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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空间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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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空间武器”

谭保罗

近期,在关于全球制造业产业链的讨论上,越南成为了热点。

2022年第一季度,越南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5.03%,在东南亚国家中表现亮眼。一些观点认为,越南的制造业发展很快,未来可能对中国形成替代效应。

不可否认,越南在一定程度上和中国形成制造业产业链的互补,是一个正在发生的事实。此外,一些低端环节会转移到越南这一类人力资源丰富、基础设施尚可,同时航路也靠近主要贸易干线的国家。

但是,“越南制造”要替代“中国制造”这一说法,显然有夸大的成分。随着中国经济的复苏,中国制造业的强大韧性将不断给全球投资者带来正面的信息。

中国制造业的韧性,来自很多维度。比如,智慧而勤奋的企业家和劳动者,优秀的治理,完善的产业链,以及强大国内市场的支撑等。此外,中国制造业的韧性还来自另一个方面,即我们在经济地理的维度上,有着足够广阔的空间去吸引和留住生产要素,延缓制造业国际性转移的步伐,从而为产业的转型升级提供足够的转圜时间。

也就是说,从空间的维度看,在广袤的国土上,不断崛起的强大的城市群体,正成为中国经济应对产业链争夺的一种“空间武器”。

按照2022年一季度的统计数据,深圳的出口为4077亿元。而越南海关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越南出口额为891亿美元,折算为人民币,约为5842亿元。这是“越南出口超深圳”说法的缘起。

由于深圳的崛起始于“三来一补”,这座城市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具有标志性符号的意义。正因如此,国内外一些观察家对“越南出口超深圳”进行了过度解读。其实,越南和深圳两者之间的比较,并不合适。

在广袤的中西部腹地,中国存在着大量有高素质人口和良好基础设施的大城市,它们给制造业在中国内部的梯度转移准备了空间条件,而越南和印度并没有。

这并非完全因为越南是一个国家,而深圳是一座城市,所以对标错了,而是因为深圳已经是一个高度发达的现代城市经济实体,其经济功能越来越侧重于对区域的辐射,以及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服务交流,而不仅是货物出口。相对来说,越南还是一个正在起步的经济体,出口必然快速上升。

换句话说,对比越南和深圳是一种“时空错配”,如果都看成一个经济实体,那么它们处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不能用统一的口径来比较。如果真要比较,也应该拿越南和中国第二或第三梯次的产业城市来比较,比如重庆和郑州。

2022年一季度,重庆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398亿元,同比增长5.2%,在全国主要城市中名列前茅。这个速度是快于越南的。此外,在细分数据中,重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1.9%,更是惊艳。规模以上企业都是骨干的大企业,是城市工业的“地基”,它最能代表一座城市真实的工业实力。

重庆和越南最大的可比性在于,它们都一定程度上是中国东部沿海制造业产业转移的落脚地。过去十多年,随着沿海地区人工成本和地租的走高,重庆承接了大量从长三角内迁的台资企业的生产环节,尤其以IT硬件生产为代表。目前,重庆的笔记本电脑产量已经连续7年位居世界第一,占据全球产量的份额更一度高达30%。

鄭州也是沿海产业向内陆转移的典型承接者,富士康就是其中转移企业的代表。2022年一季度,郑州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也属不易。

最初,中国沿海的产业转移大潮出现于2004年前后,彼时,农民工的工资出现了大面积上涨。在2008年前后,随着宏观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的变动,地租也加入了快速上涨的行列。这一时期的转移可以分为内转和外转,内转是向国内中西部地区转移,外转则是向东南亚转移。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段时期,内转和外转的产业有不小的区别。内转的产业很多都是IT硬件,而外转则是以鞋帽衣裤等为主。

究其原因在于,IT硬件的产业链更长,资本投入更大,对产业配套要求更严格,对基础设施要求也更高,而在这方面,中国中西部的城市显然比东南亚更具吸引力。此外,IT产业对经济的拉动比鞋帽衣裤大得多,因此地方政府也会主动去沿海针对性地招商引资。相对而言,鞋帽衣裤迁往东南亚的难度要低很多。

重庆和郑州只是诸多产业内迁的两个案例,包括成都(互联网)、武汉(光电产业)、合肥(显示器和新能源汽车)等大城市,最近十多年来,同样在不断接受着来自东南沿海的产业转移。某种意义上讲,如果没有这一轮产业转移,中国内陆很多城市的崛起速度一定不会这么快。

但反过来看,中国制造业也应该感谢这些不断进取的城市,它们极好诠释了中国经济地理的特殊禀赋—在广袤的中西部腹地,中国存在着大量有高素质人口和良好基础设施的大城市,它们给制造业在中国内部的梯度转移准备空间条件。

其他任何国家,无论是东南亚国家还是印度,目前都没有这种特殊禀赋。

从产业内移的过程不难看出,城市扩张与产业发展并列前行,是21世纪中国城市化的重要特点。它也决定了,我们的城市化是一种可持续的城市化。

两个数据从侧面佐证了这一点。

一是在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达到6.91亿,即城镇化率达到了51.27%,是中国人口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二是同在这一年,中国工业总产值达到2.9万亿美元,而美国是2.4万亿美元。这意味着中国的工业产值超过了美国,位居世界第一。

这两个数据揭示了中国城市化的“双轮走路”,即城市化和工业化互为促进,城市化为工业化提供要素集聚的空间条件,而工业化反过来推动城市化再上一个层次。

比较而言,很多发展中国家则是城市化远远领先于工业化,形成一种 “瘸腿”的城市化。根据一些西方经济学家的统计,巴西等国家的城市化水平上世纪就达到了70%以上。但这种城市化只是农村存在大量失业人口的情况下,国民对城市生活的向往所致,并非工业化驱动的城市化。

当工业化不足,城市经济发展乏力,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就很差。同时,工业化的“瘸腿”也会导致就业岗位缺乏,大量的人口进入城市无法获得稳定的工作和可观的收入,那么就没有能力支付租金。于是,在非洲、南美诸国形成了大面积的贫民窟。

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齐头并进特征,背后有多种因素的作用,比如户籍制度,比如安土重迁的习俗,但无论如何,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这种“中国式平衡”告诉我们,审视中国的城市化或者说城市人口的流动,必须把它和城市的产业发展放在一起来分析,才能真正理解这个国家改变几亿人命运的城市化进程。

产业的背后是资本,也就是说,资本的流动和人的流动从来都不可分离。

举个反面的例子。这几年,国内很多城市都出现了“抢人大战”。一些地方为了吸引大学生落户,出台了众多优惠措施,包括可观的人才补贴。但最终,一些城市财政无法兑现并不算多的补贴。2022年5月,包括部分省会在内的一些城市已经被曝出拖欠人才补贴。

“抢人大战”出现这种窘态,正是资本与人才流动没有齐头并进的结果。从个人来讲,引进的大学毕业生大概率会调动家中“六个钱包”的资金,在这座城市买房。实际上,推动楼市发展,的确也是一些城市搞“抢人大战”的小算盘。但必须注意,从产业经济的维度来看,来自“六个钱包”的购房资金并产业资本,而不过是一种金融属性很重的个人投资。

也就是说,只依靠“抢人”这一条腿走路,没有生产性资本的流入,推动城市的实体经济发展,创造足够多的优质工作岗位,那么,这样的引才必然出问题。它违背了中国城市化长期的经验—产业崛起和人才流入必须齐头并进,缺一不可,没有人可以违背这个规律。

也正因如此,《2022中国城市引力指数报告》将资本引力和人才引力两者放在了同样重要的位置,将它们等量齐观。让人安居,必然要让人乐业,唯有这样的城市化,才是有可持续性且能创造财富而不仅仅是分配财富的城市化。

截至2021年,中国已有24座城市的GDP突破了1万亿元人民币,晋级“万亿俱乐部”。其中,上海和北京两市突破了4万亿。

与此同时,全国也有超过15座城市的常住人口达到了1000万以上,成为“千万城市”。无论是经济的体量,还是人口的密集度,中国的城市群体无疑在全球范围内都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军团。

某种意义上讲,城市的发展水平代表着国家的竞争力,世界上的经济和科技强国,无不拥有着数量众多的优秀城市。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来说,城市更加有特殊的意义,比如,经济特区的设立正是改革开放的重要一步。在五大经济特区中,四个都是城市,分别是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只有海南是例外。

说到底,城市的发展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市场,一个是非市场的因素。市场因素很容易理解,它是始于城市的地理禀赋。地理禀赋衍生出最初的产业雏形,进而形成了空间上的路径依赖和循环积累效应,城市也因此不断变大变强。

最理想的城市地理环境在于两点:一是它临海,靠近全球贸易的主航线,物流成本低,适合发展工业;二是它的背后有着广袤的腹地,腹地富饶肥沃,有足够的农耕人口供应劳动力,同时也提供内部市场。

拥有以上两点的最典型城市,莫过于上海、深圳或者广州。实际上,这三座一线城市都有着非常强大的市场化基因,是真正依靠市场打拼而崛起的超级城市。

另一方面,如果要考察城市发展过程中的非市场因素,典型案例莫过于近几年强省会的崛起。目前,如果排除一线城市中的广州,强省会中的“老大”可能非成都莫属。

在《2022中國城市引力指数报告》中,成都在总榜城市引力上排名第8,资本引力排名第12,人才引力排名第7,这三项排名不但是西部城市中的第一,而且也是中西部城市中的第一。

实际上,成都的厉害之处并不在于GDP总量,而在于它作为省会,对人口的虹吸。截至2021年,成都的常住人口已经达到2119.2万人。这是什么概念?目前,国内大城市中只有上海、北京和重庆的人口突破了两千万,成都排在了全国第四。作为城市能级远低于直辖市的省会,成都的超级人才引力到底来自哪里?

显然,来自省会这一特殊的城市地位。

目前,尽管中国要素市场的改革一直在不断推动,但一些核心要素(资金和人才)依然存在省级分割。举个简单的例子,中央部委对一些大项目的批文,其实对于当地国有运营主体能否拿到银行信贷或发行债券,以及融资的成本高低,依然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这些批文是分省上报的,因此最终也意味着存在信贷资金跨省分割的可能性。

另外,社保的省内统筹程度一般较高。因此,人从省内地级市流动到省城,对个人医疗等福利的影响不大。但由于跨省统筹的程度较低,人员一旦出省,就面临着福利损失的可能。因此,这可以看成一种人才流动的分割。

在这些分割依然存在的前提下,经济强省的省会就会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最大受益者。四川是人口大省,同时也不存在山东的济南、青岛那种“双子星”模式,或者江苏那种苏南太强,以至于削弱省会引力的情况,因此成都自然不断变大。

从省会“独特地位”加速城市发展的案例,可以看出,决定城市发展的往往是“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两大因素兼而有之。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加上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意味着对每一座有着雄心的城市来说,未来有所作为的空间依然很大。

有理由相信,强大的城市群体作为中国经济的“空间武器”,在容纳产业梯次转移,留住高端生产要素,推动“中国制造”转型升级方面,未来将愈发重要。

城市引力,必将汇聚为中国经济独一无二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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