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寄语
本期“古代地中海文明”专栏刊出4篇文章。温静的《神圣与重生——古埃及头枕的宗教含义》认为，古埃及的头枕不仅是日常生活用具，也具有太阳象征含义，具有可将死者从类似死亡似的深睡状态唤醒的功能。用为丧葬用品，头枕能够在冥界唤醒死者，太阳神可以通过头枕与死者合一，从而使死者获得重生。徐晓旭的《古代希腊人的族群话语》参照当代人类学族群理论，通过对古希腊文献中对“ethnos”、“genos”、“phylon”等表述族群的用语使用情况及定义的分析，得出了古希腊人认知族群和建构自身族群身份的视角和方式与后现代人类学情境主义族群理论不谋而合的结论。朱毅璋的《阿喀琉斯形象的演变和还原》认为，今人多将古希腊神话中的阿喀琉斯视为英年早逝的英雄，这种看法其实已经过层层包装。文章通过对阿喀琉斯形象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进行分析，还原了《荷马史诗》中阿喀琉斯的原初形象。张元伟《论普鲁塔克叙述立场——以<对传·菲洛波埃蒙与弗拉米尼努斯传>为中心》认为，普鲁塔克《对传》，尤其是其中的《菲洛波埃蒙与弗拉米尼努斯传》，主要取材于希腊史家波利比奥斯的著述，但贯彻了强烈的希腊立场。这种叙述倾向是罗马帝国初期希腊知识分子乡愁意识与民族情怀的真实写照，也呈现出当时希腊知识阶层对希腊文化和罗马统治的认知与心态变化。
“中国先秦史”栏中发表的杨永生《试论清华简<系年>中的“周亡”及相关问题》一文，对清华简《系年》中并存的“周乃亡”与“周室既卑”两种不同叙事进行分析，认为“周亡”指作为天下共主的周王朝的灭亡，“周室既卑”指作为诸邦之一的周邦衰落。两词并存，根源于上古多邦并存的国家结构。由“周乃亡”所指推测，“周亡王九年”指的是周幽王九年。
“帝制中国”栏刊出的曲柄睿所作《传记形成与“处士”形象建构——从<后汉书·周黄徐姜申屠列传>谈起》认为，两汉之际的“节士”，指不与王莽政权合作的士人，而“处士”则指关心政治却回避出仕的士人。范晔整理先前相关史料，有意建构起东汉“处士”远离政治的形象，并用合传的形式将东汉“节士”向“处士”演变的过程表现出来，意在凭此说明东汉政权如何失去自己的支持者，并表达对东汉末政治的批评。曹胜高《阴阳刑德与秦汉秩序认知的形成》认为，秦依照阴阳刑德学理确立了“尚水重刑”的治国思路，形成了严苛的秦政；西汉融合儒家教化刑德论、法家赏罚刑德伦和阴阳刑德论，形成了新的刑德论。刑德作为阐释政治秩序运行的学说，成为秦汉时期解释天人运行秩序的视角，奠定了中国术数的学理基础。单磊《赵翼“颂清”与“刺清”再认识》一文指出，赵翼著述中并存歌颂清朝和讥讽清朝的内容，这种情况是文化专制与良史操守间内在紧张、皇权崇拜倾向与自我意识之间矛盾、“超越前代”思潮对读书人时代自信的激发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东亚历史文化”栏刊出两篇文章。常建华《从族契看朝鲜时代的宗族组织化——以中韩族谱与宗族制度比较为视角》提出，朝鲜王朝与明清两朝都在16世纪大规模普及乡约，随后明朝出现族规，朝鲜产生族契。明朝祠祭发达，朝鲜则祠祭不发达而墓祭兴盛。朝鲜族契强调实用；明朝族规则强调礼仪。明朝普遍设立族长，朝鲜则以门长为主，且职责较为疏略。明清族规一般收在族谱，教化作用较强，朝鲜族契一般独立存在而主要功能是规范宗族聚会。郭娜的《论日本古代社会的村落首长——以石母田正的首长制学说为中心》在回顾日本古代史学者石母田正关于古代日本郡司级首长是地方共同体的代表，不承认村落级共同体及其首长主体性的主张基础上提出，日本史料中的相关记载证实了村落首长的存在，村落起源传说佐证了村落并非郡司级首长开发的“计划村落”，村落首长主导下的社会生产关系才是原生性的生产关系，村落首长也并未被排除在国家政权组织之外。
“评论与争鸣”栏刊出一组书评，包括高寿仙的《全面展现晚明财政结构的鸿篇巨著——读〈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赵轶峰的《明代財政史研究新的里程碑——评〈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彭勇的《开创明代国家财政研究的新局面——读〈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3篇书评皆高度评价了万明、徐英凯合作完成的巨著《明代〈万历会记录〉整理与研究》的学术价值。
希望这些文章于学界相关研究有参考意义。
本刊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