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青竹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有两座城市前面会被冠以“大”，一是上海，二是武汉。
之所以说武汉“大”，因为首先在字面意义上，它不是一座城市—武昌、汉口、汉阳三城合一，乃得武汉。
这种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上亦恐不多见的情况，赋予了武汉可与北京、上海等城市并肩比大的资格—不仅因为面积之广袤，更在于扼地理之要冲。
2020年新冠病毒肆虐全球。“这是一座英雄的城市。”在疫情最严峻的时刻，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曾眼含热泪，如此哽咽着为武汉鼓劲。
如今，武汉恢复了活力。2021年，武汉经济总量同比增长13.5%，再度进入全国城市十强序列，经济发展成功回归“主赛道”。在《2022中国城市引力指数报告》中，武汉则以0.422的城市引力指数，名列榜单100强的第12位。
武汉人有蛮劲，敢冲敢闯，这座城也一样。
武漢之“大”， 在地广、 在气壮，更在人众。
根据2021年国家统计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超大、特大城市人口基本情况》，武汉以995万城区人口规模居于全国特大城市首位，然因5万的数量差距，惜与超大城市地位失之交臂。
但最新统计公报显示，2021年末恢复常态化发展的武汉，其常住人口已达1364.89万人，人口增量则位居全国第一。这意味着，武汉有望与北上广深成渝津一道，位列超大城市。
人口代表什么？
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格莱珉银行创始人穆罕默德·尤努斯曾言：“经济发展背后，人是最重要的因素。”
当下，世界已进入“人智时代”。人才成为经济发展和创新研究的主要推动力，产业跟随着人才的流动而迁移，“人才主义”全面兴起。“以人为本”一词，在以人文精神为根本之外，还衍生出了要以人力人才为资本的新含义。
在此背景下，以2018年为“人才元年”，全国各地纷纷参与“人才争夺战”。而根据《2022中国城市引力指数报告》，武汉的人才引力位居全国第8，高于长沙、郑州、西安等一众中部省会城市。
在华东师范大学区域经济学终身教授曾刚看来，武汉之所以能够形成对人才的强大吸引力，在拥有千万人口的优势之外，还因为形成了“育人、留人、引人”的复合型人才战略。
据武汉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9年底，武汉全年在校研究生有14.93万人、本专科在校生有100.69万人，总量超过115万。
不仅学生数量庞大，教学质量亦属高水平。
985、211时代，武汉有7所高校在列；“双一流”时代，武汉有29个学科上榜—成绩仅次于北京、上海、南京。此外，武汉的民办大学水平也领先全国。根据艾瑞深中国校友会网，武汉共有15所高校入选顶尖民办大学和一流民办大学榜单。
但略显尴尬的是，武汉培养的学子却容易“孔雀东南飞”。
2015年，腾讯科技一篇文章《出了雷军周鸿祎，湖北却消失在中国互联网版图》，引发社会对“武汉难留人”的广泛关注。“主要是留不住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两所名校的学生。”武汉大学经济系主任罗知曾坦言。
诞育大学生的“超级工厂”，又岂肯“年年苦恨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感受到压力的武汉，再度显示了不服的那股劲儿，正式开启“人才回流模式”。
2017年，武汉启动“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工程”。4年过去，新增留汉大学生139万人，其中落户64.6万，规划任务提前三年圆满完成。武汉的“人口年轻化指数”增幅，居大城市第一位。
“更引人瞩目的是，武汉打造了‘校友计划’，带动中高端人才加速回流。”曾刚说。
2021年全国新选149位两院院士，其中武汉地区新增8位，仅次于北京、南京、上海。增选后，武汉两院院士总数达81位，居全国城市前列、中西部第一。此外，据《经济日报》统计，目前武汉累计引进9名诺贝尔奖得主，拥有重点人才655名、省级专家690名，人才总量超过285万。
据《长江日报》报道，武汉已连续4年成为人才净流入城市，人才净流入率已提升至19.2%。不过，根据曾刚的分析，这些人才除了“双管齐下”保留下的莘莘学子和昔年校友，还有相当一部分源自“跨省奔赴”。
83所高校、95家科研院所，使武汉成为继深圳、上海、北京之后，第四个中国出产的“全球创意城市”。区域强大的研发能力意味着人才良好的发展前景，武汉因而得以在一众中部城市中提供富有竞争力的就业市场，吸引了江西、河南等邻省的人才纷至沓来。
正是在武汉，伯牙邂逅钟子期，高山流水成佳话。识人知音，在这座城市的血脉里。
作为苏联援建的重点项目、新中国成立后兴建的第一家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武钢是武汉千亿级钢铁产业的缩影。
进入21世纪，“中国钢城”摇身一变为“中国车都”，汽车制造业亦成为支柱产业。武汉是全国六大乘用车生产基地之一，集聚着7家汽车整车企业、12个汽车总装工厂、500多家汽车零部件企业，全球10大汽车制造厂商有4家在汉投资，中、法、美、英、日五大车系荟萃于此。
至2018年，武汉二产的比例都长期稳定在43%，制造业实力强劲。产业体系更十分完备，拥有工业41个大类中的38个门类。但在武汉大学经济系主任、中国新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罗知看来，“武汉依旧不够大”—产业结构偏中低端，导致“赚的都是辛苦钱”，对周边城市的辐射能力有待提高。
做大的契机在哪里？
“文教生产力”是曾刚为武汉提出的建议，而将高校科研院所的源头技术产业化、对军工技术进行军民融合开发，则是他眼中武汉提升产业附加值的两大法宝。
一根光纤直径不过10微米，却可实现135亿人同时通话。一块曾被戏称为“武汉地图外两厘米”的地方，孕育出了“中国光谷”。
作为我国光通信产业的发源地，武汉光谷是中国最大的光纤光缆、光器件的研发和生产基地，生产规模居全球第一；也是中国最大的光通信技术研发基地和激光产业发展引领区，以及最大的中小尺寸显示面板生产和研发基地。
进一步升级，光谷正逐渐成为综合型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2014年，武汉成为继北京、上海、深圳之后，国家重点布局的集成电路产业四大基地之一。中国第一颗3D NAND闪存芯片即诞生于光谷，实现了国内高端存储芯片“零”的突破。
在这片武汉最具活力的土地上，現已聚集“互联网+”企业超过2100家，互联网“第二总部”突破60家，正成长为比肩北京中关村、上海张江和深圳的中国互联网第四极。
存储芯片、显示面板、智能终端和互联网，四大高新产业共同串联起武汉“芯—屏—端—网”万亿级光电子产业链的黄金大道，并逐渐伸向生物医药领域。安翰光电研发的一颗小“胶囊”，能在患者的胃里秒变“机器人”。禾元生物则从水稻里“种”出了人血清白蛋白，乃全球首创。
2021年，武汉全市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达4786.11亿元，比2016年增长了203.78%。高新技术企业数量也在5年内翻了两番，达9151家。在2021年全国主要城市高企排名前十强中，武汉超越了南京，位列副省级城市第四、全国主要城市第八。
基础研究就如同一颗黑科技的种子，在光谷的土地上得以发芽抽穗，花开数朵、各领风骚，为武汉带来一片独好的风景。
2021年，武汉GDP总量超1.77万亿元，占湖北全省经济总值的35%。但武汉与其他“一家独大”的中部省会城市有所不同—湖北省内，另有襄阳和宜昌两个区域副中心城市，代表着全省由强省会战略向“一主引领、两翼驱动、全域协同”的多中心布局转型。
面对两座副中心城市超过3倍的经济体量差距，以及环周边6个地级市的发展需求，作为“带头大哥”的武汉当以何回应？
答案是，“跳出武汉看武汉”，让武汉成为技术研发和资源配置的大脑，将生产制造的链条延伸和覆盖到周边城市，打造“大树底下好乘凉”的联动模式。
据此，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湖北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湖北省政协常委邹薇建议，可充分利用武汉的汽车产业基础，打造两条贯穿湖北的产业廊道，形成“汉孝随襄十”新一代汽车及智能网联汽车零配件产业密集带，和“汉宜荆荆”高端精细化工、现代物流和绿色环保产业富集带，从而以产业振兴带动武汉城市群的共同发展。
而当跳出湖北省后，随着2021年7月中央《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正式发布，武汉作为中部崛起战略支点，又当如何更好发挥引领作用？
从地图上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城市群如同一把强弓，长江经济带则横向为劲矢，弯弓搭箭的关键节点则在中部城市群。
“但要射好中国经济的破阵之箭，光有结构还不够，功能在哪里？”曾刚提出他的疑问。
一方面，横跨长江和黄河两大流域的“内陆七雄”，是中国腹地最广阔的经济区。2018年，中部地区成为中国唯一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10万亿容量的市场，武汉的消费能力更雄踞其十大城市之首。在中西部大量承接产业转移，以及国家扩大内需、构建统一大市场的大背景下，武汉必将有为。
但另一方面，中部各大城市间汽车等产业的同质化严重，构成平行竞争而非差异化互补的关系格局，则对武汉提出了率先完成产业升级、实现由大做强的现实要求。
幸而，身为“大国中州”的武汉，有着兼容并包、求同存异的历史基因。
因为历来是水陆码头，这里自古是一座五湖四海之人杂处的开放性城市。《汉口竹枝词》曾唱“此地从来无土著，九分商贾一分民”。易中天则形容，武汉人也像江湖中人一样，有种“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观念，形成了“左右逢源，亦南亦北”的气质。
就如蛰伏三年后“一飞冲天、一鸣惊人”的楚庄王，在湖北这片古楚文化张扬绚烂的大地上，武汉被期待再度展现气吞云梦的大气磅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