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炜 许秋立
关键词:冯至 叙事诗 人性 悲剧
摘 要:冯至早期叙事诗表现的是人的精神憧憬与现实人生的错位,以及人的自我压抑和挣扎的人性悲剧。独特的悲剧表现形式,将“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的人道主义叙事主题,拓展到了对于人性及现代社会人生困境的反思层面。冯至在叙事诗中对人性的深刻探讨为叙事诗这种文学类型的现代转型及创新,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与可能。
被鲁迅称为“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的冯至在20世纪20年代做了四首叙事诗,即《吹箫人》(1923.5)、《帷幔》(1924年秋)、《蚕马》(1925年夏)、《寺门之前》(1926年夏),每年一首。四首叙事诗无一例外表现的是悲剧,但诗中的悲剧描写与同时期其他作品中悲剧的表现形态不一样,着重传达的是人性的悲剧,表现人的精神憧憬与现实人生际遇的错位,以及人的自我压抑和挣扎的痛苦。他的叙事诗主题脱离了那个时代的主流精神,转向了对“人”与“命运”最纯粹的自我思考,表现出一种现代悲剧意识。
一、“内心里起了无限的风波”
——人性悲剧的表现形式
(一)精神憧憬与人生错位
冯至叙事诗中的主人公都有执著的追求,但他们的追求大多是失败的,甚至以整个人生付出了代价。他们的悲剧不是外在环境造成的,而是由于自我对生命的憧憬和追求与这种追求永不可能实现的矛盾而引起的。
《蚕马》悲剧爱情的背后,是人生难以完满的永恒困境。剧中的男主角是一匹有着人的情感的马。马深深地爱着少女,但少女并不理解它的爱,它便“跪在她的床边,/整夜地涕泪涟涟”。结果,它被她的父亲杀了,马皮悬挂在墙壁上。即使死了,马依然深爱着这位少女。“在大地将要崩溃的一瞬,/马皮紧紧地裹住了她的全身”,少女在“月光中变成了雪白的蚕茧”。世俗偏见、人物两隔,注定了白马的努力是功亏一篑的。虽然白马最后与心爱的姑娘结合成了一体,但是这种结合却是以伤害姑娘为前提的。白马的追求可以看做是人的追求异化的象征。人对目标的执著追求本身是没有错的,但最后得到的却是一个似是而非的结局,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生的荒诞。
四首诗中,只有《吹箫人》中男女主人公是得到爱情的。诗中表现的是“爱情实现了的悲剧,即诗中所谓‘一个团圆的收场的悲剧”①。男女主人公都善于吹箫,两人互相爱慕并热恋。但是女郎的父母不允许。这首诗并不像当时流行的爱情诗一样,旨在控诉封建家庭对青年人自由恋爱的压制,因为女郎的父母后来还是“有些活意”。只是女郎却生病了,而且“药饵则都无效”。男主人公把洞箫劈成两半,煮成了一碗药汤,将她的病治好了。结果“父母感戴他的厚意,/允许了他们的愿望”。然而,这位青年因为思念他的洞箫也病倒了。女郎便将她的洞箫也劈了用来治疗他的病。冯至深刻体悟到,人性是复杂的,爱情也往往不是人追求的全部,一旦得到了,就有更高层次的追求。诗中的“洞箫”可以看做是男女主人公对艺术的追求,对人生意义的追求。他们为了爱情,牺牲了艺术追求,但是放弃的结果是爱情并没有想象中的甜蜜。冯至在诗中显然是想表达这样一个抽象的人生观点,人生充满着悖论和不如意。
(二)人性挣扎与自我压抑
冯至诗中的和尚、尼姑,虽然已遁入空门,但是仍有正常人的七情六欲,压抑不了对爱的渴望、对欲的渴求。但是他们受到特定身份的桎梏,难以抑制的爱欲和强烈的伦理道德的矛盾冲突使他们异常痛苦,忍受的精神煎熬也是倍于常人的。冯至正是通过赋予人物一定的身份来放大他们的矛盾冲突,从而将人性的压抑和挣扎表达得极为深刻。
《寺门之前》中的老和尚,少年时便出家了,过着极度压抑的生活。他的人性是扭曲的,病态的。当他有一次夜行时,发现了月光下一具女子的裸尸,他难以自持,颤抖地将她的全身抚遍,“枕在尸上边,享受着异样的睡眠”。修行的老和尚在女尸身上睡觉,这一情节对读者的传统审美体验造成很大的冲击。“揭示人本身与生俱存、不可抑灭的憧憬与生命渴望,才是这首诗作离奇情节及其形式‘意味所体现出的真实心态与价值观。”②冯至所表现的正是人的最原始欲望的觉醒,一个本来健康的灵魂在道德和清规戒律的自我遏制中逐渐异化的过程。
《帷幔》中的少尼,因误信未婚夫是个丑陋男子而逃入尼姑庵。她一直压抑着自己,当她看到她的未婚夫是一个又俊秀又痴情的青年时,更加燃起了一直深压着的对生活、爱欲的渴望。但她并没有勇气去追求自己的爱情,而是深深地将悲哀埋在心里,终于抑郁成疾。窗外牧童的笛声,激起了少尼对生活的一丝希望,激发了她的艺术灵感,她把心里所思都绣在了帷幔上。她把对美好生活的设想都寄托在帷幔的创作上,从而使自己的肉身能够归于平静,在清净的尼姑庵生活下去。但是,艺术美的创作最终并没能拯救她,精神层面的寄托最终还是抵抗不了人最原始本性的力量。少尼的努力失败了,最后悲惨地死去,帷幔最终也没能全部完成。冯至叙事诗中对人性的探讨,借用《寺门之前》的一句原话,是根植于表现人们“内心里起了无限的风波”,这里的风波是指作为一个正常人所具有的七情六欲。他选取和尚、尼姑这一特殊人物形象,将人的自我压抑的痛苦以及由此造成的自我摧残表现得淋漓尽致。
二、“孤独的歌者”
——人性悲剧的审美特征与意义
中国现代叙事诗主流从批判现实到民族救亡, 诗人往往成为时代的号手和歌者,在诗中展现广阔的生活,发宏大之声,追求叙事诗的史诗规模和价值。这些叙事诗作品描写的是在战乱或封建压迫下大众的悲剧,确切地说,是众人的苦难,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的悲剧。人物的苦难是具体的、现实的,经过努力是可以战胜的,作品中往往洋溢着乐观主义精神。而冯至叙事诗中的悲剧是人存在的本质悲剧,是真正意义上的悲剧。引起悲剧的原因往往是人自身,或是冥冥的宿命。人的悲剧有一种不可避免性,人的痛苦是抽象的、是形而上的、是人的精神层面的。他在叙事诗中强化的是浓厚的悲剧氛围,重在展示悲剧过程,而非其他写悲剧的作品,是为了悲剧结局背后的教育指向意义。
20世纪20年代反封建、个性解放的社会共名,遮蔽了个人的要求。大众的普适苦难经验取代了个人的伤痛。而冯至的突出之处就在于他始终把视角对准个体本位的“人”,体悟他们在社会共名的苦痛之外的个体生命隐痛。他透过现实生活,发掘被主流意识形态遮蔽的人的永恒的悲剧处境。冯至深刻地发现,人们遭受的不仅是现实中的流离失所和物质层面的困窘,更遭受着精神层面的痛苦和绝望。在一定程度上,这种精神的苦痛更是人存在的永恒的困境。自身个性和所坚守的文学观念,使冯至没有成为为时代呼号呐喊的勇士和英雄,但他是一个真诚而严肃的现代诗人。在救亡压倒一切的年代,冯至没有与当时的文坛主流合谋,而是坚持自己独立的文学姿态,用一己之体悟来悲悯大众,从而将对人生苦难的揭示上升到了人的本质层面。
在新诗的第一个十年(至1927年底),涌现出大量的叙事诗作品,如闻一多《李白之死》、郭沫若《凤凰涅槃》、叶绍钧《浏河战场》等。这些渗透着现实意识、力图摆脱中国古典叙事诗传统,在较复杂而完整的故事情节中表现人物情感的诗作,标志着中国现代叙事诗已初成格局,但艺术表现还不成熟。在这一中国现代叙事诗的奠基时期,将叙事与抒情融合起来较为完美、独具艺术魅力的要算是冯至的叙事诗。
早在20世纪30年代,朱自清就将冯至的前三首叙事诗收入他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并称赞“堪称独步”。此后,著名现代文学史家王瑶先生和著名诗学家、北大教授谢冕先生也对冯至的叙事诗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新文学的第一个十年,“当时的文坛虽然普遍地流露出对于人的命运与生存处境的关怀,但……他们的关注也往往是应对的、急躁的和表层意义上的,至于对人生的、社会的深层的现代意义上的本质关注,却很少有人能真正触及到。”③而冯至的叙事诗却是对人生本质的关注和思考。他用叙事诗这一艺术形式,客观地、全方位地表现出了更具思想意蕴、独立意识的人性悲剧主题。它“既不同于一般的浪漫主义对于‘个性解放的率真颂扬与祝福,又不同于‘写实主义对于现实社会问题的道义谴责与批判,更非‘感伤主义的自虐呻吟或宣泄。而是从理想追求与现实失落、精神憧憬与人生错位等矛盾及冲突中,将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的人道主义叙事主题,拓展到了对于人的命运本身及现代社会人生困境的反思层面”④。总之,20世纪中国叙事诗艺术的发展,是和冯至的现代叙事诗创作成就联系在一起的。而冯至在叙事诗中对人性的深刻探讨为叙事诗这种文学类型的现代转型及创新,提供了独特的艺术经验,拓展出了新的发展空间与可能。
(责任编辑:张 晴)
作者简介:马炜,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07级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许秋立,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07级中共党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① 蓝棣之:《现代诗的情感与形式》,华夏出版社,1994版,第61页。
②④ 王荣:《中国现代叙事诗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2页,第111页。
③ 郑云霞:《冯至早期叙事诗的艺术特征》,见《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08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