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 箭
关键词:大江 中国情节 创作 思想
摘 要: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以下简称:大江)有没有中国情结?其体现如何?这对大江文学的创作有什么影响?很多人知道的是日本传统文学和欧美文学创作思想对大江的影响,但是,大江本人认可的文学思想中也有鲁迅思想的影响。本文就关于上述问题进行力所能及的透析。
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有没有中国情节?我们可以用下面的实例来回答这个问题。大江说,鲁迅的作品伴他度过了一生。少时,他妈妈有个好朋友在东京学习,送给他妈妈一本《鲁迅选集》,是1935年的版本,由佐藤春夫、增田涉翻译的。战争爆发后,他妈妈一直将这本书珍藏在一个小箱子里。等到他上学的时候,就将这本书作为礼物送给了他。十二岁时,大江就开始读《鲁迅选集》,《孔乙己》《故乡》是最早接触的作品。他还把《故乡》抄在当时很粗糙的小本上。对于“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句话特别珍爱,觉得鲁迅太了不起了!十九岁上大学时,对鲁迅的作品就读得更多了,对鲁迅作品的风格与灵魂也有了深刻的理解,并产生了强烈共鸣。
大江最崇敬的是鲁迅先生。他在演讲中多次提到这个名字。2005年9月8日访华,他还在北大附中和长富宫分别以“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鲁迅—中国—我”为题做两场讲演。
大江健三郎生于日本爱媛县喜多郡大潮村。1954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文科,两年后转入法文科,并在萨特哲学和欧美现代小说的影响下开始创作。短篇小说《奇妙的工作》使大江一举成名,获“五月祭奖”,并为著名文艺评论家平野谦所盛赞。紧接着,《死者的奢华》又受到川端康成的称赞。1958年发表中篇小说《饲育》获“芥川文学奖”。自上世纪60年代初期起,大江的创作进入鼎盛期,重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个人的体验》《万延元年的足球队》《洪水涌上我的灵魂》《倾听雨树的女人们》,系列短篇《新人啊,醒来吧》,长篇三部曲《燃烧的绿树》。此外,还有随笔集《广岛札记》《冲绳札记》,理论著作《小说的方法》《为了新的文学》等。
大江在小说创作观念上提倡与传统主流文化相对立的边缘文化,并擅长从性意识的角度观察人生,构筑文学世界。1989年获得欧洲共同体设立的“犹罗帕利文学奖”,1992年获意大利“蒙特罗文学奖”。1994年,由于他的作品“通过诗意的想象力,创造出一个把现实和神话紧密凝缩在一起的想象世界,描绘出了现代的芸芸众生相,给人们带来了冲击”,而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为世界所公认的优秀是没有国界的人,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应为世人所共同分享……”大江的作品紧紧抓住人类共同关注的问题,成功地描绘出了人类所共通的东西,即“立足于现实,又超越现实、将现实与象征世界融为一体。根植于传统,又超越传统,使传统与现代,日本与西方的文学理念和方法一体化”,这就是大江文学最突出的性格与特征。
大江的新作《别了,我的书》,带有自传性质。其核心内容关注的,依然是日本人的灵魂与现实的沟通与和解,继承了《愁容童子》和《二百年的孩子》的主题,大江毫不懈怠地为复原弱势群体被改写遮蔽甚至抹杀的神话、传说和历史,与官方书写的不真实历史真相抗衡,为遭到异化的灵魂祈祷,向威胁人类和平,以及文明进程的邪恶势力发出呐喊。这三部作品构成大江晚年的人道主义三部曲。
一、大江的中国情结
2005年9月8日,大江应中国社科院外文所邀请,来华做为期八天的访问。
9月9日上午10点,中国社会科学院小报告厅,鲜花和掌声迎来了日本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先生。第五次访华的大江先生在这里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做题为“始自于绝望的希望——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的自白”的主题演讲。他演讲的题目就是出自鲁迅的“绝望之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再次强调了“介入文学”的本色,他说,文学家写作时是专家,介入社会发言时是知识分子,两者的结合才是文学家对人类的责任。对于小泉参拜一事,他不仅表示要发出自己的声音,还呼吁知识界人士站出来反对,这或许是他对作家“介入”社会的身体力行。
“1936年在上海的鲁迅和萨义德最后的日子都面临着墙一样的黑暗,他们都是我的榜样。”在演讲中,大江表达了他对萨义德、鲁迅的敬重。大江认为,写作是对存在的一种担当与责任,所以自己采取的姿态是介入的。小说写作是专业,而知识分子是一种责任。而正是对现实和当下的关注,给一个作家的良知和灵魂注入了力量。
但当天聆听演讲的众多学者和作家由于没有听到他的文学理论而稍微有些遗憾。对这种现象,大江新书的责编刘雁女士在接受《财金时报》采访时表示:“研讨会那天,来了不少人,我听到有人私下里在说,感到很失望,他们是来听文学的,可是没有听到,也没有听到很诗意的东西。我觉得他们不懂大江吧,大江之所以有大师气象,就在于他的事业是社会和人类。一个小说家只从文学里找文学,大概不大好。”他的这部新书有一个打得很大的标题就是“始于绝望的希望”。有一种让人感动的想象力和对未来的忧虑在里面。七十一岁的大江先生精神矍铄,一身深色的西装衬托出庄重的气氛,而他演讲的基调也是无比的沉重,表现了一位具有责任感、正义感、道德感的作家对于和平远景的深深忧虑。
大江先生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坚信今后一定会有中国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大江先生看到了台下坐着的莫言,想起了他们在山东高密莫言老家交往的情景。他说,莫言写出了《生死疲劳》,他对他和他的作品感受很深,作为同一个时代的作家,很敬佩他。接着,大江回顾了他前几次访问中国的情形,特别是1960年初来中国。那时他只有二十五岁,刚登上文坛不久,在日本作家代表团里是一个很普通的成员。但在一次中国领导人的接见后,周恩来对走在队伍最后的他用法语表达了对日本学校一学生去世的哀悼之情,这让曾经学习过法语的大江震撼不已。他说:我激动得连一口烤鸭都没有咽下去。
大江先生在2000年来北京讲演中就“二战”的问题曾这样讲道:“我认为,我们应当面向未来,坚持不懈地赎罪,并为此而不断努力,这才是日本人对中国以及亚洲诸国的基本态度。”此次演讲,他拿出更多的时间和篇幅,以更迫切的心情,阐述自己对战争的态度及对和平远景的深深忧虑。大江说:“我的内心充满了忧虑。我已是一个七十一岁的老人了,对自己我不做更多的考虑,我担心的是年轻人。我希望日本能与亚洲特别是中国人真正和解,但未来真能这样吗?我表示怀疑。现在,大部分日本人已经没有对那场战争的记忆了,如果老人失去了记忆,年轻人就更记不得了。”
大江还说,他愿以教育作为渠道,改变日本人对战争毫无反省的态度。他在演讲结尾时非常有力地说:“我愿加入这个行列,哪怕面对猛烈的逆风!”
大江先生的演讲博得了听众的热烈掌声,大江对和平与和解的执著令我们感动,但他留给我们的印象并不仅仅是沉重。在谈到高密之行时,他说起了与村里的一位抢救过许多孩子的女医生的谈话时,说道:“那位女士的谈话很深刻,我就像一个孩子默默地听着。”
在谈到村上春树时,他用调侃的语气说:“我本不是一个爱嫉妒的人,但对铺天盖地的村上春树热还是有一点嫉妒。”
至于为什么要去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参观,大江的回答是:“我当然要去那个反映日本军队战争罪行的纪念馆,我还在那里与大屠杀的幸存者进行座谈,随后还要和研究大屠杀的学者一起座谈。那天夜晚我会将看到的、听到的和想到的都记录下来,把我感受到的震撼记录下来,因此会工作到很晚,希望到时任何人都不要打扰我。”
社科院副院长江蓝生表示,面对像一堵墙一样的黑暗,大江健三郎宛如当年的鲁迅,像真的勇士一样愤然前行,从他沉重的语调中可以感受到他对日本国内现状的担忧,更可以听到他对希望的坚定,江蓝生说,对于大江的战斗精神,他深表钦佩。
作为听众的作家格非也对记者表示,大江健三郎是一个能将国家事件个人化的作家,仅这一点就给中国作家带来很多启发。而当下中国作家,大多只关注私人化的生活,对社会重大事件显得冷漠,甚至视而不见,大江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示。
德国是个崇尚宽容也敢于认错的民族,相对而言,日本则要复杂得多,大江在诺贝尔奖获奖演说中说,“我来自暧昧的日本。”一直以来,大江对日本现实的批判颇多,对此,我国著名作家莫言表示,大江就像中国民间传说中猎人海力布一样,宁肯一边化成石头一边告诉村里人山洪将至的噩耗,“大江是一个有着海力布般的无私精神,一个用自己的睿智洞察了人类面临着的巨大困境的人,是不能不创作的;这个‘唯一的报信人,是不能闭嘴的。”
《别了,我的书》的译者许金龙先生,就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一事向大江提问:“您在那封信函里还提到了另一个悲哀,那就是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日本的政治家不断背叛广大中国人民的善意,我为日本政治家的这种卑劣行径感到羞耻。”大江说,“早在两年前,我就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指出只有停止参拜,才有可能迈出日中关系新道路的第一步。在日本,还有很多知识分子抱着和我相同的主张。”他们敢于正视历史的胆识值得深思。大江因为批评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和提出反省历史遭到日本右翼嘲讽。曾采访过大江的一位评论家认为,我们的生活是基于生命为基础的,而生命又必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运行,这就是大江健三郎的写作为什么要介入社会的根本原因。
在中国社科院的整个演讲中,大江温和平静的话语,使他那饱含忧患的主题思想越发弥散着一种发人深省的力量。“我已经是个老人,在思考未来的时候,心里想得更多的是生活在将来的年轻人、他们那个时代、他们那个世界。我为此而深深忧虑。日本在亚洲正在走向孤立,日本国内民族主义趋势逐渐显现。事实是,我所忧虑的事情正在发生。”
二、创作思想
大江对传统文化十分执著和尊重,从本民族的土壤中充分汲取营养,很好地继承并大量使用了自《竹取物语》(859—877年间)延续下来的象征性技法和日本文学传统中的想象力。与此同时,这位战后成长起来的作家异常热情地借鉴外来文化。
大江1954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文科,两年后转入法文科,作为东京大学法国文学专业的学生,大江有机会广泛接触世界文学。他学习了法国的古典著作和20世纪欧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并在萨特哲学和欧美现代小说的影响下开始从事创作。他发掘萨特文学中的积极因素,这在《论〈不惑之年〉的意象》中已经有所显露。1961年夏天,大江在巴黎采访了萨特。美国存在主义作家诺曼·梅勒的名言“20世纪后半留给文学冒险家的处女地只有性”对大江的创作有一定的影响。例如《我们的时代》《性的人》《日常生活的冒险》等反牧歌系列作品。而《个人的体验》大江从理论上系统阐述“边缘—中心”模式,与接触俄国形式主义、法国结构主义等有关(参见大江健三郎:《小说的方法·后记》)。
为实现“日本与西方的文学理念和方法一体化,使日本文学推向世界”的目标,大江大量引用西方古典作品,例如:但丁、布莱克、马克·吐温、叶芝、福克纳的作品;重视幻觉和想象力,“灵魂”和《圣经》联系在一起,例如:《旧约》里的《约拿书》和《诗篇》(据日本圣书协会1954年刊行的《旧约》),富有神秘感和宗教意识。大江的《新人啊,醒来吧》(1982)参照了英国诗人布莱克(参见王佐良《英诗的境界·布莱克》,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7月版);大江把小说转向斯宾诺莎,直接去面对终极的灵魂(参见大江健三郎《我的小说家的历程》第十章,日本,新潮社,1998年4月)。大江的小说《空翻》“把自己心灵深处易于被神秘主义所吸引的部分全都暴露出来,并一一加以清算”(大江健三郎《致苏珊·桑塔格》,1994年4月25日)。
大江的作品句子长,修饰语多,深受法国文学的影响,“立足于现实又超越现实,将现实与象征世界融为一体。根植于传统又超越与传统,使传统现代、日本与西方的文学理念和方法一体化。”它是呼唤的文学,时而正面叙述,时而反面烘托;时而正话反说,时而反话正说,间或运用夸张甚至漫画的手法,嵌谐、俏皮而潇洒、超脱,妙趣横生地向读者展示他的自我发现、自我扩张、自我认识的过程,同时也向读者展现当时的世态习俗,这也可以说是刻画颓俗的讽世之作。大江的“日本观”与川端康成的大相径庭。他认为不是“美丽的日本”,而是“暧昧的日本”。暧昧的进程,使得日本在亚洲扮演了侵略的角色。“曾践踏了国内和周边国家人民的理智。”包括大江在内的“战后文学者”,“对日本军队的非人行为做了痛苦的赎罪”,“在文学上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力图医治和恢复这痛苦的创伤。”
大江的政治观点,尤其是关于日本的战争史观及他本人拒不接受日本政府颁发授予的文化勋章等做法遭到了日本保守及右翼势力的谩骂与攻击。有的为大江等战后民主主义者罗织十大罪状,如“反防卫,反皇室;赞美社会主义国家;黑暗史观,罪恶史观,即承认日本近代史是侵略的历史;自虐史观,即认为核原子弹是日本自找的;谢罪史观,即主张日本应向整个亚洲道歉”等,并给大江定性:“一言以蔽之,大江健三郎的一切言论活动是‘卑屈”,“为了向国际兜售自己,贱卖自己的祖国。作为人:这样的态度是卑屈之极。”这些人的表演说明“不抗议战争的人,则是同谋者”,或者是提醒人们“破坏性的音信”并未结束,尚在持续,需要善良的人们提高警惕,同时,我们更加钦佩战后民主主义者大江健三郎是何等理智、正直和无畏。
以强烈的使命感关心社会与政治,通过文学参与政治是大江文学的显著特点。作品反映出政治倾向。政治倾向化为作品的血肉,通过情节场面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用想象力的语言在两个世界之间架起一座桥……使小说世界走向政治世界。”如对战争的责任、天皇制、日美全条约,反核等问题的思考与见解。
大江说:“作为恩师渡边一夫先生的弟子,在两个方面,他给我以决定性的影响”:“一是小说,二是人道主义”。
小说主要指从法国作家加缪,特别是法国存在作家萨特及有关伯雷的译者中学到“荒诞现实主义和大众笑文化的形象系统”,以及美国存在主义作家诺曼·梅勒的影响。
在谈到授奖原因时,瑞典文学院认为,大江在其作品中通过诗意的想象力,创造出一个把现实和神话紧密凝缩在一起的想象世界,描绘出了现代的芸芸众生相,给人们带来了冲击。
作者在把现实引入小说的同时,致力于非现实性的虚构(即日本文学传统中的玄虚),两者之间既截然分明,又随意重叠,而将这两者巧妙结合起来的,则是大江从日本文学传统中继承下来、又具有浓郁个人特色的象征性表现手法(即日本文学传统中的幽玄)。在这个独特、丰富的想象世界里,出生于森林之中的大江似乎对森林情有独钟,在诸多以森林为舞台的小说中,大量导入日本文学传统中的想象力和日本神话的象征性,意在把现实中的神话意义剥离出来,好像在有意印证英国诗人布莱克的论点——出自森林的是生命,回归森林的则是完成了的死亡。其实,这是作者在人为地拉开与现实之间的距离,用虚构这一形式来表现和渲染潜于表层之下的现实。
大江的作品真实地反映了人民生活,表达了人民的理想和愿望,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理解和喜爱。做到“细节的真实”,并且塑造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使其作品获得不朽的生命力。
大江把四国的森林与峡谷作为其文学创作的主要舞台,构成大江梦幻般的想象世界从《感化院的少年》《万延元年的足球》《核时代的森林隐遁者》《同时代的游戏》《M/T与森里奇异的故事》,直至封笔作《燃烧的森林》等作品,关于“树”与“森林”的描述可谓比比皆是。他把森林当做“接近圣洁的地理学上的故乡媒介”。大江说:“在不断的创作中,我发现自己在小说中描绘的世界不知不觉地成为支撑我的精神力量。四国的森林则成为创作的源泉。与现实中的森林峡谷相比,我把话语世界而想象的森林作为向往的理想之国。”其作品创造的艺术形象,在读者方面引起的富于感情、联想和想象的艺术思维活动。凭借作品的思想和艺术的感染力,去吸引,激发读者的欣赏欲望和阅读兴趣,满足人们的审美要求。使读者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亲临其境、耳闻目睹的感觉,仿佛作品中所描写的情景、事件、人物都是实际存在着的,都是自己所熟悉的,对作品中的人物产生爱怜和同情,乐其所乐,苦其所苦;而对另一些人物则产生愤恨、憎恶,甚至期待着他们的毁灭和死亡。
人生的悖谬、无可逃脱的责任、人的尊严等这些大江从萨特哲学中获得的要素贯穿作品的始终,形成了大江文学的一个特征。
综上所述,可见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是有中国情结的。
其体现在一位伟大作家的责任意识和他朴实诚恳的天性及富于同情心的品德中。这对大江文学的创作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大江本人认可的文学思想中也有鲁迅思想的成分。
很多人知道的是日本传统文学和欧美文学创作思想对大江的影响,在这里就不用赘述了。
事实证明了,大江不仅是一位文学功底造诣极深的作家,而且还是一位具有责任感、正义感、道德感,热爱和平的进步作家。
作者简介:陶箭,西昌学院外语系讲师,中国翻译协会会员,研究方向为日本语言、文学和比较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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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