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少威
鲁哀公演砸了。
孔子去世时他去吊丧，灵前哭诉，言语悲切：“上天不怜悯我，不愿留下这样一个老人来辅佐‘余一人’，使我孤独而痛苦。尼父啊，你走了我就失去了自律的榜样了。”一国之君，去给一个前大夫吊丧，并且称之为“尼父”，礼遇不可谓不厚。
但是，“治丧委员会主任”子贡，却丝毫不领情，竟然在恩师的葬礼上，直接开怼国君。
他说：“我看你将不得好死。我的老师活着的时候你不用他，他死后你才来演戏，还敢自称‘余一人”，你把礼和名都丢尽了。”
“余一人”，是周天子的自称，孔子平生最恨的就是礼崩乐坏，法度僭越，鲁哀公这样自称是“失礼”；鲁哀公对孔子“生不能用，死而诔之”则是“失名”。子贡说得有理有据，只是在这种场合当面指斥，也太不给国君面子了。
子贡究竟什么来头，为什么这么狂？
端木赐，字子贡，卫国人。
卫国多君子，这在当时是举世公认的。公叔文子、史鱼、蘧伯玉……不胜枚举，其中的蘧伯玉，就是子贡的外公，不但以道德学问闻达于诸侯，还是卫国的上大夫。
子贡所在的端木家族，是著名的富商大贾，子贡年纪轻轻就继承家业，成为“跨国公司董事长”。
如此出身显赫，其人个性张扬，也符合情理。
蘧伯玉与孔子关系很好，亦师亦友，子贡拜入孔子师门，可能就是他从中玉成。
孔子收下子贡，是捡了一个宝贝。鲁定公十三年，他离开令他失望的父母之邦，带着一众弟子，浩浩荡荡周游列国，寻求能够重用自己的君主，此后14年，萍踪飘零，居无定所，时陷困境，旅途所费不菲，钱从何来？
日本作家井上靖在其著作《孔子》中说，“孔子14年历访中原各国的费用，孔子葬礼以及众弟子3年服丧期间所需的一切开支，都由子贡一手筹措。”
孔子当然是个好老师，但子贡似乎是一个倒霉学生，他跟着孔子，宛如“进了985大学，选了一个糟糕的专业”。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子贡属“言语”科，跟宰我“同班”，子贡、宰我是言语科最卓越的弟子。
放到孔子的思想里去综合权衡，言语科总让人感觉很尴尬：孔子经常反对“佞”（巧舌如簧、拍马献媚），他认为君子应该“讷于言而敏于行”，同时又教弟子专业学习言辞，这里面似乎有矛盾。
当然你可以说，如果品行端正，擅长言辞也可以防止“佞”。但是，“有教无类”，“自行束脩以上未尝无教”，德行却不是先天的，既然还有德行科，是不是应该先学德行再学言语呢？
不知道是否受到这个矛盾的影响，言语科的两个高材生，似乎都不討孔子喜欢。
宰我，人所共知，因为白天睡觉，孔子责骂他而产生了“朽木不可雕”这个成语。
至于子贡，孔子对他的评价也让人非常困惑。有一次他问了一下孔子：“赐也何如？”
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
瑚琏，是祭祀时装粮食的器皿。祭器地位很高，但是用来比喻子贡，就相当于说他是个“高贵的饭桶”，中看不中用。子贡应该是孔门最有实践能力的学生了，得到如此评价，不得不令人怀疑是不是因为“专业原因”—太会说话。
前面说“似乎都不讨孔子喜欢”，不要看漏了“似乎”二字。孔子不喜欢宰我，但却并不讨厌子贡。
宰我言辞犀利，常常提出诘难，让孔子难以应对。比如孔子主张父母之丧要守孝三年，宰我就说，老师是推崇礼乐的，但三年不习礼、不行乐，肯定礼崩乐坏，因为都忘了嘛。他认为一年守丧就够了。这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可见宰我言语科第一不是浪得虚名，这就让孔子很恼火。
孔子问他，父母死了一年你就吃香的喝辣的，心安吗？
宰我一副“你爱看不惯就看不惯”的佛系、躺平态度：我心安呀。
子贡不一样，他即便不同意老师的主张或作为，态度却始终是严肃而虚心的，孔子对他烦不起来。而且子贡，既有钱，又能干，哪个领导都需要这样的手下。
孔子最重视的学科是德行科。学言语可能会“佞”，学政事、文学也可能会有相应的副作用，“就怕流氓有文化”，这些都必须以德行为基础。
宰我、子贡之外，学政事的高足子路、冉求，在孔子跟前日子也不那么好过。前者经常被奚落，后者则几乎被逐出师门。
而孔子最喜欢的弟子颜回，就是属于德行科，被列为孔门第一，还在后来被尊为“儒家四圣”（孔子、颜回、曾子、孟子）之一。颜回是个道德榜样，“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安贫乐道，秉性忠厚，聪敏好学，举一反三。
现代社会，不怕说圣人的坏话：“颜回，就这？”
是的，但他却被孔子和后人捧到天上去了。从现实的角度看，真正的瑚琏，应该是颜回才对。
有意思的是，颜回不是言辞科的，但在孔子面前，却最会说话，每每能说得孔子心里无比舒坦，今天读来，感觉有时在说大话，有时就是在拍高级马屁。
举两个例子。
一次是“孔子北游于农山”，子路、子贡和颜回陪侍。这三人是孔门排名前三的弟子，孔子让他们“各言尔志”。
子路说，我的志向就是在两国交兵时，领军征战沙场，杀敌制胜，让子贡和颜回都跟着我干。子贡说，我一身白衣，游走于交兵的两国之间，陈说厉害，让双方根本打不起来，子路和颜回都要听我的。颜回则说，我辅助明君，使海晏河清，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世间根本不会有战事发生，让子路和子贡没事干，都喝西北风去。
颜回显然是在说大话。
子路和子贡所言，都是可以做到的，他们本身就是这样的人。而颜回所说，基本就是画大饼，根本没有实践方案，也没有证据证明他有这种能力。何况当时诸侯国林立，你一个人能辅佐几个明君呢？即便可以全部归你辅佐，天下又哪来这么多明君？
然而，因为颜回的说法符合孔子的政治理想，就受到孔子最大的称赞。
另一次是孔子被困陈蔡，绝粮七日，犹慷慨讲诵，弦歌不绝。需要排解内心之时，他叫来子路，对他说：“难道我的道有问题吗？竟然沦落至此。”
子路是个直肠子，一脸不高兴地说，确实，何以至此呢？可能就是老师的仁德和智慧还不够吧。
叫来子贡，同样一问。子贡说，老师您的道啊，太博大了，天下都容不下，何不降低一點标准呢？
最后又叫颜回，他的回答是，老师的道太广大，天下不能容，但您从不放弃，当权者不用，那是他们的耻辱，何必忧虑。不见容于当世，才看出您是君子。
子路和子贡都被孔子教育了一通，而对颜回则是“欣然叹曰”：“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
颜回简直就是做了老师肚子里的蛔虫，怎么能让他高兴就怎么说。
当然，“明知不可为而为”是儒家的理想主义精神，一直激励后世学人，但这种时候，颜回说这个解决不了现实问题。
子路光是发泄、自暴自弃固然不对，但只是一时之气，也是真性情。子贡的回答是最通情达理的，先获得机会施展抱负再说，何必非要别人先同意你的远大抱负再干活，这不是一根筋吗？
孔子对颜回击节赞赏的话语，可能无意中透露了一个秘密—“颜氏之子”。他是孔子母家的孩子，而孔子从小在母亲家里长大，他们是亲戚。
对比一下子贡的待遇，孔子可能偏心了。毕竟真正面临问题时，总是子贡负责解决。这次在陈蔡之间被围困，师徒一行几乎饿死，最后也是子贡想办法去联系楚昭王发兵解围。
子贡和颜回之间可能有矛盾，这从子贡怀疑颜回偷吃粮食一事隐约可见。但子贡是君子，后来卫国将军文子要子贡评价孔门师兄弟，说到颜回，子贡也大力夸赞他的德行。
他最后说：“若逢有德之君，世受显命，不失厥名，以御于天子，则王者之相也。”意思是，如果颜回遇到有德之君，就会世代享受帝王给予的美誉，不会失去他的美名。被君王任用，就会成为君王的辅佐。
不愧是言语大师，一个“如果”，很有技术性。如果君王有德，又何以非你不可呢？儒家的使命“致君尧舜”，决不是等着有德之君出现的，颜回就是一生都在等。条件齐备你才出山，那是捡现成，前面谁去创造条件？
颜回一生，几乎未干一件实事，也没有什么独特的思想发现。后代帝王给颜回美誉，让他不失美名，除了孔子特别喜欢他之外，恐怕也与子贡这一评价有关。这个评价让帝王穿上了他们的新衣，如不大力尊崇颜回，就显得自己不是有德之君了。
子贡凭借一身本事，弄来米粮，请来救兵，解除陈蔡之围，可以说是救了孔子和一众师兄弟的性命，但这对于他的一生，只是个“小儿科”。
这就要回到本文一开头的提问，他为什么敢当面折辱鲁哀公？
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地位很高，在各国都是与国君几乎平起平坐；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之前对鲁国有恩，也就是对鲁哀公有恩。
子贡的地位，司马迁在《史记》里有描述：“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分庭抗礼是国君接待客人的礼仪，国君从东阶，客人从西阶，一起向中间走去，行平等的礼仪。我们回想一下国际间元首会晤的场景，差不多就是这样。
这一点，连孔子都做不到，子贡为什么可以呢？这跟他的跨国商业网络有关，投资总是受欢迎的，马云去美国也可以跟特朗普平等交谈；同时也因为子贡十分擅长交际，所以在各诸侯国都有十分好的政商关系，国君难免有求于他。
读到此处，你是否会想起后来的苏秦？以纵横之术，说天下之君，佩六国相印。子贡虽无相印，却是白衣卿相。
说到苏秦与纵横术，也绕不开子贡，子贡就是纵横家的鼻祖。说他对鲁国有恩，缘由正在于此。
公元前484年，孔子已经率领众弟子回到鲁国定居讲学，齐国发兵攻打鲁国。父母之邦，不可不救，孔子召集众弟子说，你们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
子路、子张、子石都请命出马，这几个人的特点都是勇力过人，能够带兵打仗，但“孔子弗许”。子贡说，还是我去吧，孔子说，好啊。
齐国之所以要打鲁国，是因为权臣田常想要借刀杀人，让他的政敌高氏、国氏带兵上阵，自己躲在后面，渔翁得利。
子贡找到田常，几句话戳破他的算盘，然后说，你的算盘打错了一步：既然是要借刀杀人，就应该让他们去攻打强国，来打弱小的鲁国，一定会打赢，你这是送功劳给他们，等他们打赢，你的处境就更惨。
田常恍然大悟，求教于子贡：那该怎么办？子贡说，你让他们去打吴国，一定打不赢，输了你不就很容易收拾他们吗？田常说，对对对，但是出兵时说打鲁国，突然去打吴国，说不过去，怎么办呢？子贡说，别着急，你先按兵不动，我去吴国，说服它来打你就行了。
吴王夫差早有称霸之心，齐国一直挡在前面，之前两国就经常发生战争。子贡跟夫差说，齐国攻鲁，机不可失，救了鲁国就显示你的仁德名声，而攻打齐国，威吓晋国，诸侯都会臣服。夫差说，是这个道理，但是吴越之前发生过战争，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时时都想报复，我寝食难安啊，得先灭了越国才能放心去打齐国。
子贡说，机不可失，等齐国灭了鲁国，你就失去了显示仁义的机会，再打齐国还有什么意义？如果你担心越国，那我就去越国，说服勾践带兵跟着你出发，越国国内空虚，你就解除后顾之忧，而且有个诸侯国跟着你干，彰显你是代表道义的一方。
夫差同意了他的方案。
子贡去了越国，越王勾践感受到了危机与机会，“除道郊迎”。子贡说，我让夫差出兵攻齐救鲁，但他说你卧薪尝胆时刻想要报复，所以要先灭了越国再说，你危险了。勾践又行大礼—“顿首再拜”，问子贡怎么办。
子贡说，夫差残暴，国内矛盾很大，此时你应该大力支持夫差，拱着他去伐齐，如果打不过齐国，吴国削弱，是你的福气，如果夫差打赢了，以他急躁于称霸的个性，大老远跑过去不會就此收兵，还会接着攻打晋国，以图一举打败两大强国。我接下来就去见晋君，让他做好准备，以逸待劳，那么吴军必败。败了之后精锐尽失，重兵困于北方，你趁机发兵攻吴，一定可以灭掉吴国，报仇雪恨。
勾践听从子贡的安排。
于是子贡又去找晋国国君，说，你死到临头了知道吗？然后把自己安排好的局势和盘托出。晋君“大恐”，问计于子贡，子贡说，你赶紧厉兵秣马，严阵以待。
安排好之后，子贡就回鲁国去了，接下来，一场“世界大战”爆发。
吴国发兵攻齐，战于艾陵，大破齐师，夫差接着攻晋，相遇于黄池，被晋国打败。越王趁机率兵攻吴，吴王夫差紧急回军，与越战于五湖，兵败自杀，越国灭吴、称霸。
司马迁写道：“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
君子不器，子贡或许只是器，但绝对不是饭桶，孔子对此其实心知肚明。
子贡出身显赫，的确是有傲气的。但他身上的傲气，令人佩服。
一方面是，他认为不对的，就一定会说，绝不会圆滑地藏在肚子里，只拣好听的招呼。
孔子在鲁国“为大司寇，摄行相事”，才7天就诛杀了大夫、著名人士少正卯，还曝尸三日（杀没杀存疑，朱熹认为没杀）。此人并无犯罪事实，完全是出于有罪推定。
《孔子家语》记载，子贡当时就直接指出，这样做是老师的失误。
子贡要去出仕，当信阳宰，孔子临别赠言说：“勤之慎之，奉天之时，无伐无夺，无暴无盗。”
子贡一听就炸毛了：“赐也少而事君子，岂以盗为累哉！”我从小跟着您学习，还有可能去偷盗吗？
因为心有傲气，子贡拜师的时候是出于真心，还是屈从外公之命，都很难说。成为孔子的弟子，他心里不服，是有据可循的。
头三年，他并不觉得孔子有多高明。《论衡·讲瑞》上记载：“子贡事孔子一年，自谓过孔子；二年自谓与孔子同；三年自知不及孔子。当一年二年之时，未知孔子圣也，三年之后，然乃知之。”
孔子一直不满意子贡的地方有两点，一是他“喜扬人之美，不能匿人之过”，别人好的，他大力宣扬，别人不好的，他也会说出去，显得不够谦谦君子，也容易与人发生矛盾，比如文首讲到的训斥鲁哀公，就是最著名的例子。而今天看来，这恰恰是正直之人的样子。
二是孔子说他只喜欢跟不如自己的人待在一起。孔子预言自己死后，“子夏日益而子贡日损”—一个进步一个倒退，原因就是子夏喜欢跟比自己强的人在一起，而子贡则相反。“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
这样评价，要看考量标准是什么。后来子贡把孔子的仁义学说与商业经营结合起来，“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义利并行，成为儒商祖师，影响后世几千年，子夏则提出“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弟子李悝、吴起开法家改革先声，但他们已经不在乎孔子所主张的道德原则了，因此孰损孰益，很难评判。
孔子与子贡的关系，是众弟子当中最有趣的，彼此可以说一直“相爱相杀”。
在孔子眼里，子贡是有用之人，但不是大道的继承者，是器物之才，却不是君子之选，所以常常给予他二等评价，并且教训也很严厉。但在现实当中，自相识以来，所有关键时刻，几乎都要依靠子贡。
孔子病重的时候，子贡急急赶去，孔子见他进门，说了一句“赐，汝来何迟？”他心里对子贡，其实亲如己出，一语之间，道尽数十年沧桑，令人读之涕零。
而在子贡眼里，孔子一开始“很不咋地”，但他跟随的时间越长，就越是心悦诚服、五体投地。孔子是那种天生的卡里斯玛型人物，魅力四射，春风化雨，降服了子贡的傲气。
孔子去世之后，子贡与师兄弟们在坟墓旁筑庐而居，子贡承担了他们的生活费用，几乎是养活一个居委会。
三年期满，大家相诀而去，子贡又再“庐墓三年”，是唯一一个守了六年丧的弟子。
为了弘扬孔子的思想，子贡还主编了《论语》，后半生都致力于推广孔子的道德学问。
后来有人恭维子贡说，孔子的学问也不如你吧？子贡正色说，我的学问，是目光越过围墙，看得一清二楚，我老师的学问，高墙环绕，深不可测，你连门都摸不着。
他还打了另外一个比方：“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
端木子贡，非凡人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