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观涛
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需要回顾20世纪的另外两件大事：一是20世纪科学革命，特别是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出现；二是人文精神的衰落。
几个世纪以来，人们见证了颠覆性的科学革命相继发生，从哥白尼“日心说”、牛顿力学到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理论的彻底变革似乎成了科学发展的常态。大家一度乐观地相信，进入21世纪以后还会有新的科学革命，但事实上并没有。换言之，科学理论虽然仍在不断进步，但是告别了革命。
为什么20世纪会发生科学革命呢？随着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成为现代科学的基石，为什么科学理论不再出现“范式转移”？对此，哲学家知之甚少。20世纪的科学哲学家—从鲁道夫·卡尔纳普、卡尔·波普尔到托马斯·库恩，他们对科学革命的解释最后都被证明是有问题的，他们对“什么是现代科学”的哲学探索也都以失败告终。也就是说，人类虽然取得了巨大的科学知识进步，掌握了越来越发达的技术，但在整体上理解现代科学碰到了巨大的困难。人们没有意识到，这一失败与第二轮全球化的价值基础遭受挫折是一对孪生兄弟。
20世纪人类思想界还发生了另外一件大事，那就是人文精神的衰落。自从尼采宣告“上帝已死”之后，基督教在西方一天天退出公共生活。在价值多元主义的背后，是人文精神的沦丧。自17世纪现代社会在天主教文明的土壤中起源以来，包括宗教信仰在内的人文价值一直是和科学并列的存在。
人文精神和科学技术共同维系着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但20世纪人文精神面临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一次又一次的轰炸。即使在极权主义消弭后，人文精神仍不断受到虚无主义浪潮的冲击。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现代主义兴起，批判的人文精神再一次尝试重振力量，却没能恢复自己的活力。后现代主义退潮之后，人文精神终于伴随20世纪的终结一起寿终正寝。一个没有人文精神的科学世界必定是畸形的，其后果是科学乌托邦的兴起，它意味着技术压倒科学，成为一种新的宗教。
当人们不知道科学是什么，而只有具体的科技知识时，科学乌托邦的泛滥也就不可阻挡。什么是科学乌托邦？我们可以以生命科学为例进行说明。今天，基因工程和合成生物学的新进展引发了人类生活前所未有的巨变，然而人对生命的宏观理解，远远跟不上对生物细节知识的了解和操纵。由此带来的结果是，技术主宰了整个科学，人类开始盲目自信可以扮演造物主的角色。谷歌的首席未来学家雷·库兹韦尔甚至预言人类在2045年将实现永生。科学乌托邦指的正是这种对科学技术的盲目迷信。
在社会事实公共性消失，人们不能理解20世纪科学技术革命，以及人文精神衰落这三件事的背后，存在着一个共同的内核，那就是在高科技日新月異、生产力增长一日千里的今天，人对真实性的判断力日益狭窄和模糊。所谓真实性判断力的“狭窄”，指的是当下只有具体的科学技术才具有无可怀疑的真实性，而对社会事实的公共性以及“什么是科学”这些整体性问题，大多数人失去了判别能力。所谓真实性判断力的“模糊”，指的是真实性反思能力的丧失。为什么人文精神会衰落？原因是很多人认为过去的信仰和道德是假的。那么为什么过去人们视其为真呢？对此，大多数人不去思考或没有能力思考。
2016年，《牛津英语词典》宣布“后真相”（post-truth）成为年度词汇。自此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为人类社会正在进入“后真相时代”。所谓后真相时代，正是源于人们失去了全面而整体的真实性判断力。
我要强调的是：对现代性、民族主义的反思和科学哲学同时产生，又同时失败，这并不是偶然巧合！表面上，新冠肺炎疫情引发人类退回19世纪的思想状态，使民族主义和极权主义回潮。其实，更深层的原因是作为第二次全球化价值基础的各种信念不堪一击，好比是建立在沙滩之上。
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第二次全球化的基本观念没有17世纪现代思想那样的真实性基础。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极权主义兴起，虽然促使自由主义思想家反思现代价值的基础，但这一反思的对象过于狭窄，仅限于社会制度、政治哲学和相应的价值层面。
例如，哈耶克的理论只是用市场经济来为现代社会辩护；无论是罗纳德·德沃金的法哲学，还是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都只能在法律和政治哲学领域论证现代社会的正当性。一旦社会问题超过专业领域，这些自由主义理论必定束手无策。
这一切是不可避免的吗？为了剖析真实心灵走向解体的历史过程，必须先严格界定真实性。21世纪人类知识爆炸，事物各式各样的细节都有准确定义。只有一件事情在专门化研究之外，那就是真实性本身。我认为，真实性是主体对对象的一种最基本的感觉和判断，它规定了主体对这一对象是忽略还是注意。这种最基本的感觉和判断，是进一步评价对象、规定自己和对象关系的前提。它是人类生存的条件，也是对科学和政治社会、哲学领域进行探索的认识论基石。
真实心灵的形成可追溯至轴心文明的起源。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最早注意到，公元前数百年间出现了与消逝的古文明（如古埃及和两河流域的文明）截然不同的不死的文化。此后，西方学术界用“超越突破”的概念来深化这一发现。我认为“超越突破”的本质是人从社会中走出来，寻找不依赖于社会的生命终极意义。一种非社会的主体性由此起源。我把经过“超越突破”的文明称作“轴心文明”。
因为人是面对死亡的存在，为了克服死亡，人必须寻找能够超越死亡的意义，即“终极关怀”。我在《轴心文明与现代社会》中证明：超越突破只存在4种不同的类型。我称之为4种超越视野，它们分别是：（1）希伯来救赎宗教；（2）印度解脱宗教；（3）古希腊与古罗马的认知理性；（4）中国以道德为终极关怀的传统文明。
任何一种超越视野都包含相应的终极关怀及其规定的价值和经验，它们回答了生死问题并给出了“应然社会”的组织蓝图。从此以后，不死的文明和独立于社会的主体产生了，它们一直是现代社会的基础。其中，认知理性（发现自然法则）因无法提供超越生死的意义，最终与希伯来救赎宗教结合，形成西方天主教文明。
自轴心时代以来，人一直是三种真实性之载体。第一，每个人时刻面对外部世界，可区分对象是否真实并对其做出判断和反应，我称之为经验（包括通过广义的技术感受到）的真实性；第二，主体每天面对自己，自我作为一个行动和价值的载体，存在着行动意义和价值的真实感，我称之为价值的真实性；第三，人是面对死亡的存在，在意识到死亡不可避免时，主体会对生命终极意义之拷问做出回答，并伴随有相应的思考和行动，我称之为终极关怀的真实性。
在各个轴心文明，上述三种真实性都是互相整合的。它们构成了人类真实的心灵，真实心灵是传统文化的基石。现代性起源于希伯来宗教和认知理性的分离并存，在这一过程中，认知理性进一步演变为现代科学。从此以后，互相整合的三种真实性开始分离，并在各自的展开中走向对自身的理解。
这是真实性的大解放，但人们不知道，这三种真实性本来是互相维系的；一旦发生分裂，每一种真实性会随着社会发展（现代性展开）和各自依据的认识论逻辑而变化。只有在现代社会的早期，三种互相分离的真实性仍然存在，即人还具有真实的心灵。随着三种真实性互相维系机制的消失，其长程后果只能是三种真实性分别基于不同的认识论。这三种认识论因缺乏高层次的反思而不能建立互相维系的机制，并在发展中各自趋于畸变甚至消失，结果就是真实心灵的解体。也就是说，真实心灵的解体是现代社会发展不可避免的结果。
（本文经授权摘编自《消失的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