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琳 陈珂
2020年12月12日，习近平主席在“气候雄心峰会”上通过视频讲话宣布了中国最新的2030年气候目标。这是过去3个月中国第二次提升气候行动承诺。在多个更新的2030年气候目标中，包括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碳强度、非化石能源比重和森林蓄积量目标，力度均超越201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NDC）中的各项目标，并且，首次把风电和太阳能装机目标纳入NDC中——2030年中国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总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根据2015年12月12日通过的《巴黎协定》，各国根据自身情況提出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NDC），全球每5年进行一次盘点并尽可能逐渐加强这些承诺的力度。中国于2015年向联合国提交了自己的第一份NDC文件，包含2020年和2030年气候行动目标。
那么，距离2030年还有不到10年时间，“12亿千瓦以上”这一目标能否如期实现？这一目标对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意味着什么，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方面起到什么作用？挑战有多大？
这一目标意味着，到2030年，我国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目标要接近现有规模的3倍，相当于美国目前全部发电装机规模，超过了目前全球风电、光伏的装机规模。这也意味着，我国风电和太阳能发电在过去快速发展的基础上，未来10年仍要实现持续的高速发展。
光伏产业是中国领先美国且具有极大竞争优势的产业。“如果单从光伏组件生产产能方面来说，是没有问题的，但制造端只是其中一个环节。要整体完成这个目标，我认为也还是存在一定难度的。”光伏组件生产供应能力排名全国第三的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的一位高管对《中国报道》记者分析说，目前单从原材料供应商方面的产能问题就比较大，生产组件的关键原材料——玻璃、电池片等的产能跟不上。同时，由于国家环保和产能置换的要求，在能耗水平和环保水平等各方面都要达标。另外，从电网端来看，是否有能力充分消纳急速增长的发电量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目前，电量生产地和消耗地之间的资源也仍然存在不匹配的现象。尤其是，2021年是光伏发电脱离补贴进入平价时代的第一年，这对于发电企业来说更是挑战。
上述高管提到的消纳问题，不只存在于光伏发电领域，在风电领域也较为突出，以至于“弃风”“弃光”现象难以根除。数据显示，我国一些区域的弃光率和弃风率仍较高，如2019年西藏弃光率达24.1%，新疆弃风率达14%。
除此之外，不论是对于行业还是企业，风电及光伏发电也存在其他发展阻力，包括与传统煤电存在利益冲突、土地利用不充分、补贴资金缺口大等诸多不确定风险。
在土地方面，中国能源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资深研究员周大地告诉《中国报道》记者，一方面是与土地保护之间有分歧，另一方面是没能得到充分利用，以屋顶光伏项目为例，“很多人会因为房子外观和安全性等方面犹豫，特别是在城市里，房屋所有权等各种障碍导致项目难以实施。”周大地表示，“初步核算，我国现在约有600亿平方米的房子尚待利用，这些至少可以安装10亿～20亿千瓦的光伏设备。”
补贴资金缺口问题则更为久远。按照《可再生能源法》的有关规定，我国自2006年起对可再生能源发电实行基于固定电价下的补贴政策，补贴资金来源是随电价征收的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然而，由于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入不敷出，长期以来都存在较大缺口，导致部分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未能及时获得补贴。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我国可再生能源补贴资金缺口已达3000亿元以上，也给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带来了资金难题。问题并非不可调和
这些问题并非不可调和。在周大地看来，保护土地和发展可再生能源之间并不是相互矛盾的，而是相互促进的。“绿色发展不等于不发展，我们更希望发展对自然资源的使用和破坏最小化、产生的效益最大化。”周大地指出，光伏还会促进一些地区的水土保护、增加当地植被覆盖率、缓解地表水分蒸发等，如在青海推行的“光伏+”模式，光伏板的铺设减小了风对植被的影响，清洗面板的水会下渗到草地里，加上光伏本身的遮蔽性，提高了地下水的保存能力，改善了当地环境。
中国能源研究会常务理事、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研究员李俊峰认为，最重要的还是要“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包括强化消纳、落实土地政策、强化地方的主体责任、做好统筹规划以及把此前的欠账补上。
“一旦企业的资金链出现断裂风险，积极性势必会受到影响，所以政府应该做出表率，积极解决补贴问题。”李俊峰表示，地方政府也应承担责任，变被动消纳为主动消纳。同时，若要完成“12亿千瓦以上”这一目标，就要对发电装机和发电量做好规划衔接和安排。
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研究员陈迎也认为，技术不能解决一切问题，确实需要政策的引导鼓励来保驾护航。
“比如有没有合适的价格机制鼓励低碳技术的应用，企业能在碳排放交易中获利，就有动力去开发技术;对某些处于发展初期的新能源进行大量补贴，也是通过政策引导培育市场、促进应用，当市场达到一定规模、成本低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可以进入无补贴时代了。”陈迎表示，包括在与传统能源的矛盾方面，也可利用政策进行调节，“通过碳定价（Carbon Pricing）给高碳能源施以一定压力，减排政策收得越紧，高碳企业的压力就越大，就能越快退出。因此我们要做好配套政策，根据提前碳达峰和碳中和的新目标理顺并健全相关的政策体系。”而且，一些问题的解决方案已经在向前推进。就在峰会之后，财政部、工信部、科技部、生态环境部、国家能源局、交通运输部、住建部等多个部委相继表态，或发布利好政策，或透露政策动向。
例如2020年12月16日，工信部就《水泥玻璃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修订稿）》公开征求意见，文件中就明确表示会挪去光伏玻璃生产产能置换这个“紧箍咒”，这也将大大促进其产能。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司副司长任育之在12月10日也透露了国家能源局将陆续出台扶持光伏产业发展的一系列政策。
总体来说，完成这个目标我们充满信心。
李俊峰对《中国报道》记者预测，“十四五”期间，若能保持过去的增长速度，风电每年装机容量平均可以达到3000万千瓦，光伏可以达到5000万千瓦，到2030年累计装机容量最低可达12.5亿千瓦至14.5亿千瓦。“我们很少在目标中提及‘以上，这就说明‘12亿千瓦是较为稳妥的目标，只要努力就可以实现，并且是可以突破和超过的。”李俊峰相信，中国在作出承诺时已经做好了周密计算，包括对困难的充分预计。“我们业内都对行业的光明前景充满期待，未来10年将是发展高峰期，可以说是黄金10年。”天合光能上述高管表示。
这仅仅是第一步？
“12亿千瓦以上”并不等于发展的终点。受访专家均认为这一目标完成后，中国在实现碳中和的道路上向前邁了一大步，但就“低碳化”“无碳化”目标而言，也仅仅是第一步。
李俊峰表示，虽然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但化石能源占比依然有75%，距离实现碳中和还很遥远。他认为，中国的新能源发展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依然存在差距。“日本、欧盟、英国都宣布在2050年底之前达到碳中和，我们是2060年。但我们也积累了很好的经验，虽然晚了一点，但也能够实现。”这一差距体现在意识不到位，而非技术层面，因此接下来从企业到个人都应该提高认识、行动起来，加速能源革命。但如此一来，我国的电力系统就要面临大幅改造。
周大地表示，我国的电力系统是建立在以煤炭为主的火电，加上部分水电和核电的系统下，这种运行特点及态势和以可再生能源——特别是太阳能发电和风电为主的电力系统的运行特点相比，有很大区别，牵一发而动全身。要使整个电力系统更安全、更稳定地运行，需要整个电力系统在储能、运行调度上共同努力，煤炭的作用要从过去的发电为主逐渐转变为向可再生能源提供支撑，增加储能。
化石能源退出并非一日之功，李俊峰认为，传统能源企业要积极转变观念，加快自身转型的步伐，国家也要在确保能源安全的情况下，确保化石能源主动、有序退出。
陈迎也表示，在碳中和目标下，控煤进程困难漫长，煤炭产业逐渐萎缩是必然的，因此要对行业转型的难度有充分认识。“政府和全社会要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国际上有一个词叫‘公正转型，就是在转型过程中兼顾社会公平，对利益受损的群体进行制度保障，避免激化社会矛盾。”她认为，减排是重要目标，但不是唯一目标，在转型中，很多利益需要均衡考虑。“不过我们不能因为有这样的困难就停止前进，要在努力的过程中妥善处理各方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