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青
摘 要：洋务运动时期，英国传教士傅兰雅的翻译活动对中国翻译发展和科技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受聘于江南制造总局，主管翻译馆事务，负责科技文本的引进和翻译工作。其化学术语翻译最具代表性，具体表现为三个特征：创造性、稳定性和发展性。这三个特点的形成受到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西方学科的学术规范和傅兰雅个人观念等因素的影响。此后，这些化学术语融入中国社会文化中，提高了中华民族的话语意识，促进了术语体系构建。
关键词：傅兰雅，洋务运动，术语翻译
中图分类号：N04；H059；O6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3-8578.2017.06.008
Abstract：During that period of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John Fryer， an English missionary had exerted important impacts on Chinese translation advancement and Chinese science development. He served in Kiangnan Arsenal， responsible for introducing western science knowledge and translating science texts. His technical translation was best known for his chemistry term translation， which could be characterized as creativity， st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Many factors had formed those three translation features， such as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 western scientific criterion and Fryers liberal values. The integration of these chemistry terms into Chinese culture has raised the Chinese nations discourse awareness and promoted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terminology system.
Keywords： John Fryer，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term translation
引 言
傅兰雅是一名来华传教士，其在华文化活动丰富，创办报刊、学校等，对中国近代化具有深远的影响。和其他传教士不同，他的文化活动超越宗教和国界，因此他也被列为中外文化交流中的典型代表人物之一。傅兰雅的各项文化活动和洋务运动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他的化学翻译对中国近代科技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化学术语翻译奠定了中国化学术语体系的基础，他主张的术语翻译方法也被后人继承沿用，以进一步扩建中国化学术语体系。
傅兰雅在中国科技史、中国文化史和中国翻译史上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很多学者都对其进行了研究分析。通过文献查阅，本研究发现针对傅兰雅开展的研究具有的三个共同点：强调其先进的思想观念、关注其西学传播的深远影响及其对译名统一的重要贡献。对傅兰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主题的分析：其创办的《格致汇编》，在华办学活动和科技翻译活动。
就翻译研究而言，主要包括以下几类研究方向：1）翻译的选材原则；2）术语的汉译方法；3）译名的统一标准；4）汉语的话语独立。在翻译研究中主要运用的方法是历史分析、对比分析和案例分析。历史分析的视角注重分析傅兰雅科技翻译活动的历史作用，梳理近代中国三次科技翻译高潮的特点及影响。对比分析的视角注重分析傅兰雅和其他译者的翻译观念、翻译方法和翻译影响的不同。案例分析的视角注重分析傅兰雅的具体翻译方法的运用。以往研究的局限性在于：1）详细的生平事迹记叙较多，针对性的翻译分析较少；2）术语翻译的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联系不够紧密；3）术语的翻译方法分析较多，但偏重技巧的优劣分析；4）术语的文化影响探究较多，但忽视术语的生长性研究；5）术语的历史研究偏重个人，轻视翻译活动的整体性。
本文从话语层面对翻译活动进行历时和共时研究和案例分析，着眼于以下三个研究问题：傅兰雅化学术语翻译具有哪些特点？傅兰雅化学术语翻译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傅兰雅化学术语翻译产生的意义和影响如何？
一 傅兰雅化学术语翻译特点
术语翻译和科技文本翻译研究密不可分。傅兰雅的化学翻译的初始目的就是对科技文本进行处理，以科技信息的传递为目的。術语作为科技文本的重要组成要素，从篇章的角度而言，具有全局性和基础性的意义。纽马克在《翻译教程》中提出运用翻译方法的时候，译者应当遵守的翻译标准是准确和简洁，译文应当在最大限度上重现原文的意义。纽马克的文本类型理论将科技文本归为信息类文本，从篇章角度上讲， 此类文本都具有很强的概念性、抽象性、逻辑性[1]。更具体地说，科技文本的译文应当具有表达的准确性、内容的普遍性和风格的不变性等特点。这些具体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术语的单义性、系统性和准确性。因而，纽马克在其《翻译教程》第十四章《科技翻译》中也指出，科技翻译中的难点通常在于新术语。傅兰雅在《化学鉴原》中列出单独的章节《西国命名之始》《原质命名》《杂质命名》《华字命名》进行命名规则的解释和规范。通过对《化学鉴原》的文本研究，以及其他历史材料的研读，本研究总结出傅兰雅的化学翻译具有以下三个特点：创造性、稳定性和发展性。
1.创造性
在《化学鉴原》中，傅兰雅和中国译者合作整理出一套64种元素的汉译表，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张元素周期表。根据傅兰雅在《化学鉴原》中的文字介绍和列出的元素周期表，现将64种元素的命名分为以下四种翻译方法：
1）使用已有指称：金、银、铜、铁、铅、汞、硫、燐、炭、锡，共计10个。
2）沿用既有翻译：养气、淡气、轻气、弗气，共有4个。
3）借用已有偏僻汉字：如：锌、铂、溴、钾、钴等。
4）创造易懂新字：如：镁、矽等。
从数量上说，“借用偏僻汉字”和“创造易懂新字”的翻译方法是傅兰雅化学元素的术语翻译中占主导地位的翻译方法。面对“数十品皆为从古所未知，或虽有其物而名仍缺”的原质名，傅兰雅在《化学鉴原》的“华字命名”一节中，明确指出这一翻译方法遵循的基本原则：“取罗马文之首音译一华字，首音不合则用次音，并加偏旁，以别其类，而读仍本音。”[2] 19-20
从类别上说，数量上占据优势的第三类“借用已有汉字”法和“创造易懂新字”法利用的都是音译和意译的翻译方法，以归化为翻译策略，寻求合适的术语翻译结果。用“锌”指代俗称的“白铅”，以此避免混淆，而选择“锌”是因为和罗马首音相近。“溴”指代35号元素，追溯此元素的拉丁语名源于希腊语“公山羊的恶臭”。考察该元素的化学性质可知，溴在标准温度和压力下是有挥发性的红棕色液体。傅兰雅借用《孟子》中的“其渐之溴”的“溴”有两重考虑：这个字只具有唯一含义——“臭水”，且这唯一含义和“溴”化学性质具有契合点。在使用“借用已有汉字翻译”的翻译方法时，傅兰雅结合了元素属性和罗马音，在生僻字中选择合适的指代，这也从另一个方面体现了其创造性。
2.稳定性
傅兰雅的元素翻译中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用单字进行翻译，这一特征使得他的化学元素翻译具有稳定性的特点。这种稳定性契合了术语的单义性和术语的系统性。
一方面，中国汉字含义丰富，而一个术语原则上只能表达一个概念，就是说，同一个概念只用一个术语来表达[3]。在翻译时，傅兰雅已经发现英汉翻译存在不对等现象，“西国质之名，字多音繁，翻译华文，不能尽叶”[2]19。因而，在其化学元素翻译中，他选择使用单字进行翻译，既保证形式上的相对对应，又尽可能确保意义上的唯一对应，尽可能减少英汉翻译之间的不对等。此外，傅兰雅选择沿用、创新、借用的方式，其中创新和借用生僻字，从本源上直接保证了单一对应关系，保障了术语翻译的稳定性。
另一方面，他还从术语的实际使用角度，用全局性思维考虑翻译方法的选择。他考虑到化学中原质和杂质的关系，进一步提出杂质（化合物）的命名方法。他在“华文命名”一节中写道，“原质连书，即为杂质之名。非特各原质简明，而各杂质亦不过数字该之，仍于字旁加指数，以表分剂”[2]19-20。由此可以看出，他对化学术语翻译方法的思考不是孤立封闭的，而是统筹兼顾的。他考虑到化学元素的名称既用于指代原质，又要表现原质构成杂质的性质，因而选用单字，也暗合了西方采用缩写的命名思路。此外，音译的翻译方法保证和罗马名的对应和联系，而意译的翻译方法则有助于中国社会的接受和理解，保障了使用上的稳定性需要。
这里不得不提出一点，傅兰雅为了稳定性，在三个元素“养气，淡气，轻气”的翻译中，他沿用了韦廉臣在《化学探原》中的元素翻译“天地万物皆以六十四元质配合而成，如金银铜铁养轻淡炭等皆是元质……”。但是为了确保单一性，防止“养，淡，轻”产生歧义，而抛弃了单字命名元素的标准，但在杂质命名中仍用“养，淡，轻”单字来表示化合，如水：轻养。这一不完美更加能够说明他对化学术语翻译的稳定性的考虑。
3.发展性
术语翻译和文本翻译的不同之处在于，术语需要经历时间的检验，与全球范围内的学术交流息息相关，因而术语翻译具有普遍性和超民族性[4]。傅兰雅的化学术语翻译具有强大的发展性特征，原因是他具有战略眼光，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提出并制订了合理的术语翻译规范，使得他的化学术语翻译具有一定的实践性、衔接性、开放性和可复制性[5]。
首先，傅兰雅认识到翻译中名目的重要性和修订的困难性，但是他依旧坚持在翻译之初就定立名目，“此馆译书之先，中西诸士皆知名目为难，欲设法以定之”[6] 418。1880年，他在《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中提出了三条原则：一、采华文已有之名；二、设立新名；三、作中西名目字汇。其中不仅收集已有的汉语译名，便于查找和后人借鉴。同时，收集江南制造总局翻译活动中产生的新词，以便出版时附在书后。除此之外，令人佩服的是，他还预想到不同书籍之间的术语统一性，因而提出“而各书内所有之名，宜汇成总书，制成大部，则以后译书者有所核察，可免混名之弊”[6] 418。
其次，傅兰雅意识到术语翻译方式还需要得到社会的承认，才能形成其自身的发展性。在1890 年在上海举行的第二次新教“全国大会”上，他做了《科技术语：当前的歧义与寻求统一的方法》的发言。其中关于创新术语翻译提出了七条原则，如：尽可能意译，而不音译；万一不能意译，则要用尽量适当的汉字音译……要建立音译体系，基本词素音译字要固定，要用官话音译；新术语应尽可能同汉语固有的形式建构相一致等[7] 283。这些原则具有系统性，给出了具體的翻译方法的指导，为学科术语词的汉语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日后即使还有新的术语进入，依旧能在总体上保障翻译的统一风格。
最后，傅兰雅始终保持着对术语合理性的检验态度。在翻译的时候，反复强调选用什么翻译都需要和业内人员进行确认，而且他设置的新名只是试用，“所已设之新名，不过暂为试用，若后能察得中国已有古名，或见所设者不妥，则可更易”[6] 418。他所翻译的64个元素名中，有相当数目的元素名被替代，但即使被替代也依旧是以他的创新翻译作为基础，以他创立的翻译方法和规则进行修改。比如“养、淡、轻”，虽然被“氧、氮、氢”所取代，但是原本翻译中的表意和表音的部分被继承，同时“气”的偏旁也同汉语固有的形式建构相一致，遵循了傅兰雅的“创造易懂新字”的翻译方法。
二 影响因素
傅兰雅化学术语的翻译工作以中国近代史重要事件“洋务运动”为历史背景。他的翻译活动受到当时的文化、社会、学术状况的影响。在化学术语翻译中，不可忽视的是他对信息接收者反映的考虑和对翻译活动的交际功能的认识。经过文献研究，总结出对傅兰雅化学术语的翻译产生影响的四个因素，分别是：中国的文化传统、赞助人的翻译意图、西方学科的学术规范和傅兰雅个人观念。
1.中国的文化传统
科技翻译同样需要面对跨文化差异，需要考虑两种语言背后的社会历史发展差异。近代中国社会的历史背景是“闭关锁国”的统治者和“开眼看世界”的先进知识分子之间思想的博弈和共处。
从社会发展而言，中国社会已经开始意识到学习西方科学知识的重要性，很多大臣已经开始上书，要求整顿官方翻译机构，进一步培养翻译人才，扩大西方书籍的翻译工作。1878年，在曾纪泽与慈禧太后谈翻译中，双方都认识到办洋务、与外国人谈判是不容易的，外国人不讲理，而中国人不明事势，徐图自强乃能有济[6] 306。但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和传统官员思想上依旧有着“以中国之师法西人为深可耻”[6] 39的想法。在对于西方事物保持着警惕和怀疑态度的社会环境中，选择用简明易懂的方式温和地传播相关的科学技术是最恰当的方法。在《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中，傅兰雅也清醒地认识到，他书籍的很大一部分读者是“官绅文士”，这些人“已有饮水思渴之心”[6] 421。他从两个方面顺应目标读者的心理预期，一是沿用中国古来就有的相关定名，二是利用汉字体系的造字原则创造新词。
中国早在原始社会后期就已经掌握了采矿、冶金的技术，而炼丹术的历史也可以追溯到秦始皇时期。中国的古书《道藏》中对炼丹的物质和过程有详细的描述，《天工开物》等书对中国采矿、冶金技术有详尽的论述和记载，因而已经对一些物质进行了定名，比如金、汞、铜等。对于当时对科学知识了解甚少的中国人来说，将新鲜的事物和知识与已有的知识体系创建联系，进行衍生和拓展是最佳选择。
中国读者在文化心理上有着汉语为尊的观念，叶翰曾发表《论译书之弊》，认为当时的译书“文义难精；书既不纯，读法难定” [6] 358-359，因而译书是“用少而工费”的事情，并且认为“读之而表明大要，以便未读者，又难之难也”[6] 359。不过在《论译书之弊》中，他开篇做出“傅兰雅化学翻译为优”的评论。傅兰雅尊重中国汉字系统的独特性。利用汉字的形声表意属性，寻求信息传递效果的最大化和术语翻译的最优解。汉字与字母相比，能够发挥图形的生动性，进一步增强形象和解释的功能。与中国的“六书”进行比对，这里涉及的有转注（如“锌”“溴”等），还有用会意和形声的方式进行创新和区分（如“镁”“铀”等），以此保证化学术语中的单一性。
综上，考虑到翻译的目的和翻译的受众人群数量和知识占有情况，选择偏向目的语的翻译远远优于异化翻译策略。虽然术语属于信息类文本，但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还携带了很深的呼唤性功能。只有依靠这样的翻译策略，才能使化学翻译具有民众的亲和性，经受住社会和历史的检验，传递自强的时代呼唤。
2.西方的学术规范
中国的术语体系建立时间迟于西方，受到西方既有术语体系影响大。西方自文艺复兴之后，实证主义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科学逐渐在知识界取代神学的知识权威地位，这一特点也在傅兰雅的化学翻译中得到体现。
欧洲的大学很早就开始建立统一的学术体系，进行学科术语的统一。自1724年发现钴元素之后的一百年里，64种元素被逐渐发现，化学元素中的物质质量守恒也在18世纪中期得到论证。各国科学家都在努力建立以自己学说为主导的科学术语体系。经历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民族语意识的觉醒，大多主张建立自己民族语的对应术语。1869年，罗塔·迈尔修改了他1864年发表的《六元素表》，提出较完整的周期表。同年，俄国门捷列夫提出了他的第一个元素周期律，并据此对未知元素性质进行预言，这也使得其元素周期律流传得更加广泛。从傅兰雅对西方的命名方式的借用可以看出来，他努力结合中国和西方已有的元素命名方式，类似中国单字命名元素和罗马字母缩写命名元素相联系。这样的结合具有一定的全球视角，有利于长期的学术交流。
3.译者的个人观念
傅兰雅和其他传教士相比，已经意识到科技翻译和术语翻译应当具有准确性、普遍性和超民族性。傅兰雅在中国的翻译活动和其他相关活动如办格致学院、办杂志，都秉持着“科学和上帝分离”的思想。他在文章和书信中都对他的翻译目的有所提及，“惟冀中国能广兴格致至中西一辙耳”[6] 417。赵玉玲[8]在论文《傅兰雅翻译选材研究》中将其翻译选材动机归纳为三点：让中国人了解世界，希望中国富强进步，在中国进行科学启蒙。行胜于言，傅兰雅翻译的书籍偏重于基础科学类，没有一本宗教书。
他以公正客观的态度对待汉语体系和中国的科技翻译。在17、18世纪，有许多西方人士认为在中国进行科技翻译是不太可能的。其原因有二：一是中国语言不适于翻译西方科技书籍，二是中国没有相关的学科和术语体系[9]。他用利玛窦翻译历法和西方国家科技翻译起步阶段的经历为例证，说明可以用汉语翻译化学文本及其他科技文本。“然中国语言文字与他国略同，俱为随时逐渐生新，非一旦而忽然俱有。故前时能生新者，然后日亦可生新者，以至无穷”[6] 413。
他本人也是从基础开始学起，所以在翻譯的时候也就能够体会到读者的理解需要。在他写给叔父的信中有反映： “我现在已经获得了一个新的职务， 专为中国政府翻译科学技术书籍。在我的一生中， 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高兴过， 我立即开始学习和翻译三个专题， 上午翻译关于煤和采掘煤的实用知识， 下午钻研化学， 到晚上则钻研声学”[10] 226。他还通过创办学校和杂志进一步扩大其术语的影响力，促进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
三 产生的社会影响
1.丰富中国社会文化
费正清曾指出中国封建社会中的科学和技术之间是“手与脑的分家”， “与达·芬奇以后的早期欧洲科学先驱者们形成截然不同的对照”[11] 74。傅兰雅的化学翻译则让一批知识分子将目光转向把理论和技术相结合。他的翻译活动促使一批知识分子转向科学理论的研究，还推动一批知识分子转向化学论文写作。
傅兰雅的化学翻译和同时期其他科学翻译一样，促进了中国新思想的产生。中国人逐渐意识到翻译西方的自然科学专著还远远不够。“数十年的科学翻译活动并未能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逐渐觉悟到，中国衰弱首先在于中国封建制度下政治、教育、社会等体制的落后腐朽”[7] 227。
此外，傅兰雅的化学翻译不仅仅是为学术界弥补了不平衡的发展状况，同时也为中国社会植入“科学”的理念，让中国人进一步了解了物质的组成和化合。化学及其他科普文本在社会中的流行和普及逐渐提高了中国人的科学意识。通过汉语的翻译，越来越多的老百姓能够把外来的事物和已有的语言和文化体系相对应，减少对新事物的排斥。这为唯物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认知基础。
他为中国留下的知识文化遗产还包括了教育、格致书局和杂志，他的翻译搭档徐寿则亲自在课堂上进行化学实验，并亲自主讲《化学鉴原》。这些行为和影响力都进一步延续了西方科学文本的启蒙作用。
2.提高民族话语意识
傅兰雅在引入化学翻译之初就保持着对于汉语话语权的坚守，这对中國日后的翻译工作有很多裨益。他用自己的翻译证明汉语翻译科技文本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在翻译事业上树立了民族话语的合法性认证。 “有自主之大国， 弃其书文而尽用他邦语言文字者耶？” [6] 421他用自己的行为倡导其他翻译家一起用翻译的话语抵制外来侵略。
傅兰雅的翻译同样也启发中国学者用规范完善化学元素用字的方式捍卫中华民族的话语权。元素用字作为汉字的子系统，随着汉字系统的完善，逐步进行调整。“碳”和“磷”这两种元素被他译为“炭”和“燐”，都包含构形要素“火”。随着元素用字的逐步完善，用“石”替代“火”，有利于明确 “固体非金属”这一特征。更加重要的是，这样的转变使得元素用字的更为集中，元素用字的系统性也进一步增强[12]。
3.促进术语体系建立
科技术语主要服务于科技类信息文本，根据纽马克的交际翻译理论，首先发挥信息功能，清晰、准确地表达科技信息。傅兰雅发现，术语的不统一正阻碍着科技文本的翻译的进一步发展。他首先进行化学术语和元素名的刊定，并提出一系列命名规范。这也成为化学元素命名规范化的重要时期（1900—1933）的5条汰选原则的基础。5条汰选原则分别是：约定俗成性、系统性、准确性、便利性、区别性原则[13]。在这一时期，杜亚泉编纂《化学原质新表》，整合化学元素命名各异现象，并首次提出以“气”命名气态元素，用“氩”为元素Argon命名。
而对于无机化合物，中国化学术语体系中也改良了《化学鉴原》中的化合物命名的方法，将元素名与其元素配比量相结合，在形式上与英文名形式命名保持相对一致。这有利于国际范围内化学学术交流的开展。
四 结 语
傅兰雅的化学术语翻译以其创造性、稳定性和发展性影响了近代化学科技文本的翻译，同时也影响了中国的汉字系统、社会文化和术语体系的发展。其翻译活动和翻译成果促进了中国近代化，推动了思想启蒙，强化了汉语话语意识。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西方学科的学术规范和傅兰雅个人观念对其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的运用产生了重要影响。因而，在进行术语翻译研究时，需要综合考虑影响翻译活动的各类因素，辩证看待翻译活动的影响和作用，进一步丰富当代术语翻译的方法和策略。
参考文献
[1] 安新奎. 论“信、达、雅”与科技翻译[J]. 外语教学， 2006 （4）： 60-63.
[2] 傅兰雅， 徐寿.《化学鉴原》：卷一[M].江南制造局， 1872： 19-20.
[3] 付晶， 王跃洪. 技术文献翻译研究——纽马克交际翻译理论的应用[J]. 中国科技翻译， 2014 （4）： 47-49， 56.
[4] 原传道.英语“信息型文本”翻译策略[J]. 中国科技翻译， 2005 （3）： 50-52， 23.
[5] 方梦之.翻译策略的理据、要素与特征[J]. 上海翻译， 2013（2）： 1-5.
[6] 黎难秋.中国科学翻译史料[M].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1996：39， 306， 358-359， 417-418， 421.
[7] 李亚舒，黎难秋.中国科学翻译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0： 227， 283， 413.
[8] 赵玉玲.傅兰雅翻译选材研究[J].沈阳大学学报， 2007 （6）： 95-97.
[9] 范守义.定名的历史沿革与名词术语翻译[J].上海科技翻译， 2002 （2）： 2-9.
[10] 顾长声. 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M].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226.
[11] 费正清. 美国与中国 [M].4版.张理京，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7：74.
[12] 齐元涛. 汉字系统与元素用字[J].中国科技术语， 2010 （3）： 22-26.
[13] 李丽. 化学元素命名的规范化：1900—1933 [J].化学教育， 2014 （21）： 75-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