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晓
2022年1月30日晚间，我由旧金山搭机抵达费城，赴任宾夕法尼亚大学客座学者。当时加州的花已经开了，而东岸还十分寒冷，费城在两天前刚下了一场大雪。
费城这座城市，让我想到一位美国学者写的书《费城的奇迹》，它是讲1787年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的制定过程的。费城的不少场所或建筑，都跟美国独立和建国的历史有关。比如，名列全美十大公共图书馆之一的费城公共图书馆，其名字就叫“Free Library”，与费城历史街区的“自由钟”等相映衬。
在渗透着美国精神的费城，我对宾大有了比以往更深入的接触和了解。
宾大是美国知名的私立研究型大学，常春藤名校之一，常年稳居全美顶尖的十所大学之列。该校由本杰明·富兰克林创建于1740年，后来成立了全美第一所医学院、全美第一所商学院。
现任美国总统的小约瑟夫·拜登，是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副总统。2013年初他离开政府后，宾大鉴于宾州是拜登家乡所在的州，便给了他一个以本杰明·富兰克林命名的校长特聘实践教授职位，并于2018年在首都华盛顿成立了“拜登外交与全球参与中心”（简称“拜登中心”）。
拜登在2020年当选总统后，对宾大投桃报李。拜登中心的资深主任布莱恩·麦基翁，就被提名为常务副国务卿；宾大女校长艾米·葛特曼，则被提名为驻外大使—据悉，她是出任美驻德国大使一职的首位女性。
除了是宾大过去18年的校长，葛特曼还是一位政治理论家，主编有《承认的政治》一书，晚近编有《多元文化主义》，与丹尼斯·汤普森则合著有《妥协的精神：为何治理需要它而竞选损害它》。她在获提名7个月后的2月8日，通过了参议院批准大使任命的听证，准备工作也已大致停当，便正式辞任校长一职。
遴选委员会相中了时任弗吉尼亚大学教务长（即二把手）伊丽莎白·麦吉尔，请她跨校接任校长。麦吉尔2012—2019年任斯坦福大学法学院院长，曾是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露丝·金斯伯格的助手。3月4日，宾大校董会通过麦吉尔为宾大历史上的第九位校长，确定其7月1日正式上任。
我在此间的学术之家，是宾大的当代中国研究中心（CSCC），成立于2012年。
我之前曾到这里短暂停留，作了一个中日关系的学术报告，此次再来，发现中心已搬入一幢新楼，楼名称为“罗纳德·佩雷尔曼政治学和经济学中心”。政治学系和经济学系是楼内最大的两个单位，此外新楼还包括了当代中国研究中心、高等印度研究中心等相联系的学术单位，因都在同一幢楼里，相互间联系和走动十分方便。
本来，宾大已经有一个成立于1995年的东亚研究中心，为什么还要专门成立“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这就跟葛特曼校长有关。上任后的某一年，葛校长率宾大代表团访华，对中国的快速发展印象深刻，而当时的美驻华大使是乔恩·亨茨曼（中文名洪博培）。亨茨曼家族与宾大有很深的渊源，洪博培的父亲老亨茨曼是宾大校友，也是美国最大化学公司之一亨茨曼公司的创始人。宾大校园内有一幢楼以亨茨曼命名，属于著名的沃顿商学院。
以上几个因素相结合，葛校长遂决策成立“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要运作经费由校方拨款，至2022年已届成立十周年，定于9月举行纪念庆祝活动，包括邀请十年间在CSCC做博士后研究、现多半在美国内外各校任教的学者人士返校出席。
CSCC的首任主任，是资深、知名的金骏远教授。主任每届任期三年，可连任两届。金教授任主任7年后，由雅克·德里尔继任。德里尔起了地道的中文名字“戴杰”，中国话十分流利，且身兼数职，包括费城智库“外交政策研究所”（FPRI）的亚洲项目主任。
就在我逗留期间的2022年2月，FPRI鉴于有一位费城人士慷慨捐资，而正式成立了“中国中心”。这一举措在我看来是一个重要的新发展，是重视中国（无论在什么意义上）的一个反映，主任也是由戴杰教授担任。华人教授杨国斌则担任副主任。他是宾大安嫩伯格传播学院的教授，也有本校社会学系教授之身份。
安嫩伯格传播学院这个名字，让我想到位于洛杉矶的南加州大学也有一个同名的传播学院，该校的美中学院就挂在该学院之下，数年前我曾应邀在美中学院做过一个学术报告。两校的传播学院由于均由安嫩伯格家族捐资和冠名，形成了一种天然的亲缘关系。
安嫩伯格家族还捐资在宾大成立了“安嫩伯格公共政策中心”（APPC），其现代派的新楼就在传播学院一旁。该中心成立于1994年，目标是把政治沟通、青少年沟通和科学沟通转变为现实影响力。
宾大之访，还使我得以跟美国朋友罗杰再次见面。
某天，他通过电子邮件向我恭贺中国春节，然后告诉我他有了新的工作，现任位于宾州的陆军战争学院战略研究所的研究教授。收到这封电子邮件，我马上回复说，自己就在宾州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为免他为难，我又说宾州是个大州，言下之意是离得有点远，若不方便，不一定要来看我。
不过，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中心主任戴杰教授，并建议找个合适机会请罗杰来宾大讲讲。戴教授欣然接受了这一建议，就选在我做学术报告的时间，由罗杰担任讨论人。
我知道罗杰过去曾在兰德公司、大西洋理事会等知名智库工作过，这回他又告诉我后来他曾在海军分析中心工作，说明我和他确有好几年没有见面了。我的学术报告以及随后的讨论都进行得还不错，宾主皆大欢喜。午餐后，我和罗杰还交流了中美之间的一些问题，之后他开车返回他家所在的华府地区。
2021年底我来美之前，国内的普遍印象是美国疫情很严重。我自己最担心的也是这个，好在由西海岸到东海岸时，看到人们在防疫上都相当自觉，比如依规佩戴口罩。宾大一度还要求同时戴两层口罩，学生们也自觉遵从。我要做学术报告，作为主讲人，不戴口罩一定会感觉更好一些。当然，我知道最好请示一下为宜。一请示，回答是“NO”，因为室内戴口罩是rule （规则）。既如此，我还是入乡随俗，遵守为好。
不过这段时间也出现了调整：鉴于新冠阳性率连续四周下降，宾大宣布从1月25日起放松自2021年秋季学期开始实行的限制，允许学生室内社交集会。3月2日，费城市政府取消了大多数室内环境下佩戴口罩的强制性要求，暂时的例外包括中小学校、卫生医疗机构、集会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3月14日，宾大也宣布不再要求室内佩戴口罩。
这次抵美，学术上的主要工作是考察 “地区研究”在美国的发展状况。对此，与我见面交谈的好几位美国学者都说状态是平稳或走弱。但我在宾大所看到的似乎并非如此。
中国研究明显在走强，宾大各院系加起来，有十多位专职教学或研究人员在从事与中国有关的研究，他们也是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联系成员。这样一支队伍，已经颇为可观了。
與地区研究相关，宾大校友捐赠的活跃度，在两件事上鲜活地表现了出来。
一是佩里世界之家（Perry World House，其缩写为PWH），由宾大校友理查德·佩里捐资创办。佩里投资于对冲基金获得成功，因而回馈母校，于2016年成立了佩里世界之家，首任主任是法学院的一位资深教授。根据有关官宣，佩里世界之家是宾大的一个全球政策研究中心，旨在就全球事务中最紧迫的各种挑战，推进跨学科、政策导向的研究。
当此意识形态撕裂和政策制定高度政治化之时，佩里世界之家吸收遍布于宾大12个学院的广泛智慧和知识才干，连结宾大和世界各地的政策制定者、实践家和研究者，开发和提出创新性的政策建议。它的名称很有特色，既不叫中心也不叫研究所。
我拜会了PWH主任迈克尔·霍洛威茨，他是政治学教授、PWH的第二位主任。据他所说，创办这个“世界之家”有三个考虑：一是宾大暂没有国际事务学院，“世界之家”可弥补这个空白；二是旨在把宾大与世界连结起来；三是旨在让宾大学生更好地了解世界。
为此，PWH邀请了不少人士驻所研究一段时间，举办各种活动。它为外请的校外人士提供机会，也为宾大师生提供机会。我回到上海后不久，就得到消息—霍洛威茨主任向宾大告假到联邦政府国防部工作了，由此可见美国“旋转门”机制之灵活。
另外一件事，是我从与斯各特·摩尔博士的交谈中得知的，即宾大的非洲研究正在发展起来，直接的缘由是一位宾大沃顿商学院毕业的女校友捐资给宾大。这位女校友的业务往来跟刚果（金）有密切联系，业务成功，赚到了钱，有意捐资给母校宾大开展非洲研究，捐资金额为500万美元。双方协商后，确立了所捐资金的三个用途：一是设立奖学金，资助非洲学生到宾大留学；二是扩大宾大各图书馆有关非洲的书刊采购和馆藏；三是用于聘任非洲问题的教职人员。这笔可观的捐助，对于宾大开展非洲研究是一个重大利好。
上面两件事，正说明宾大的地区研究在上升中。
有意思的是，我在宾大期间碰到的人和事，好几个都跟法学院有关。
与戴杰教授同属法学院、拥有终身教职的讲席教授艾米·瓦克斯（Amy Wax）女士，一段时间以来屡次公开发表种族主义言论，宣扬白人至上主义观。比如，她虚假地声称她从未见过有黑人学生的成绩进入前1/4，等等，结果被禁止再讲授一年级的一门必修课。
晚近的时候，瓦克斯又声称“少点亚裔和亚洲移民，美国会更好”，经媒体报道引发了全国性的关注。法学院院长西奥多·鲁格、费城市政府、宾大本科生大会等，都有介入表态。面对各种批评和呼声，瓦克斯拒绝辞职，自称是“文化战争的受害者”，反击有关指责“完全违背学术自由观念”。
这期间，国际上最大的事莫过于2月24日爆发了俄乌战事。据此间的美国朋友告知，美国人对此问题甚少分歧，当地一些办公楼的标识使用了乌克兰国旗的蓝和黄两种颜色，不少美国人住家的前院插上了乌克兰国旗，可见态度之鲜明。相比之下，中国表态相当慎重。
正如美国朋友罗杰所说，美中学者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保持沟通和交换看法；也正如中国驻美大使秦刚所言，要通过教育和人文交流，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理解和信任，消除误解。在宾大的上述经历，让我对该校留下了良好印象，但愿中美之间的学术联系有助于增强两国关系的韧性，也为中美关系早日重回正轨作出应有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