事:(一)仍是以林道静为主人公,且贯穿全书。……(二)卢嘉川并没有死,他被群众从死尸堆里救活了。后来,他也来到了平原根据地与林相遇了。这给林极大的内心震动——她没有忘掉他,还在心底深深地爱着他。可是,她已与江华结合,她始终尊敬他,这矛盾贯穿着三个人的心灵。……(三)写出一个地区的斗争,江华成为分区司令员,英勇善战,屡挫敌人。……(四)知识分子的改造仍是全书的主旨……想得倒挺精彩。可是“大毒草”正在挨批,这个时候,怎么能这样写下去呢?我茫然了。②
《青春之歌》的续集无法进行下去,杨沫于1972年开始写作另一部长篇小说《东方欲晓》,至1976年完成了约七十万字的初稿。作品初稿写完后不久,“文革”结束,再看初稿,杨沫感慨:“好像一个人在昏暗中编织出的工艺品,拿到亮处一看,不少地方有洞眼、有瑕疵。随着文艺思想的解放,我更感到我的这部作品不少地方受了‘三突出等等那套文艺模式的毒害,好像夹生饭似的。”③去掉思想包袱的杨沫对初稿进行了全面的修改。原计划是将《东方欲晓》写成三部,第一部于1979年修改完成,于1980年6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关于这部小说,杨沫在反思自己创作历程的《我的创作为什么走了弯路》一文中谈到:“我办的第一件糊涂事是:不敢描写成长过程中的英雄人物。就这样,我不敢写《青春之歌》第二部了。因为第一部中的主人公林道静就是一个转变和成长中的人物。但是,我仍然想在《东方欲晓》中,以一个知识青年投身抗日战争,接受工农兵的教育,后来成长为英雄人物为主线写下去。当我已经写完前十章后,上面的那条‘转变中的人物不能成为第一号人物的谬论,赫然登在报上。为了不超出他们的轨道,我对前十章大加砍削,重新规划,硬把一个原来不是主人公的、出身工人的县委书记改为所谓‘第一号人物……我又做了第二件糊涂事,就是按照‘四人帮所谓‘绝对高大完美的要求,把所有的好事都往我的‘第一号人物身上推。……我所着意刻画的这个‘第一号人物,确实可算‘高大完美,但人们看了,却普遍感到既不可信,也不可爱。”④从作者的自述可以看出,杨沫不仅没有如愿去写《青春之歌》的第二部,而且在《东方欲晓》中对人物的刻画、情节的安排作了许多迎合当时主流观念的设置,从而造成作品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显露出较大的缺憾。
《东方欲晓》第一部出版后,杨沫本该接着完成后面的两部,但她并没有沿着《东方欲晓》第一部的思路写下去,而是用几年的时间对第一部进行了近似于重写的修改,这便有了花城出版社1986年5月出版的长篇小说《芳菲之歌》。这部小说脱胎于《东方欲晓》但又和《东方欲晓》不大相同,几乎是全部重写的。为什么要重写?作者在作品的《后记》里说:“由于时代的原因,更由于自己文艺思想不够明确,在《东方欲晓》中,我曾经把一个工农兵出身的革命干部写成书中的主人公;而把我很熟悉的、更有情感的女知识分子柳明,写成了次要人物。并且还大写我所不熟悉的指挥战斗的场面。我写的事件多得很,大得很,人物被挤得只剩下瘦小的骨头……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前进,思想的逐步解放,我逐渐冲出了束缚我、禁锢我的罗网。望着过去写的那一大堆稿纸,我汗颜,我惭愧。可是,我不愿在困难面前低头,更不愿在失败面前却步,我擦干伤心的泪水,又从头干起。”⑤比照《东方欲晓》与《芳菲之歌》,表现的历史生活内容基本相同,最大的变动是两个方面:一是主人公发生了变化,在《东方欲晓》中,中心人物是工人出身的年轻共产党员曹鸿远,到《芳菲之歌》时,知识女青年柳明成为全书的核心人物,全部情节围绕着柳明展开,写她如何在抗战的烽火中成长起来,以及辗转来到太行山区的抗日根据地成为一名革命战士的过程。曹鸿远这一角色在《芳菲之歌》里不仅做了淡化处理,而且身份也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工人出身调整为一名大学生,从而使全书回到对知识青年革命历程的叙述上来;《芳菲之歌》的第二个变化是让林道静和卢嘉川这两个人物在这部作品中出场。写作《青春之歌》的下部一直是杨沫的一个心愿,但考虑到自己年龄已大(此时作者已七十有余),身体也不太好,杨沫怕自己没有精力去完成这一写作计划,便在《芳菲之歌》中对这两个令自己魂牵梦绕的人物后来的情况做了交待。写林道静化名为路芳在北平领导学生工作,卢嘉川没有死,当年被关押在南京的监狱中时,被打入敌人内部的地下党干部用偷梁换柱的方式营救了出来,改名岩烽赴延安在红军大学任教,抗战爆发后成为八路军里的一名大队长。在《芳菲之歌》中,涉及林道静和卢嘉川的描写并不是很多,主要在于了却作者的心愿,虽然是十分简略的叙述,但毕竟又一次地与《青春之歌》联系了起来。
二
《芳菲之歌》之后,杨沫又一次地调整了写作的计划,在《芳菲之歌·后记》中她谈到:“当《芳菲之歌》即将付排,并将继续写它的下部时,我的女儿徐然提醒我说:‘妈妈,为什么不把《芳菲之歌》下部写成《青春之歌》的下部呢?你可以写成《青春之歌》《芳菲之歌》和《青春之歌》下部(即《英华之歌》)这样的青春三部曲呀。女儿的话使我恍然大悟。是呀,三十多年,广大读者一直关心、企盼《青春之歌》续集的出版,而我这个作者也对广大读者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于是,我改变了创作计划,决心写出《青春之歌》续集,以了却我对《青春之歌》读者的债务。”⑥这样,杨沫历经三年的写作,于1989年创作完成了长篇小说《英华之歌》,由花城出版社于1990年正式出版。
《英华之歌》是《青春之歌》的续篇。《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卢嘉川、江华、罗大方、俞淑秀以及《芳菲之歌》中的曹鸿远、柳明等在这部作品中悉数登场,小说中心情节围绕着林道静、卢嘉川、江华三人之间的感情纠葛与矛盾冲突而展开。《英华之歌》的故事背景是1939年至1942年冀中平原抗日敌后根据地,此时,林道静任河北安定县的县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江华是地区的地委书记,而卢嘉川则是军分区的司令员。林道静与卢嘉川再度相逢后,彼此珍藏已久的感情被重新点燃,但林道静已与江华结合,而且与江华有了孩子,这使得林道静与卢嘉川难续旧情。在《青春之歌》里,江华是一位机智、沉着、老练的地下党负责人,但在《英华之歌》中,他虽然成了高级干部,但却变得自私、冷漠、心胸狭窄,不仅要求林道静对自己要百依百顺、服从驾驭,而且怀疑到妻子怀的不是自己的孩子,这使得他与林道静的感情日渐疏远。小说不止一次地回叙《青春之歌》中江华向林道静求爱、林道静茫然地站在屋外的雪地里不知所措的场景,从而表明那是带有政治、道义、家庭需要的婚姻,不完全是爱的结合。正如小说中林道静对江华所讲:“我可是早就想过了。你——本来就不应当属于我。1935年冬那个大雪的夜晚,我铸成了大错——我拿你的友情当成了爱情……”⑦为了突出林道静、卢嘉川与江华之间的矛盾,小说着重表现了当时党内开展的清查托派的运动。在这一路线斗争中,江华成为走左倾路线的代表,与林道静、卢嘉川所坚持的正确路线形成冲突,正是在江华的主持之下,党内一大批的无辜干部遭受了不应有的迫害,甚至林道静也因保护所谓的“托派分子”而被隔离审查。到这时江华与林道静夫妻关系已是名存实亡,唯一维系二人关系便是他们的孩子方方,而方方不久在一次随林道静躲避敌人搜查的行动中意外地死去。在《英华之歌》中,江华不仅在道德上,而且在政治立场上,都被置于一个受谴责、受批判的位置上。也正是在他的错误路线的引导下,根据地一大批党的干部中了敌人的圈套,遭受围困,经林道静与卢嘉川率领部队的全力营救才免于全军覆没。不过在战斗中,江华中弹牺牲,林道静也身负重伤,小说以卢嘉川到卫生院去看望林道静而画上了句号。
从情节的设置上可以看出,《英华之歌》作为《青春之歌》的续篇,叙事的重心并不在于人物性格内涵的发展上,而是着力描写了在新的形势与环境下,林道静、江华、卢嘉川三人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纠葛。甚至可以说,《英华之歌》就是为了完成林道静与卢嘉川的结合这一任务而写,从这个意义上说,《英华之歌》更像是对《青春之歌》中人物关系的发展所作的一个补充和交待,而不像是一部在艺术上和精神内涵上全力推进的小说续集。《英华之歌》之所以以这样一个面貌出现,不妨作一个推测:林道静与卢嘉川是作者所钟爱的两个人物,在《青春之歌》中,卢嘉川不仅是林道静投身革命的引路人、人生的导师,同时也是林道静挚爱的对象。作者在《青春之歌》中也可以安排林道静与卢嘉川结合,但林道静已是余永泽的妻子,不管在革命的道义上余永泽如何地处于一个受谴责的位置,可以设想一下,如果让卢嘉川与林道静结合,无论如何都难以摆脱借革命的名义来夺人之妻的嫌疑,会给革命的语义系统带来不和谐的杂音。于是,只能以卢嘉川牺牲来化解这一难题,同时,他的牺牲不仅能展现出革命者的崇高精神,也可以激励林道静更为迅速地成长,坚定她革命斗争的意志。卢嘉川牺牲后,江华作为他并肩作战的战友,来接替卢嘉川在林道静心中的位置也显得顺理成章。但在林道静的心中念念不忘的仍是卢嘉川,《青春之歌》中描写江华与林道静初次见面,以及江华向林道静表白爱慕之情的两个涉及二人关系进展的关键地方,林道静的脑海中都闪现出了卢嘉川的身影。可以说,江华从开始便是作为卢嘉川的替身而出现在林道静的感情空间,用《英华之歌》中林道静自己的说法是“借尸还魂”。《青春之歌》的“革命成长”叙事业已完成,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写作《英华之歌》时终于能够有机会来弥补这一“缺憾”,所以作者在《英华之歌》里让卢嘉川“死而复活”,为使林道静与卢嘉川的结合取得道义上的支持,作品突出表现了党内的路线斗争,并将江华置于林道静和卢嘉川的对立面。而且,比照《青春之歌》与《英华之歌》中的江华,其思想观念、性格性情的反差之大判若两人,令人颇感突兀,但这却能更清楚地说明作者的叙事意图。由此可以说,在《青春之歌》里,为了保证革命的纯洁性,作者让卢嘉川做出了牺牲,同时也牺牲了林道静的爱情,而《英华之歌》则是为了对所付出的这一代价进行“补偿”,只好让江华做出牺牲,同时对江华进行“削足适履”的刻画,除此之外,很难再推断出杨沫在《英华之歌》中如此组织叙事的动机所在。
从1958年《青春之歌》的发表,到1992年《英华之歌》的面世,三十多年中,杨沫笔耕不辍、勤奋写作,但与其说她是在创作,不如说她是在“修改”,从1959年修改《青春之歌》起,这种调整、修正、弥补的工作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写一路,改一路,革命叙事的语义逻辑、当代多变的政治风云成为调控作家写作的“指针”,多少才情与美好的构想都耗散在这无尽的“修改”与“补偿”之中。“带着镣铐去跳舞”,无论如何都难以展现出舞蹈者最佳的舞姿。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郭剑敏,文学博士,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① 郭开.略谈对林道静的描写中的缺点——评杨沫的小说《青春之歌》[J].中国青年,1959,(2).
② 杨沫.风雨十年家国事[J].花城,1983,(6).
③ 杨沫.东方欲晓[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
④ 杨沫.我的创作为什么走了弯路[J].十月,1978,(1).
⑤⑥ 杨沫.芳菲之歌·后记[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2.
⑦ 杨沫.英华之歌[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2:4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