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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会馆祭祀往事

北京会馆祭祀往事

刘征 刘艺伟

4月8日, 北京山左会馆(纪元/ 摄)

清人杭世骏说:“会馆之设,肇于京师。”会馆诞生于明代都城北京,发展于明代中期,清代达到鼎盛,民国以后才逐步衰落。

传统上,我国会馆主要有四种功能,即“祀神、合乐、义举、公约”。其中,会馆同乡祭祀是最易凝聚文化信仰的活动。在北京,历史上每座会馆都要供奉本地圣贤,如福建会馆供奉的是清代名臣王可庄;广东会馆供奉的是明代忠臣袁崇焕;四川会馆供奉的是明代女名将秦良玉;山东会馆供奉的是唐朝大將秦叔宝;安徽会馆供奉的是南宋理学家朱熹……特别是直隶会馆下辖的畿辅先哲祠,供奉着从上古到清代四千年来河北的古圣先贤1468人,令人叹为观止。

“各地会馆多奉神,北京会馆多敬人。”在北京会馆群中,文昌帝君、城隍土地、各路神仙已被“边缘化”,真正的主体则是古圣先贤。祭祖敬贤成为敦睦乡谊、加强团结、宣传乡土文化最有效的方法,不仅为会馆这一社会组织构建起群体化精神与人格象征典范,更起到了树立榜样、凝聚人心的重要作用。

其中,山左会馆、商州会馆、姚江会馆较具代表性,它们都属“正厅祭祀”——利用馆内正厅供奉牌位或龛像。它们如今虽皆为大杂院,当时则是“圣人名宦乡贤”的纪念之地,与地方孔庙及其名宦乡贤祠可有一比。了解它们,能够对北京会馆祭祀文化“窥一斑而知全豹”。

山左是山东省旧时的别称,因此山东会馆又被称为山左会馆。它的特点是“大而杂,名且默”。

“大而杂”是规模较大,杂乱失修。作为“省馆”,山左是当年山东在京最大的会馆,该馆坐西朝东,拥有四进院落,面积达近千平方米,规模远超其他“府州县馆”,济南十六邑馆不足它一半。

“名且默”则是显赫一时,沉默一世。咸丰帝师杜受田有拥戴之功,他是山东人,在京鲁官围绕他筹建聚会之地,山左会馆应运而生,祭孔也是题中之意。民国时期,随着宣南政治地位的下降,没有办学堂,也没有大戏楼的山左馆,自然淡出了人们的视线,逐渐沦为大杂院。

而今,借助清末孔宪彝镌刻、王培佑重刊的《山左会馆设祭仪节》一书,历史面纱得以揭开,山左会馆及其与山东曲阜的联系逐渐明晰。

《设祭仪节》记载了公议、祭例、祭文、陈设图、祭器名义、祭品制造法、执事榜、赞唱仪节、分胙例、知会式、衍圣公等捐助祭器器目、会馆置祭器目,将祭祀的程序、要求一一写明;特别是云雷尊、象尊等27件祭器的名称和特点,祭祀所用太羹、和羹等28种祭品的制作方法,叙述得十分详细,远古的祭礼仿佛又“活”了起来。

咸丰元年(1851)八月新会馆落成,首次大礼即为开馆庆典,大厅前来人近百,“同乡官京师者毕集”,可谓盛况空前。祭祀所用祭器多来自孔子后裔,其中孔子七十四代嫡长孙衍圣公捐助最多。衍圣公得知山左会馆要举行祭孔仪式,便“拓阙里石刻吴道子所绘圣像谨寄至京”,又捐助祭器几十件;内阁中书孔宪恭捐助钟、鼓各一件;兵部员外郎孔繁洙捐助铜烛台、铜花瓶各二件,铜鼎一件,云缎幔一件,可见孔子后代对会馆祭祀的重视程度。

据《设祭仪节》陈设图所示,祭祀礼仪完全按照曲阜孔庙的规范进行,堂上与堂外均按标准进行陈设,与山东曲阜孔庙大成殿陈设相差无几。杜受田之父杜堮明确表示:“质明行事一如阙里设祭之仪。他省来观礼者亦拜于西阶,从始逮卒,既匡既饬盛哉,昔未有也。”

从上述比肩曲阜孔庙的“待遇”可见,山左会馆的地位非同寻常,可以看作孔氏在京的“家庙”。

一本书影响一座会馆。借由《设祭仪节》,山左会馆的历史陡然清晰起来,其文物价值得以提升。一座会馆联通一个地方,过去它是“京地”之间的桥梁,现在更应成为贯穿古今内外的文化纽带。

《山左会馆设祭仪节》首页(左)及堂上陈设图(右)(刘征/ 摄)

本世纪以来,各地孔庙纷纷修缮,恢复祭祀活动。埋没已久的北京顺天府学孔庙得以复原。曲阜、衢州等孔庙举行的祭孔仪式,引人注目。作为京城新认识的又一“祭孔之地”,山左会馆的保护、利用,更会显示出其独特的意义与作用。

如今,西城区将该馆列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正在进行腾退修缮,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里定会焕然一新,“重张开业”。

来到北京的名人多住在会馆,没来过北京的名人多供奉在会馆、祠堂。北京会馆祠堂群祭祀的民间圣贤已经覆盖了中华各地,发挥了凝聚全国、辐射天下的作用,与京城皇家帝王庙共同构成了纪念中华精英的“圣殿”,体现出我们一脉相承的民族精神。

1919年(民国八年)夏,发端于北京的“五四运动”风起云涌。就在这全国震动之际,一位陕西籍退休官员晏安澜在京平静地病逝了,社会名流纷纷颂扬。在宣武门外大街以西的老墙根街,他的老友吴怀清在陕西商州会馆正厅内为其安置牌位,刻石立传。

北京会馆群历来人文荟萃,商州会馆亦不例外。晏安澜便与商州会馆有着不解之缘,他甲午战后居住于此,写书回顾;因病去世后,又被供奉在这里。

晏安澜,字海澄,号虚舟,陕西商州镇安县人,光绪三年(1877年)进士,历任户部主事、员外郎,度支部郎中,盐务处提调、盐政院院丞,四川盐运使等职。

1897年,他与同乡京官吴怀清在京设立商州会馆,亦称商山会馆,作为陕西商县、雒南、镇安、山阳、商南五县公产,方便旅京学子、商人聚会,官员住宿办事。该馆中等规模,坐北朝南,共44间房,占地面积500平米。1954年后,移交北京市房管部门,作为会馆存在了近60年,现为民居杂院,基本保留了清末始建时的原貌。

晏安澜自幼勤奋好学,聪颖过人,“早岁好谈兵,覃精古今兵家言”。1894年冬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湖南巡抚吴大瀓率湘军出关,以安澜“耿介朴诚,实事是”,奏调行营营务处兼办督操。期间,安澜经常策马先行,安排宿营井井有条,粮食供需心中有数,对日军行迹、运送辎重情况更是详细洞察。此外,还重视了解民情,严禁士兵骚扰百姓。回京后,晏安澜将东征经历编著成《虚舟东行录》一书,成为后世研究甲午战争的重要文献。他生活俭朴,在京多年无私宅,一直居住在商州会馆。

其后,晏安澜为官主持盐政多年,注重调查研究,积累经验。他整顿淮北票盐,草拟盐政办法24条,淮北盐购销减价一半,“行旅歌于途,商贾歌于市,农夫歌于野”,汝、光等14州人民受益匪浅。为搞好盐务税改,他前往苏浙皖豫湘鄂赣作了六个月的考察,冒着生命危险在洪水中渡过淮河,访贫问苦,后力主盐务集权中央的政策,在全国实行。他还编纂了《盐法纲要》《盐政官制》《两淮盐法要录》等书。

民国八年,晏安澜在京去世,葬于西直门外法华寺。傅增湘、胡景伊、蒲殿俊等14位名人上《川绅呈大总统请立传文》,要求国史馆立传,编辑了《晏海澄先生年谱》。民众在四川乐山牛华溪建立祠堂,祠中供奉晏安澜遗像,匾书“有功于民则祭之”。

与此同时,商州会馆管理人吴怀清“建龛设主馆前院……集而致祭”,“……以院丞(晏安澜)并祀”。于是,会馆前院正厅便成为晏安澜在京的“祠堂”。

作为清末民初京城著名书法家之一的“哑道人”吴怀清,为了缅怀晏安澜及其创建的会馆,于1927年在馆内大门西墙上亲自书写,并请刻石高手陈云亭镌刻、镶嵌了一块《创建商山会馆记》石刻,全面记载了上述情况,使今人得以了解详情。

如今,商州会馆虽已物是人非,但家乡人民却没有忘记晏安澜等人。本世纪以来,诸多报章经常提到晏、吴等人在京建立商州会馆的事迹,对晏安澜也是赞誉有加:“不但是镇安人的骄傲,商洛人的骄傲,也是陕西人,乃至全体中国人的骄傲!”陕西省镇安县还在绣屏公园建设中,修起了“安澜亭”,纪念这位家乡名人。

北京商州会馆作为晏安澜的“旧居祠堂”,及吴怀清旧居、陈云亭刻石所在地,已被列为北京市第二批历史建筑加以保护。正如吴怀清所说,“有举莫废,是所望后来诸君子”,这里的动人故事还会被续写。

在著名的琉璃厂东街一座湖笔店对面,有条不起眼的南北小巷——姚江胡同,里面最深处就是过去的姚江会馆。该馆原属浙江省,也称余姚会馆。

清光绪十年(1884年),余姚京官邵曰濂等人捐资建馆,并刻碑为记,时有三套小院,41间房。原先姚江考进士的人,可在此免费居住。他们一旦当了官后就要捐钱接着修,一代一代往下传。1955年该馆移交北京市,现为民居。

1976年7月28日凌晨,河北唐山发生了7.8级地震,首都北京震感强烈,人们从睡梦中惊醒,紛纷外出躲避。此时,住在和平门外姚江会馆正房的同仁堂老职工雷广荣也被震醒。

此时,西间西墙皮裂开掉渣,内似有物,好奇心驱使他刮开,一下子露出一块青石,上面还有字,最后把整个墙皮都弄下来,原来是块碑。一段鲜为人知的隐秘史实,由此揭开。

雷广荣回忆,他刚来的时候,姚江会馆正厅很高,三层台阶,曾悬挂三块匾额,居中的最大,名曰“荣枌堂”;屋内还有大隔扇,明间正北放着供桌,桌后有两个石刻雕像,一大一小,半米多高,不知是什么佛,“文革”时二像被砸埋于地下。原先这里每年都要举行祭祀活动,仪式结束后还有糕饼分着吃。

姚江胡同(刘征/摄)

而按照这块碑刻的记录,会馆及雕像供奉的历史逐渐清晰起来。祖先崇拜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大特征,会馆祭祀将其扩展传承下来,“崇祀先贤先儒”便是典型。邵曰濂在碑文中说:“爰于馆中构精舍,祀阳明王先生,而以梨洲黄先生配焉,使乡之官京师者春秋致祭,以景行前贤。而一邑之士之应春秋试而来者,亦皆所有宗仰。”

从碑文可知,会馆内祭祀乡贤王守仁先生,配祀黄宗羲先生,在京师当官的乡人与前来应考的儒士们在此春秋致祭。被毁的两座像不是佛祖,而是这二位先贤人物,大像应为“明中叶心学领袖”王守仁,小的则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北京清代晚期的非佛石刻造像不多,这两具石质名人像应当比较珍贵,只可惜不见了踪影。

不久后,余姚的褚纳新先生从老家寻迹而来,做了详尽的采访,写成文章《北京有个姚江胡同》在《余姚日报》发表并被其他媒体转载,引起了社会关注。

宣西-法源寺街区被列为北京13片历史文化精华区之一后,保护了74座会馆建筑,其中16座会馆祠堂更是集中留存下来,如河南会馆的中州先哲祠、四川会馆的蜀中先贤祠、浏阳会馆的湖南先贤祠、云南会馆的赵公祠、河北会馆的杨椒山祠、江西会馆的谢叠山祠、甘肃会馆的吴柳堂祠、太原会馆的阎百诗祠等。

不过,姚江会馆、华州会馆、云南北馆、吉林新馆等对明清北京史、近代革命史、建筑文化史都有重要影响的会馆,目前尚未被未纳入文保单位之中。依据初步研究,建议列入北京市下一批历史建筑的会馆可以有58座,总数将达到138处。集群性保护,更有利于丰富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内涵。

可以说,来到北京的名人多住在会馆,没来过北京的名人多供奉在会馆、祠堂。北京会馆祠堂祭祀的民间圣贤已经覆盖了中华各地,发挥了凝聚全国、辐射天下的作用,与京城皇家帝王庙共同构成了纪念中华精英的“圣殿”,体现出我们一脉相承的民族精神。

历史已远去,而文化遗产留存。北京会馆群作为会馆精神的载体不会磨灭。它们贯通古今,辐射全国,重整旗鼓,神采奕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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