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罗德里克
发展经济学的核心是“生产二元论”思想。比如，贫穷国家的经济，分为技术先进但规模狭小的“现代”部门和生产力极低但规模庞大的“传统”部门。这种二元状况，长期以来都被视为发展中国家相对于发达国家的定义性特征。这标志着发展经济学是该学科的一个独特分支，与常规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并不关联。
因此，发展政策在传统上侧重于克服收入、教育、健康和生活机遇方面的差距，其任务是通过出台新制度性安排，来克服生产二元状况，改变市场运作方式，并扩大获取生产性机会的渠道。
虽然这种区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或许有一定意义，但其与现实的关联性却似乎不大了。
首先，针对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方法基本已经合二为一：当前的发展经济学，本质上是将公共财政、劳动经济学、工业经济学或宏观经济学的标准框架应用于低收入环境。但或许更重要（也更有趣）的是，生产二元论也已经成为发达经济体的一个关键和明显特征，需要直接从发展政策工具箱中去搜寻补救措施。
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史学家彼得·特明在其2017年出版的《消失的中产阶级》一书中指出，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式与美国的关联性正日益增加。各种力量—去工业化、全球化、有利于专业人士和资本家的新技术，以及劳动者保障力度下降—的结合，确实导致赢家和输家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经济中贫穷和富有部分之间的趋同效应遭到遏制，教育程度越来越多地使劳动力市场两极化，区域差异也扩大了。
而在欧洲，虽然更强大的福利国家制度使得不平等状况的增长不那么明显，但同样的力量也在发挥作用。企业和地区之间的领先/落后者差距在扩大，中产阶级日益萎缩。
因此，发达经济体的政策制定者，如今也在努力解决那些同样长期困扰着发展中经济体的问题：如何吸引投资、创造就业、提升技能、刺激创业、拓宽获取信贷和技术的渠道—总之就是如何缩小与国民经济中更先进、更具生产力的那部分的差距。
虽然出发点可能有所不同，但发生在优质就业岗位流失地区的那些令人苦恼的问题，都是发展经济学家司空见惯的。少数族裔、新移民或低学历工人在这种情境下必须克服的障碍，也是发展经济学的主要研究领域。
无可否认，先进经济体中的落后地区，或许有机会获得更多财政资源。比如美国各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就在税收优惠和其他补贴上花费重金吸引大型企业落户，只是成效并不显著。而这些美国官员通常遇到的结构性和官僚主义掣肘，其实都是贫穷国家同行耳熟能详的。这正如一位经验丰富的美国实践者在哈佛大学近期举办的一次会议上所说的那样：“我们处于所有事物的中心，但却什么也掌控不了。”
他们也面临着对现有补救措施的类似限制。工业化一直是克服二元论的传统手段：随着工人被吸收到生产力更高的制造活动中，工资上涨，经济的整体生产力也得以提高。但是在发展中和发达经济体，制造业已经在自动化和其他节省勞动力创新的影响下，失去了创造大量就业机会的能力。即使是在韩国或德国这类保有强大工业部门的国家，制造业就业也在萎缩。
当经济学家谈论全球趋同效应时，他们通常想到的是发展中经济体比发达经济体增长更快，全球穷人收入上升到较富裕经济体的水平。但讽刺的是，我们如今经历的是一场向下而非向上的趋同。发达国家的问题，越来越类似于在贫穷国家发现的那些问题；曾用于研究发展中经济体的模型和框架，也与富国所面临的问题日益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