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
提 要：在科举制度发展成熟的明代，时文作为科举士子的必修课已逐渐成为官方取士最重要的文体。时文阅读由明初的明令禁止到明中期的普及化、群体化发展，最后到明末的士子“非举业不览”，每一阶段都与科举制度、出版业发展息息相关、互为影响。时文因其特殊的政治属性而备受关注，在明代拥有最大的阅读群体，士子因切磋揣摩时文写作而结成文社，文社规模的发展壮大也对科举取士产生了不容小觑的影响。时文阅读逐渐将经典的神圣阅读带向了工具性阅读，阅读的工具属性带动了明代出版业的兴盛发展，坊刻、私刻时文刊本的充盈不仅满足了应举士子的阅读需求，为其提供应试捷径，同时还将时文的文学地位大幅度提升，赋予了时文阅读更多的文化属性和内涵。时文的读者、作者、出版者在彼此独立的同时，角色随时可以互相转换，可以说，明代时文阅读活动中的士子承载着多重身份，这种特殊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明代士人复杂的心态和价值观。
关键词：时文；阅读史；科举制度；出版文化
DOI： 10.16758/j.cnki.1004-9371.2017.01.012
时文，又称制义、八股文、制艺、四书文、时艺等。到了明代，时文已经成为官方以政令形式推出的程式化取士制度中最重要的考试文体，时文特殊的政治属性决定了其阅读群体的数量在明清社会极为庞大。本文将阅读史1理论引入明代时文研究，一方面是因为西方阅读史研究有别于传统时文研究只注重文体、格式以及政治影响，转而更加注重对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所担当的社会角色、读者的阅读方式、阅读心态、阅读地点、阅读习惯等方面的探究，同时观照时文阅读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等方面产生的关联和影响。另一方面，明代作为科举制度发展的成熟期，尤其是明代中后期科举制度逐渐形成的“去取之间，止据文字”的选官模式影响深远，2以至于明清两代凡应举士子必读时文。时文政治属性的突显带动了明代出版业的兴盛，加上出版印刷技术的改良和发展，坊刻、私刻兴盛起来。明代出版商抓住了时文出版这一商机，选稿、组稿、刊印，将出版时间大大缩减，大量时文刊本涌入文化市场，不仅满足了应举士子的阅读需求，同时也促进了时文阅读活动的发展兴盛。科举制度为时文阅读提供了政治保障，欲仕进则必读时文；出版业的兴盛则为时文阅读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到了晚明社会更是呈现出“书坊非举业不刊，市肆非举业不售，士子非举业不览”的形势。1纵观明代科举士子时文阅读发展历程，根据呈现的不同特点主要可分为三个阶段：明初萌芽期、明中期的发展期、明末的鼎盛期。
一、从经典到试录程文：明前期时文阅读的萌发
明初国体方立，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都处于恢复阶段，取士采用多途并进的方式，“选举之法，大略有四：曰学校，曰科目，曰荐举，曰铨选。学校以教育之，科目以登进之，荐举以旁招之，铨选以布列之，天下人才尽于是矣。”2科目考试初设时，“初场试经义二道，四书义一道；二场，论一道；三场，策一道。中式后十日，复以骑、射、书、算、律五事试之。后颁科举定式，初场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传》、朱子《本义》，《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左氏、公羊、谷梁三传及胡安国、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3命题范围“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4永乐十三年（1415年），成祖颁布《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印发至所有郡县学校，供学生科举之用，而诸书皆废。
科目取士在明初并未形成垄断局面，政府更加注重培养士子的综合素质，力图选拔综合性人才进入国家官僚体系。如太祖朱元璋设立科举制度，“兹欲上稽古制，设文、武二科，以广求天下之贤。其应文举，察其言行，以观其德；考之经术，以观其业；试之书算、骑射，以观其能；策之经史时务，以观其政事。应武举者，先之以谋略，次之以武艺。具求实效，不尚虚文。”5王世贞亦云，明初“科举取士，务得全材。”6《明状元图考》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
状元曾棨，永乐二年甲申。曾棨字子棨，江西吉水人，自幼颖敏端重、言笑不苟，五岁识象戏字，治《书》经举进士。对策几二万言，不起草。上奇才，召问典故，辄应口对，命撰《天马海青歌》，挥笔立就，词气豪宕。赐冠带、朝服、玛瑙带，深沐眷宠。群士有以文士荐者，每曰：“得如吾曾棨否耶？”登科考，成祖欲求博闻多识之士，命学士解晋採天文律历为题，意士必为所窘。及得棨卷，学问渊邃，敷奏详明。上批“贯通经史，识达天人，有讲习之学，有忠爱之诚，擢冠天下，昭我文明，尚资启沃，惟良显哉。”7
由此不仅可以看出明初政府“务得全材”的决心，亦知晓明初应举士子主要以儒家经典阅读为主，且在研习深度方面亦要达到一定的程度。“经明行修、博通古今”的真才实学者在明初大有人在，亦能被朝廷所重用。所以，此期科目取士主要以考察士子对儒家经典的理解阐释为主，故应举士子大多钻研四书五经及注疏，时文写作“恪遵传注，体会语气，谨守绳墨，尺寸不踰。”8不过，由于明前期的时文撰写标准和取文原则规定比较模糊，只要求“凡词理平顺者，皆预选列”。1“凡对策须参详题意明白对答，如问钱粮即言钱粮，如问水利即言水利，孰得孰失，务在典实，不许敷衍繁文。遇当写题处，亦止曰云云，不必重述”。2“取文务须淳实典雅，不许浮华。”3所以明初时文多为“敷演传注，或对或散，初无定式”。4即使是稍微精彩些的时文亦不过是“直写传注，寥寥数语，及对比改换字面而意义无别者不与焉”。5且明初记诵旧文应试是被明令禁止的，商衍鎏在《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中载：“明《卧碑文》颁行于洪武十五年，共六条，（一）国家明经取士，说书者以宋濂传注为宗，行文者以典实纯正为尚，今后务将颁降《四书》、《五经》、《性理》、《通鉴纲目》、《大学衍义》、《历代名臣奏议》、《文章正宗》及历代诰律制等书，课令生徒诵习讲解，其有剽窃异端邪说、炫奇立异者，文虽工弗录……（一）习举业即穷理之一端，四书经文策论，务要说理详明，不许浮夸怪诞，记诵旧文，意图侥幸。”6《卧碑文》在明代被视为祖训和法律性质的文书，因此士子不敢无视此条文。那么此期的应举士子又是如何探索时文写作方法的呢？
明代有刊刻历科《乡试录》、《会试录》以及《进士登科录》的惯例，顾炎武云：“自宋以来，以取中士子所作之文，谓之程文。”7程文是以官方程式刊刻发布全国，供天下应举士子学习的范文，不仅是官方政治立场的体现，同时也是应举士子学习时文写作的重要依据。明代政府刊刻程文一方面是希望应举士子通过程文阅读可以端正学风士习；另一方面，士子通过阅读程文可以知晓政府取士的标准趋向，即“中式文字纯正典雅，宜选其尤者刊布学宫，俾知趋向”。8程文之刻始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皇明贡举考》载：“洪武二十一年二月，会试录初刻举人程文。丘濬曰：‘十八年会试止录士子姓名、乡贯，而未刻程文，录文自二十一年始也。小录所刻之文，谓之程文，特录出为士子程式也，非用是以献上也。文有可为程式者则刻，无则否，或多或寡，不必齐同。”9“自时厥后，永为定式。”10商衍鎏亦云：“试录之刊刻，始于明洪武二十一年……正统、景泰以前，皆士子场内原作之文，后则多为考官代作刊行。万历二十七年令中式试卷纯正典实者，依制刊刻，后场有学问赅博者，亦许甄录，不准主司代作。”11原则上来讲，程文必须是举人答卷原文，但是由于考卷都为临场发挥，文章自然不能尽善尽美，且历科举人做文水平时有参差，所以明代中后期，如遇科场文章不佳，考官亦会代作，别谓之“墨卷”。
明前期是时文阅读的萌芽期，科举制度初立，时文写作处于探索阶段，应举士子很难把握写作方法，政府通过刊刻程文，不仅可以为应举士子提供学习研究的标准和依据，还能体现官方政治立场、选士标准。虽然明初入仕非科目一途，但科目取士却是最能体现公平度的途径，如高仪所言：“科场选士至公，去取之间，止据文字。如文字本劣而徇情谬取者固私也，若文字以优见取而临时有意黜落者亦私也。”12科目取士为应举士子提供了公平竞争的机会，朝廷借此保持对精英的控制，而精英也利用政府赋予的权力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财产。13科目取士的公平性为明代中后期时文阅读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二、“非举业不览”：明中后期时文阅读的普及化与群体化
（一）时文阅读的普及化
科举制度历经百余年的发展演变，到明代中后期已经逐渐形成科目独大的局面。从岁考、科考到乡试、会试、殿试，几乎均以时文来决定去取，“棘闱三日之言，即为其人终身定论。”1通过参加科举考试进入仕途，已然成为最主要的做官途径。如顾炎武言：“入仕之途虽不限出身，然非进士一科不能跻于贵显，于是宦游子弟攘臂而就功名。”2王世贞也在《凤洲杂编》中说：“国朝尊尚儒教，科目日重，百余年来非从此出者，辄以为异路，不得登庸显矣。”3明代中后期更是呈现出“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趋势，《明史·选举志》云：“成祖初年，内阁七人，非翰林者居其半。翰林纂修，亦诸色参用。自天顺二年，李贤奏定纂修专选进士，由是，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而庶吉士始进之时，已群目为储相。通计明一代宰辅一百七十余人，由翰林者十九。”4科目取士已经成为进入官僚体系的最重要途径，谋求官位也成为知识精英阶层主要的努力方向。科目取士无疑是成功的，如本杰明·艾尔曼所说，科举考试是朝廷与知识精英间的一种买卖行为，但在这桩买卖中，朝廷在官僚市场上无疑是“买家”。5熊秉真综合欧美研究指出：“确立以科举取士为任用人才之途径之后，读书仕进成为决定家族向上流动之契机，一个家族的兴衰胜败、家道维系、产业经营之外，端视其能否产生能读书中举入宦的子弟。”6如明人孙慎行的父亲发现他读唐宋八家文就“大骂迂阔，不令其读，以为伤制举业”。7明代大儒丘濬十七岁时就要“遵祖训，力攻举子业”。8就连一向与世俗相抵、不受儒学传统观念束缚的李贽都认为，“时文者，今时取士之文也，非古也。然以今视古，古固非今；由后观今，今复为古。故曰文章与时高下……彼谓时文可以取士，不可以行远，非但不知文，亦且不知时矣。夫文不可以行远而可以取士，未之有也。国家名臣辈出，道德功业，文章气节，于今烂然，非时文之选欤？故棘闱三日之言，即为其人终身定论。苟行不远，必言之无文，不可选也。”9在李贽看来，时文取士为国家发展兴盛做出了巨大贡献，国家名臣辈出、道德功业建设都与时文取士制度有不可分割的关联，批评“时文可以取士，不可以行远”完全是认识的误区，认为未能行远是作者的个人原因，与时文本身并无关联，因为时文本就是“代圣人立言”之文，无论从立场、行文还是文章体式、写作内容，都无疑是符合圣贤之文标准的。
时文阅读得以迅速普及的另一方面原因就是其捷第功用。应举士子争相“以记诵时文为速化之术”，10比起“老成之士，既以有用之岁月，销磨于场屋之中”，不如“诵数十篇而小变其文，即可以取功名”。11时文阅读逐渐深入到社会各阶层中，时文读者不再局限于应举士子，作者也不再限于明初的程文作者。解元、进士、会元、榜眼、探花、状元、庶吉士等；翰林官员、国子监祭酒和科举考官等，对科举考试规定的某方面内容或形式为士子公认为权威和行家，乃至文社操政者，都成为坊刻和私刻时文的作者和编选者。1时文阅读活动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得到了空前普及，正如庄昶所云：“今之世科举之学盛行，求者曰是，取者曰是，教者曰是，学者曰是，三尺童子皆知科第为荣人爵为贵，一得第者辄曰登云，辄曰折桂，辄曰登天府，欢忻踊跃皷动一时。自童习以至白纷率皆求之，殚竭心力，必获乃已。”2时文阅读由明初的政府明令禁止，到明代中叶的觉醒发展，再到明末的“士子非举业不览”，在成为帮助应举士子进入官僚体系的最重要利器的同时，也将其影响力不断扩大。而文士和官员的加入，使时文阅读的目的也不再局限于科目考试，而是承载了更多的文化意义。
（二）时文阅读的群体化
时文阅读发展到明代中后期，逐渐呈现出由个体阅读向群体阅读发展的趋势。时文阅读不再局限于个人行为，士子们为了揣摩风气、切磋时艺而聚集结社，谓之文社。《复社纪略》云：“令甲以科目取人，而制举艺始重已，士既重于其事，咸思厚自濯磨，以求副功令，因共尊师取友，互相砥砺，多者数十人，少者数人，谓之文社。此即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之遗则也。”3文社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是文人自发组织成立的社团；第二是建立目的以揣摩切磋学习时文为主。明代文社并非个别文化现象，而是令人瞩目的文化奇观。郭绍虞先生在《明代的文人集团》中共列明代文社一百七十余家。4何宗美通过进一步考证，认为明代文社总数远超三百家。5明代文社不仅数量庞大，规模也极为壮观，尤其是明代中后期，文社规模较明前期的数人或者十几人，发展到成百上千人，由文社组织开展的时文阅读活动的规模和影响力也日渐扩大。与此同时，以文社为单位开展的时文阅读形式也多种多样。法国文化史学者罗杰·夏蒂埃在研究阅读史时曾说：“每个读者群体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实践网络与阅读规则，因此，试图理解他们的方式及种种区别特征，阅读史的首要任务就是发现上述网络与规则。”6明代众多文社采取的阅读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有“连床讲艺，分坐说书”；有“横经列席，应四方学子叩击，从颂洛诵，声出林表”。7虽然阅读方式各不相同，但时文阅读大都以辩论交流的方式进行，文社成员通过集体阅读的方式将时文文题以及相关知识提炼出来，并通过辩论探讨的方式将更多的知识和见解表达出来，从而为阅读群体提供更多有价值的观点见解。
在文社已经成为时文群体阅读最重要聚集地的同时，文社的政治性也为时文阅读披上了政治色彩。明代中晚期的学术一直致力于走一条与现实社会相结合、与政治权威相抗争的独立发展道路。从东林结社讲学，到复社订盟，文社都以兴复古学，“排击珰孽”为己任。8此期的文人结社在数量、规模、类别、性质等方面与此前都有了发展变化。如党争与结社一体化，讲会、论学与结社相结合，诗社告退继而以文社勃兴等，均为晚明社局的总趋势、总特点。9那么文社是如何对时文阅读产生政治影响的呢？
编选出版时文集是晚明文社的重要社事之一，社稿也成为明末书坊的重要稿源。陈际泰所结新城大社，社友有艾南英、章世纯、罗万藻、管龙跃等人，艾、陈、罗、章以制义名天下，有“四大家”之称，苏、杭的书坊主甚至将他们请到本地去评选文章。他们评选的时文也不仅仅是出版商营利的书籍，而是承载着政治理念的表达，无论士子入社与否，阅读这些时文刊本也会受到政治倾向的影响。而复社这个明末不得不被关注的强大社群，以其输送科举人才的强大实力备受士子青睐。《复社纪略》载：
崇祯三年庚午乡试，诸宾兴者咸集，天如又为金陵大会。是科主裁为江右姜居之曰广，榜发，解元为杨廷枢，而张溥、吴伟业皆魁选，陈子龙、吴昌时俱入彀。陈际泰、夏曰瑚亦举于其乡，其他同盟列荐者数十余人。明年辛未会试，伟业中会元，溥与夏曰瑚又联第，江西杨以任、武进马世奇、盛德、长洲管正传、闽中周之夔、粤东刘士斗并中式。1
复社在科场上喜报频传，不仅社员大快人心，振奋不已，还吸引了更多应举士子争相入社，《复社纪略》载：“按目计之，得七百余人，从来社集未有若是之众者。计文共二千五百余首，从来社艺亦未有如是之盛者。嗣后名魁鼎甲，多出其中，艺文俱斐然可观，業经生家莫不尚之。金阊书贾，由之致富云。”2加上复社领袖一度“分主五经文字之选”，3操纵科场的黜陟权，所以通过加入复社参与时文研习会大大提高进入仕途的可能性。晚明复社无论是规模还是政治影响都很大，甚至连书贾都可借复社的影响力致富。科举之于复社，可以说是个人的进身之阶——非藉此无以获取一种身份，在官僚体系中占有一席之位，从而得到名正言顺的政治话语权，以倡导经世济民的思想宗旨。复社也利用进入官僚体系的社员提高社团在党争中的竞争力。复社社员进入官僚体系人数越多，在官场上的话语权就越大，时文阅读至此已经不再是士子个人入仕愿求，而是成为文社组织的集体政治思想表达。
三、科举竞争与商业出版：明代时文阅读的时代需求与文本基础
（一）日趋激烈的科举竞争
经过明初的休养生息，明代中期人口数量剧增，应举士子数额大幅度增长，但是乡会试录取率却呈现下降趋势。归有光在《曹子见墓志铭》中粗略估算：“天下士岁南宫者，无虑数千人。而得者十不能一。”4据吴宣德考察：“洪武四年参加会试者200人，录取120人，录取率为60%。洪武二十四年参加会试者660人，录取32人，录取率为4.7%。永乐十九年参加会试者3000人，录取201人，录取率为6.7%。天顺元年会试者3000余人，录取294人，录取率在7.4%—9.8%之间。嘉靖五年会试者接近4000，录取301人。录取率在7.5%—10%之间。嘉靖五年以后，历科进士的录取人数都在300名左右，而其后参加科举的人数只多不少，所以录取率肯定低于10%。”5郭培贵根据洪武四年（1371年）至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之间可以查到的有准确应试人数记载的63科会试中，平均录取率为8.6%，其中达到和超过10%录取率的仅有16科，录取率在10%以下者则有47科。洪武至永乐二年（1404年），表现为大起大落，但总体看录取率很高，平均达到21.7%；永乐四年（1406年）以后则趋于平稳，自此至万历三十二年共59科，平均录取率为8.4%。其间，平均录取率还体现出逐步下降的趋势：成化五年（1469年）至万历三十二年共43科下降到8%；嘉靖五年（1526年）至万历三十二年共24科又下降到7.6%；万历二年（1574年）至三十二年共8科复下降为7%。6乡试录取率则更低，钱茂伟先生考证，隆庆元年（1567年）至明末，福建、广东等12个省直29次乡试录取率平均为3.1%，低于同期所规定的3.3%。7郭培贵统计成化至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间各省直乡试资料，得出全国乡试平均录取率为3.95%。而成化、弘治年间官方录取率规定为5.9%，期间，山东最高为5.6%；贵州最低为2.7%，都低于官方规定录取率。1且由于生员数量庞大，乡试考试资格也要经过考核，明初乡试考试资格只需“有司保荐”即可，随着人口数量剧增，乡试逐渐通过科考、遗才、大收等考核方式筛选士子，通过考核者方能取得参加乡试考试的资格。2士子要通过层层选拔方能进入官僚体系中，竞争之激烈也到了白热化程度。此期已经出现“有食廪三十年不得充贡，增附二十年不得升补者……白首青衫，羇穷潦倒，退无营业，进靡阶梯，老死牖下，志业两负”的情况，3为了在激烈的考试竞争中以最短的时间得捷，沉潜经史早已被抛置脑后，时文阅读以其“昔人所须十年而成者，以一年毕之。昔人所待一年而习者，以一月毕之”的捷第功效，4成为令所有应举士子趋之若鹜的选择，以至于晚明书坊店里数量最大且最受欢迎的就是时文刊本了。5
（二）拟题之风的盛行
拟题是指从《四书》、《五经》中拟好时文题目之后找人代作文章，入场之后如遇相似题目便直接抄誊以侥幸中式。虽然拟题在明初已有，但当时社会士风淳朴，拟题并未盛行。到了明代中后期，科目取士命题范围未变，学习内容却逐渐删减，这种出题方式自身的局限性不仅导致乡会试题目重复出现率逐渐增长，同时也为意图投机的士子创造了机会。如顾炎武云：
今日科场之病，莫甚乎拟题。且以经文言之，初场试所习本经义四道，而本经之中，场屋可出之题不过数十。富家巨族延请名士馆于家塾，将此数十题各撰一篇，计篇酬价，令其子弟及僮奴之俊慧者记诵熟习。入场命题，十符八九，即以所记之文抄誊上卷，较之风檐结构，难易迥殊。《四书》亦然。发榜之后，此曹便为贵人，年少貌美者多得馆选，天下之士靡然从风，而本经亦可以不读矣。予闻昔年《五经》之中，惟《春秋》止记题目，然亦须兼读四传。又闻嘉靖以前，学臣命《礼记》题，有出《丧服》以试士子之能记否者。百年以来，《丧服》等篇皆删去不读，今则并《檀弓》不读矣。《书》则删去《五子之歌》、《汤誓》、《盘庚》、《西伯戡黎》、《微子》、《金縢》、《顾命》、《康王之诰》、《文侯之命》等篇不读，《诗》则删去淫风变雅不读，《易》则删去《讼》、《否》、《剥》、《遯》、《明夷》、《睽》、《蹇》、《困》、《旅》等卦不读，止记其可以出题之篇，及此数十题之文而已。“读《论》惟取一篇，披《庄》不过盈尺。”“因陋就寡，赴速邀时。”昔人所须十年而成者，以一年毕之。昔人所待一年而习者，以一月毕之。成于剿袭，得于假倩。卒而问其所未读之经，有茫然不知为何书者。6
《四书》、《五经》作为明代科举考试命题题库，容量已经非常有限，篇章又被不断删减，可出题目早已寥寥无几。明朝历经二百六十余年，开科九十次，乡会试题目又要求是意义独立完整的整句、整节、数节、数句、整章的题目，所以更加提高了拟题中式的几率。科目考试止据文章定去取，阅卷工作亦由少数官员担任，考官不可能尽读天下之文，所以考生通过记诵拟题时文、剿袭成文亦无从知晓。这种先天的缺陷必然引来大量投机取巧的士人走偏锋捷径，尤其是拟题成功的例子，更是为士子阅读时文刊本增加了动力。万历四十七年己未科（1619年）会试，福建晋江举人赖克俊以《书经》为本经应试，“其前场七艺，尽录坊刻，自破、承直到结题，不易一字，”却被房考官赏识，取为第二名。由于明朝有刊刻程墨的规制，故朱卷传出后，士子皆哗然，遂天下士子竞相效仿，时文阅读大肆兴盛起来。这一事件大大地增强了士人阅读时文的信心，故“天下之人惟知此物可以取科名，享富贵”，7纷纷“舍圣人之经典，先儒之注疏与前代之史不读，而读其所谓时文”。1拟题之风的盛行不仅加速了时文阅读的发展，客观上也推动了时文出版业的发展。
（三）时文的商业出版
明代是中国出版史上的“极盛时代”。印刷技术、图书种类、选题策划、经营管理以及职业编辑队伍的出现、大众阅读群体和图书流通网络的形成，图书内容的大众化、功利化取向的发展都成就了明代的图书出版文化的鼎盛。时文在明代拥有数量最为庞大的阅读群体，亦是明代出版业中所占比重最大的出版物。2谢国桢说：“那时候（晚明）书坊店里，应时的出版品约有三种，第一是制艺，第二是时务书籍，第三是小说。”3明初的时文出版主要以官方刊刻程文为主，明代中后期出版业的重心逐渐由官刻向私刻、坊刻转移，连明初由官方负责刊刻的程墨，也逐渐转移到私刻出版发行。明人李诩回忆：
余少时学举子业，并无刊本窗稿。有书贾在利考，朋友家往来，钞得镫窗下课数十篇，每篇誊写二三十纸，到余家塾，拣其几篇，每篇酬钱或二文或三文。忆荆川中会元，其稿亦是无锡门人蔡瀛与一姻家同刻。方山中会魁，其三试卷，余为怂恿其常熟门人钱梦玉以东湖书院活字印行，未闻有坊间板。今满目皆坊刻矣，亦世风华实之一验也。4
郎瑛亦云：“成化以前世无刻本时文，杭州通判沈澄，刊《京华日抄》一册，甚获重利。后闽省效之，渐及各省徽提学使考卷。”5明代中后期的时文商业出版已经不再局限于书商亲自操笔抄写选文的模式。书坊主看到时文刊本获利甚重，遂争相效仿，连各省提学考试卷都被书坊争相刊刻。与此同时，书坊主还根据时文动向，迅速约请著名文人赶编赶写，形成了书商与文人联手互动的编纂模式，不仅丰富了时文刊本的种类，且极具现代出版作风。如福建建阳地区余氏家族早在宋元时期就刻印了大量图书，明初略微沉寂，到了明中叶，有余继安中兴祖业，出现了余氏刻书的黄金时代。余继安的两个孙子余彰德和余象斗又光大祖业，有了更大的发展。其中，余象斗更是个头脑灵活的编书能手，他非常善于创新，设计了好多套系列书。“品粹”系列就是科举作文的讲评：《诸文品粹》、《二续诸文品粹》、《历子品粹》、《广历子品粹》、《再广历子品粹》、《史记品粹》、《群英品粹》、《汉书评林品粹》。6明代时文商业出版规模和系统性由余氏刻书可窥一斑。明代书坊不仅架起了连接市场与作者、读者之间的桥梁，同时也丰富了时文刊本的内容和种类。坊刻时文不仅能够揣摩世风走向、考官喜好，甚至能够延请名家组稿编选，并加以评点，极大地满足了应举士子时文阅读的多种需求。尤其是对于平民士子而言，不能像家境殷实的富庶子弟那样“延请名士馆于家塾，将此数十题各撰一篇，计篇酬价”，7只能转向记诵坊间刊刻的时文以求速售。通经博古早已成为历史，极少有人愿意穷尽一生磨砺于场屋、研经读史，功名前程是绝大多数士子的学习目的，正如顾炎武云：“余少时见一二好学者，欲通旁经而涉古书，则父师交相谯呵，以为必不得专业于帖括，而将为坎坷不利之人。”8纵使有远大的政治理想抱负，也需取得政府认可的学位获得政治话语权，无论是经明行修，还是唯利是图，研习时文成为所有应举士子的必修课程，而大量坊刻时文刊本的出现，亦满足了应举士子阅读时文的庞大需求。万历以后，坊刻时文更是发展极盛，如袁宏道言：“坊刻时文看之不尽”，9由见坊刻时文在晚明图书市场上大行其道，应该是不争的事实。
（四）时文的私刻出版
缪咏禾根据《全明分省分县刻书考》统计，明代出版机构共计5400家，其中国家级出版机构21家；省府州县级出版机构209家；藩王及宗室出版机构66家；寺庙出版机构及僧人刻书75家；书坊766家；私刻4374家（含难于分辨的部分）。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明代刻书机构中最多的是私家，约占总数的80%，即使其中有一部分可能是坊刻，但数字不会太多；其次是书坊刻书，大约占15%。1明代出版业中私刻所占比率最大，时文私刻刊本数量亦丰，这可从明代中后期明人文集中大量时文集序中找到依据。
薛应旂是明代著名学者、藏书家，在他的文集中已经开始出现为学生、同窗或朋友的时文集作序。这些时文集中有的是自刻的，有的是他人辑刻的，有已经成为进士之作，亦有应举士子之作。其中之一是为他的学生钟季烈所写。钟跟随他读书甚久，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中进士，赴任吴江县令。暇时与县学诸生论学，评校其八股文，后因丁忧而去。诸生思其人，辑其时文刻之，名曰《郭溪窗稿》，请薛应旂作序。2钟季烈还辑选几位士子的时文编成一集请薛应旂作序。3薛还为绍兴梅郡守所辑数篇以例后学的程文集作序。4有位后进即使中了进士还不废写八股文，并且教导其他学生如何写好考试文章。他把自己的时文集起来，也请薛应旂作序。5薛还为其弟学程的时文集作序。6还有一位屡试不第的士子，其后人从学于薛，将其祖所作时文辑录成集请薛作序。7嘉靖年间，有士子担心文风日靡不振，便重新辑刻明初以来大家时文，编成《皇明琬琰录》以正文风，也请薛为之作序。8
不仅如此，薛也曾为尚未中举的士子作序。9王慎中亦为项甌东摘选的会试及两京十三省乡试中的优文编成的《义则集》作序；还为督学周石崖所辑选的诸生之文《萃英录》作序。10陈棐为《晋刻乙卯诸士魁试卷集》作序。11田汝成为其门人的《岁考文优录》作序。12支大纶为涉世未深的士子出版的时文稿作序。13茅坤为其子茅国缙和几个同学平日所作时文稿集《秋水篇》作序。隆庆以后的明人文集中出现的时文集序数量就更为庞大。仅冯梦祯《快雪堂集》中的时文集序就达37篇之多。14汤显祖的《玉茗堂全集》里也多至十几篇。15此外，如李尧民《雍野李先生快独集》里亦有《陈贞殳制义序》；16陈所蕴《竹素堂藏稿》里《王闻溪制义序》；1董復亨《繁露园集》里《近科衡文录序》、《序刘百世山中草》、《横槊馀编小序》、《序陈澹叔四试草》、《玄云洞制举义选序》、《楚魏两生制举义序》、《木犀香自序》、《王信卿四书稿序》、《王信卿四书捷解序》、《王信卿诗经捷解序》；2陈荐夫《水明楼集》里《王永启制义序》；3骆日升《骆先生文集》里《癸卯粤西全场墨卷引》；4周汝登《周海门先生文录》里《题杨太史四书倂稿》、《重刻评选杨太史公时义引》；5许獬《许钟斗文集》里《关中李年丈制义序》、《中山蔡年丈制义序》；6黄体仁《四然斋藏稿》里《高皋甫制艺叙》、《王汝一制义序》、《朱敬之制义序》、《题乔生诗义受弹编》；7
薛三省《薛文介公文集》里《诗一房选稿序》。8多至数十篇，少则数篇，时文集序在明人文集中已经极为常见。此期私刻出版的时文集已经呈现多样化发展，有个人集出版、多人联合出版、集会稿出版、窗稿和房稿均可结集出版，此外，还出现了时文评点集出版。出版业的发达和宽松的社会环境为时文集的海量涌现营造了存在土壤，且笔者这里举隅只是浩瀚明人文集之冰山一角，由见私刻时文集之兴盛景象。
明人文集中时文集序的大量出现，不仅反映出此期时文阅读活动已经相当活跃，同时也反映出私刻时文集在当时已相当普遍。而且明代中后期的时文阅读活动体系中，读者、作者的范围都得到很大扩展，读者不再局限于应举士子，官员、名士即使不再需要备考应举，也依然没有脱离时文阅读活动。明代中后期，科举竞争的日趋激烈致使应举士子的时文阅读需求更为迫切，坊刻和私刻时文刊本的大量涌现不仅满足了应举士子的阅读需求，同时也丰富了时文刊本的种类。时文也不再仅仅是为了应试才会阅读研习的文体，私刻时文集被赋予了多重属性。如《秋水篇》就具有行卷的性质，希望能引起将来可能主试的官员注意，届时能一眼看出他们几人的试文，而予圈拔；亦可成为以示后学的教学读本；还可以是悼念先辈的作品集。时文阅读的影响深入到社会文化各个层面，下至童生，上至达官显贵，凡是在国家科举制度体系之内，都脱离不开时文阅读活动。
余论：明代时文阅读系统中士子的多重身份及价值观变迁
明代时文阅读发展可谓蔚为大观，尤其是明代中后期，随着科举竞争日趋激烈，时文文本需求极度扩张，出版业的发展为时文需求市场提供了充足的阅读资料，时文阅读以其强大的捷第功用令应举士子唯读程墨、房稿、行卷、社稿之类，以至于晚明社会“书坊非举业不刊，市肆非举业不售，士子非举业不览”，时文阅读成为明代中后期影响最大的阅读活动。著名文化史学者罗伯特·达恩顿在阅读史研究领域提出了著名的“交流循环”（Communication Circuit）理论，即“一种从作者到出版社、印刷厂、运输商、书商、读者的传播循环”。9在这一循环体系中，每个环节的角色担当各司其职，亦互相影响，甚至可以互相转换。笔者将这一理论置于明代时文阅读体系中进行观照，发现在明代时文阅读的循环体系中应举士子担当的角色是特殊且多重的。应举士子不仅是时文阅读者，随着科举制度和出版业的发展，应举士子亦向作者、时文评点家，甚至出版商等多重身份转变。由于明初坊刻、私刻尚不发达，时文刊本多以官方刊刻程文为主，所以士子主要担当时文的阅读者角色。随着科举考试竞争日趋激烈，时文刊本的市场需求极度膨胀，单凭书坊主自己组稿编选已经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且时文有“因时而变”的特点，如顾炎武所言：“时文之出，每科一变。”1如何最大限度地提高编选效率、缩短出版时间成了书坊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众多的编选者中，书坊主将视线集中在了应举士子身上，因为应举士子不仅沉潜科场，揣摩研习时文，已经具备一定的时文编选理论素养，且大多数平民士子反复应试，也要考虑生计费用，如明人李诩言：“有书贾在利考，朋友家往来，钞得镫窗下课数十篇，每篇誊写二三十纸，到余家塾，拣其几篇，每篇酬钱或二文或三文。”2士子平日之作成为书坊的稿源之一，不仅可以解决生计问题，同时促使科举士子逐渐由读者向作者身份转化。尤其是得第之后，试卷以及窗稿都会成为炙手可热的时文刊本，书坊主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还不忘在书名里冠以他们的名衔，借此吸引士子目光，增加销量。随着书坊和私刻如雨后春笋般崛起，时文编选者的范围不断扩大，有科举名衔者，像举人、解元、进士、会元、榜眼、探花、状元、庶吉士等；官员，如翰林官员、国子监祭酒和科举考官等，对科举考试规定的某方面内容或形式为士子公认为权威和行家者；文社操政者，都成为时文的作者和编选者。3
文人士大夫的加入更加丰富了书坊的稿源，且由于这些编选者本身就是时文高手，编选工作也不再局限于列选文章，同时还对列选文章进行点评，藉此阐发自己的思想，但更重要的是为了满足士子的需求，使其加深对文章的理解，掌握时文写作技法。这种评点始自王世贞的次子王房仲刊刻的程墨《阅艺随录》。自此以后，这种带有点评的时文集日渐增多，万历以后数量更为壮观，如《程文选》四卷（范应宾辑并评）、《续程文选》一卷（张榜辑并评），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刻本；《皇明四书文选》三集六卷，田大年辑、李尧民评，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刻本；《汤若士先生点阅汤许二会元制义》十二卷，汤宾尹、许獬撰，汤显祖评；《睡庵汤嘉宾先生评选历科乡会墨卷》不分卷，汤宾尹评选，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刻本；《新刻汤太史拟授科场题旨天香阁说》六卷，汤太耆、阴德昌等评，万历四十二年刻本；《举业要语》不分卷，王时跃撰；《猛虎斋时文选》不分卷。4甚至很多私刻主持者亦儒、亦官、亦商。时文阅读逐渐深入到社会各个阶层之中，拉动了士子、官僚、书商之间的互动，书坊也成为社会各阶层人士思想意识形态交流的集散地之一，谢国桢认为，“明代对于社事的集合，有‘社盟、‘社局、‘坊社等等的名称。坊字的意义，不容说，就是书铺，可见结社与书铺很有关系。说起书坊来，到是很有趣的故事。原来他们要揣摩风气，必须要熟读八股文章，因此那应时的制艺必须要刻板，这种士子的八股文章，却与书坊店里做了一披好买卖，而一般操政的作家就成了书坊店里的台柱子。因此一般穷书生，也可以拿来作生活维持费。”5据陈宝良研究，明代士人主要收入来源是处馆教书收入。处馆则又可分为蒙师与经师两类。前者束脩较低，后者则在30—50两一年，亦有超过50两者，甚至还有超过100两的特例。6至于士人的业余收入来源，陈宝良也引李维桢的陈述云：“至于请托行私，起灭罔利；包揽钱粮，隐蔽差役；请祀名宦、乡贤，管分斋膳、廪粮；乡饮邀速宾介，祭祀营求监宰；进学先为保引，行礼图充导赞；扳亲人族，上书献诗；夺授生徒，勒索束脩；霸佃学田，占种抛荒；放债收租，过取利息；科举起贡，争论盘缠；身具衣巾，杂乞人而待赈；手提秤斗，作牙侩而不辞。傍驿递，拨马差夫；予里甲，挂牌销卯；当行坐铺，赌博赢钱。彼方得意，何有愧颜？”7李维祯说：“士而患贫，则凡可以得富者，无所不为矣。”1纵观士子业余收入的多种来源，为书坊提供时文稿件或编选时文集则成为更加体面的职业，士子创作和编选时文集的同时也是加强时文学习的过程，真可谓一举两得。时文阅读的发展兴盛为在激烈的科举竞争中反复应试的平民士子提供了生活来源，同时也融入到士大夫官僚的阅读生活之中，应试已经不是时文阅读的最终目的，多种类型时文集的大量涌现已经将时文写作水平作为衡量文人学问高低的客观标准之一，时文写得好，即使没有成为达官显贵，也一样可以流芳百世。如章学诚称赞归有光的时文云：“归氏之于制艺，则犹汉之子长，唐之退之，百世不祧之大宗也。”2将归有光的时文与司马迁的《史记》、韩愈的散文置于同一地位进行比较，由见明清士人对时文的态度也逐渐分流，这种分流也对明清士人的心态及价值观产生了深远影响。
晚明的时文阅读已经从明初的明令禁止发展为被普遍接受。即使是名儒，也将时文阅读视为学习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万历时人孙鑛云：“大都举子业，门路宜正不宜杂，思致宜沉不宜浮，记诵宜精不宜多，结构宜雅不宜俗。先选经书程墨二百余首，分作二册；次选论十余首，表三十首，都作二册；次选乡会程策五十余首，墨卷参之，作一册；又选先秦、两汉百余首，韩、柳、欧、苏参之，分作二册。搃袭以书囊，留置案头，旦暮取而诵习之，循序致精，周而复始，目无他视，心无他思，口无他念，令彼精神命脉，收作吾心，故物而吾之精神命脉，更不知从彼得也。由是取近时诸名家阅之，妍媸得失，举莫能逃。”3杨继盛教其子习举也同样注重时文阅读和写作，其曰：“习举业只是要多记、多作，《四书》、本经记文一千篇，读论一伯（佰）篇，策一百问，表五十道，判语八十条。其余功惟熟读《五经》、《周礼》、《左传》，好古文读一二百篇，每日作文一篇，每月作论三篇，策二问。”4由见，时文阅读已不仅为士子所接受，甚至在家学教育方面，也普遍采取阅读时文的方法教习子弟修习举业。李贽更是将时文看作是与诗歌、古文、戏曲、小说并列的天下至文。他在《童心说》中说：“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事先后论也。”5还在《复焦漪园》中说过：“文非感时发己……皆是无病生吟……《时文引》必自传世。何者？借他人题目，发自己心事，故不求工自工耳。”6由见时文阅读不仅成为应试之用，有识之士也多借时文抒发胸臆。如归有光就视时文为圣人之文，并以古文之法入时文写作，用一生的实践来创作时文，践行文以明道的时文观。时文阅读以其强大的功利效用融入到每一个士子的学习和生活之中，影响固然深入却也因人而异，科目取士虽有其弊病，但同时也为国家选拔了大量真才实学之官员。时文因其政治属性而被诟病，但是也因此而与社会经济、文化发生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互相影响。正如郭绍虞评价时文说：“我们假设于一个时代取其代表的文学……那么于明无宁取时文……明代文人，殆无不与时文发生关系。明代文学或文学批评，殆也无不直接、间接受着时文的影响。”7因此，以时文阅读史为研究视角观照整个明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将更具文化意义。
（责任编辑：李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