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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发展中,审视个人的命运

南风窗 更新时间: 发布时间: 学术归档 最新发布 模块sitemap 名妆网 法律咨询 聚返吧 英语巴士网 伯小乐 网商动力

在城市发展中,审视个人的命运

何子维

“城市”,是个迷人的话题,却又常常因其涵盖的内容众多、叙事宏大,被误认为“不接地气”而没能成为寻常的谈资。但一旦问,哪座城市值得买房、哪座城市适合投资、哪座城可以选择安家立业,人们的目光又聚到了一起。

眼下,经济的诸多不确定性依然存在,让人们愈发想要看清—哪一座城市才是当下值得奔赴之城。

秉承一贯使命,南风窗在5月举办的2022春季峰会上,以“人才·资本·治理:重塑中国城市引力”为题,邀请国内顶尖专家探讨中国城市发展的脉动。峰会上,《2022中国城市引力指数报告》也一并出炉。

和一些“含糊其辞”的经济学家不同,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管清友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峰会结束后,我们邀请管清友進一步对话。

在关于小城市的命运、钱的走向以及房价等城市热门话题中,他直率地说,人的发展才是城市的目的。唯有人,使得被钢筋水泥覆盖的城市有了呼吸,生动起来。

南风窗:在峰会上,你分享了几年前对中国城市的一个研究。研究表明,未来中国至少需要8个一线城市,也就是学术上说的人口超过2000万的首位度城市。这个数据怎么得出来的?

管清友: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中国一线城市人口占比偏低,大量的人口转移需求被抑制。按照齐普夫定律,也就是任何一个城市的位序与其人口规模的乘积,等于一定区域内首位城市的人口规模做测算,我们得出了中国需要6个层级来承载人口城市化转移带来的压力。

第一个层级就是8个首位度城市,每个2000万的话,一共可以承载1.6亿人口。第二个层级是16个人口超过1000万的新一线城市,24个城市将承载3.2亿人口,是未来的区域中心、主力城市,基本能实现中国城市化人口的转移。

这是当时根据城市规模研究而得出的白描式结果,不是刻意选谁成为什么样的城市。

南风窗:为什么认为大城市化是未来的趋势?在部分经济学家眼中,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应该适度分散,他们担心过度集中而导致“大城市病”。

管清友:根据世界城市发展的规律和城市群发展的规律,以及我们的国情和人口,我们要综合考虑。

城市定位的提升是对效率的提升。它可以带来资本、产业、人才、基础设施等需求,并获得更大的经济管理权限,有利于增强规模效应与辐射效应,带动周边地区发展。同时,城市融资成本更低,融资规模更大,可以更方便获得城市建设资金。

这个过程中当然会面临挑战,尤其是我国作为后发国家,劣势与优势并存。不过只要方向对了,我们就可以创造条件。尽管做起来有难度,对度的把握也很考验人,但总的来说,与发展的规律相悖是很难的。

南风窗:会不会高估了大城市化带来的红利,这也是一个问题。按照去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如今中国城镇化已经超过60%,再往上走,你认为城镇化率达到多少会是极点?

管清友:城镇化有不同的统计口径,不能光看在哪座城市生活,还要看其附着的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在这方面,我们的差距不小,里面有很多显性和隐性的障碍。所以,城市化又被分为“名义城市化”和“实际城市化”,最终实现城市化,需要看“实际城市化”。

如果仅对标发达国家,城镇化率的理想状态差不多是70%、80%。但我国的情况不太一样。目前,我国仍是城乡二元结构。如果城乡二元结构继续存在,想让城镇化率再往上走,基本很困难,应尽快让农民实现市民化。

南风窗:消除城乡二元结构、让农民实现市民化,这个话题其实在学界已经争论了很长时间,做起来也很棘手。在观念上,我们究竟应该怎么看?

管清友:这个话题确实有过很多讨论。有从土地制度角度谈的,有从农民权利保护角度谈的,这些角度都对。我是做经济学的,在我看来,根本之道还是让每个人有充分自由选择的权利,就是我们讲的“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

人是经济发展的目的。农民群体做了70年贡献,前30年工农业剪刀差,后40年城乡土地剪刀差。放在今天,中国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论断,无论对于哪一个群体来说,都是重要消费群体,我们应该回归到对人的重视、反哺人的发展上。同样,新一轮的城市改革也是这么回事。

南风窗:要发展更多的大城市,除了对人的重视,你在峰会上还指出,需要创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该如何理解?

管清友:对,我特别强调了这一点。要问城市发展,到底是靠自发秩序,还是产业政策,就像林毅夫与张维迎的产业政策之辩,人们常常站在两端去讨论。但真正形成一线城市的因素,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想要构建“双循环”,其核心就是释放生产要素的活力。怎么释放?怎么疏通?回头看历史经验,我们经历了改革开放,市场化程度提高,靠的就是让各地充分发挥积极性,让市场主体大胆地摸索与试错。

现在也要认清这一点。市场经济,一定是离市场越近的主体反应更快,也更对自己负责。所谓“一管就死、一放就乱”而暴露的种种问题,应该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去约束市场主体,打造服务型政府,市场自然会出现正向反馈。

南风窗:我们看到一个现象,在新一线城市中,包括一些中西部城市,都在计划要做区域金融中心。但实际上,能算是金融中心的中国城市,除了香港,目前主要是北上深。现在这么多的城市都想当新的金融中心,能行吗?

管清友:没什么不行。在这个问题上,我和别的经济学家的看法可能不一样。

这么多地方想搞金融中心,恰恰说明了我们金融资源供给的不足。一旦有融资、财富管理等诉求,都去北上深,但北上深的金融资源就这些,显然不能让各个地方、方方面面都满足。

2021年,我参加了在青岛举办的全球创投风投大会,青岛就在计划做风投创投中心。从地理上讲,青岛离北京很近,看似没必要。问题是,现在青岛有太多制造业,它们需要大量的风投创投,需要实现产业和资本的结合、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再比如我的老家潍坊。这几年,潍坊多了很多上市公司,也出现了潍坊板块,但明显感觉缺少金融资源。这个城市就在想,如何通过对全国全球的招商引资、如何出台一些政策让本土也培育一些资本,让资本投资当地制造业。

那么,重庆和成都,不需要吗?近几年,在“黑科技”领域实现快速发展的西安,不需要吗?都需要。

不可否认,有些地方是不讲条件什么都要搞,但总体上看是有现实需求的。有现实的需求,就谈不上是重复建设。

南风窗:你刚提到重庆和成都,这两座城市如今同属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核心城市。因此,人们会顾虑,经济圈内部出现两个“中心”,太内卷了。

管清友:有可口可乐,也有百事可乐。有麦当劳,也有肯德基。且不说重庆、成都都是规模很大的城市,存不存在所谓的重复建设,适当的重复实际上有利于竞争,有利于提高效率。如果有互补,那是最好,没有也不要紧。

这也是为什么在北交所成立之前,我们一直呼吁在上交所、深交所之外,中国应该有第三家证券交易所,没有竞争就会导致效率低下与垄断。

南风窗:关键是怎么搞。

管清友:没错。我作为广东创业投资协会首席经济学家,与广东本土的很多风投、创投也有不少接触。我了解到,各个地方的本土投资是很必要的,无论是一级、二级,还是中后期的投资,其实有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的需求。

南风窗:进一步来看,目前我们A股的上市公司呈現出区域特征,比较集中,比如深圳、杭州上市公司的密度就很大,未来这种趋势会强化吗?

管清友: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制造业企业多、科技型企业多,同时,科研院所和大学也相对集中。所以A股上市公司一直是区域化的,这就是所谓的先发优势和基础。

但要注意到,如河北的保定,山东的青岛、潍坊,广东的佛山、东莞,以及这两年慢慢崛起的中山等城市,它们的工业基础都非常好,因此,这些城市有机会吸引资本市场,推动新一轮产业升级和城市升级。企业上市融到钱后持续发展,地方政府拿到税收,通过产业链招到商,又吸引相关的人才进入,很快就能形成正循环。

南风窗:如何判断一个城市值不值得投资,普通人也很关心,比如置业。你有什么建议?

管清友:这件事说难也不难,有很多可以参照的指标,比如一座城市的 GDP、房价、专利量、公共服务里所谓的博物馆数量等。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去那个城市生活上一个月,风土人情、营商环境、生活便利度自然就很清楚了。

南风窗: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化,各城市纷纷降低准入门槛,人口流动趋势更加明显。那么,人口流动呈现出什么特点和趋势,会对城市产生哪些影响?

管清友:我不是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专家,但整体而言,人口流动还是能明显感觉到是向大城市集中的。

刚刚改革开放那个时期,“孔雀东南飞”,人口向长三角、珠三角流动,今天我们有一种观感,人口也在向西南飞、西北飞。城市越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前景越好,人口流入的情况也就越明显。

南风窗:人口都流向了大城市,是否代表小城市就没有机会了,小城市能不能逃脱“被虹吸”的命运呢?

管清友:逃脱不了。中小城市的发展是一个世界难题,特别是我国这样仍处在发展中的国家,对中小城市吸虹效应的体现则更大。

但与此同时,长三角、珠三角的城市群发展又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样板,展示了城市的梯度发展所带来的好处。

你会发现,那些地方的城市,其人均水平差距没有那么大。比如2021年上海的GDP是4.3万亿,苏州也不小,2.2万多亿。这时,有些人选择了去上海,有些人选择留在苏州,最终都实现了自己的目标。

反过来看,城市在经历了一轮虹吸效应之后,发展水平会逐渐拉平。关键是看你怎么想办法融入围绕中心城市的这个圈子,通俗讲,就是要学会“抱大腿”。

南风窗:“抱大腿”也有讲究,地理位置很重要。有的中小城市离中心城市比较远,可能大腿都够不到,发展就比较慢。

管清友:这种情况的确存在,四川就是一个例子。四川的德阳、乐山、眉山的发展近年来很快,也很积极,因为它们靠近成都。而绵阳就差一点,因为它离成都较远。要知道,绵阳曾经是四川第二大城市,它的军工性的科研院所很多。

即便如此,应该提醒的是,在新一轮的区域经济发展当中,每个城市都需要重新寻找自己的定位和特点。城市的评价体系或者说发展结果是多元的,如果总用自己的短板去对别人的长板,没有出路。

我曾与扬州、威海等地的领导交流,他们都分别提到了城市的清晰定位。在外界看来,或许这两个城市的经济实力不一定排得上号,但只要把握自身特点,像扬州做旅游、威海要精致,那么,人们去了之后就会感觉到那里的幸福感、获得感很强,适合生活、适合养老。

城市的发展,不可能面面俱到,甚至会付出代价、经受压力。特别是在转型的资源型城市,它们这两年在重工业方面受到的冲击大,加上环保、双碳目标的要求,必然会遭遇一个阵痛周期,导致很多城市很着急。但欲速则不达。

南风窗:人口净流入量和房价的关系非常紧密。这段时间以来,很多人说县城的房子不能买,如果有也要脱手。你怎么看?

管清友:泛泛地说县城的房子不能买,是不对的。比如,县级市的昆山、江阴,县级区的顺德,有什么不能买的呢?

面对不同的地区,虹吸效应要看到,其中有关产业、企业等因素的分化也要看到,不要盯着平均數或极端例子。

南风窗:从房地产来看,如今一些省会城市似乎也有些乏力了。比如,近来上了新闻的武汉、南京等地,对放开限购的意愿都很积极。那么,人口流入的热门城市,还能支持楼市吗?

管清友:目前,我们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已经达到了国际平均水平,即人均GDP在8000美元以上。在超过的情况下,整个房地产行业基本都会发生一个变化。所以现在大家都认识到了,楼市处于“总量有余,结构不足”的状态。

从国家宏观管理角度来讲,通过金融监管的手段坚持“房住不炒”,改变房地产金融化的趋势,是正确的。从行业的发展角度来讲,房地产不会消失,只是从金融业的发展逻辑变成了制造业的发展逻辑。因此面对各个城市的楼市分化趋势,清醒者既看到国家调控房地产的必要性,同时也看到行业自身发展的趋势。

南风窗:一线城市呢,高房价会对一线城市的发展带来问题吗?

管清友:会的。房价是调节人口流动的其中一个指标,高房价会让人望而却步,特别是年轻群体。

但也要看到,深圳的房价很高,仍有很多优秀的年轻人流入。放眼全球,比如伦敦、纽约,几乎找不到房价便宜的大城市。换句话说,高房价又是城市竞争力的一个指标。

房价是双刃剑,看似矛盾,似乎又合理。如何拿捏?对于一线城市的政府来说,如果想继续吸引人才,不是去限制市场化的房价,而是做好“住房双轨制”中的保障体系。

过去20年,住房的市场体系走得太快,保障体系则走得太慢。现在应该重视保障体系了,比如考虑租赁市场的建设,要舍得把核心区域拿出来做租赁住房,而不是都去卖地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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