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游褒禅山记》作为王安石的山水游记名作，选入人教版高中语文课本已有多年。一般来说，王安石的记叙散文不注重写景状物，而更重视借事说理；注重逻辑说服力，而对艺术感染力重视不够。《游褒禅山记》便是如此，议论精辟透彻，但是写景却只寥寥数笔，艺术性和形象性稍嫌不足。这和王安石的身份有很大的关系，虽然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文章学术名动天下，但他是以政治家自许的。作为政治家，他始终胸怀天下，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和责任感贯穿其一生，正因如此他非常强调文学的实际功用。对于这一点，在《游褒禅山记》一文中体现得尤为充分。
关键词：理想；游褒禅山记；王安石
《游褒禅山记》写于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当时他34岁，从舒州通判任上辞职，在回家途中与两位朋友和两个弟弟同游褒禅山。三个月后以追忆的形式写成此文，虽然是游记，但却是借记述游山来说理。
文学即人学，文学思想往往是作者思想和精神的外化。文中写到：“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与王安石一样，古往今来的仁人志士，其立场和世界观虽然并不相同，但莫不具有远大理想和坚韧顽强的奋斗精神。革命先驱李大钊有诗道：“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王安石在文中所提到的这种古人不畏艰险的探索精神，正是他后来倡导变法所依据的精神基础。在其主持开始熙宁变法前夕，王安石便一再鼓励宋神宗以尧舜为法，以恢复先王圣政的气魄来破除因循守旧的习惯势力，改革祖宗家法中的弊端，以期实现富国强兵，这种学习古人、取法古人，不畏艰难、勇于探索的精神，由此文便可见一斑了。
“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此余之所得也！”王安石在文中发出感慨，他认为要想看到“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就必须要有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坚强意志，同时还要具备足够的实力和可以凭借的外界条件。他这种力图精进，勇攀高峰，不随波追流的精神，同他后来投身变法，不怕围攻，百折不挠的精神也是一脉相承，完全一致的。写作《游褒禅山记》时的王安石已在基层为官多年，深知大宋的积弊何在，多年地方从政经历也使他积累了足够丰富的经验，也探索出了一些能够改革弊政的方法。可以说，这篇散文中已经孕育了王安石变法的先声，体现了王安石的人格魅力和精神境界，以及他勇于担当的胸襟，不畏艰险的品格。如此看来，我们完全可以把这篇文章看做是王安石献身理想，投身变法，改革弊政，富国强兵的宣言书。
历史的进程证明了这一点。时隔十五年，即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宋神宗任用49岁的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熙宁变法由此开始。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是为了改变宋朝积贫积弱的现状，实现富国强兵，改革主要有：青苗法、均输法、募役法、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漕运法、保甲法、将兵法。应该说，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遭到了当时名臣司马光、文彦博等人的强烈反对。而司马光原本与王安石私交甚密，乃至交好友，却因政见不同，而成为死对头，令人唏嘘。
熙宁变法是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变法伊始，就遭到保守派的阻挠，如司马光、富弼、文彦博、韩琦、苏轼等人都极力反对，屡次上书痛陈变法弊端。而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将反对派主力人员纷纷贬官外放，这种坚定的信念和巨大的决心，正是王安石在游褒禅山记中所提出的“志”的表现。
王安石主持的熙宁变法最后走向失败，有时代原因，也有他个人的原因。王安石性格刚愎，崖岸高峻，自视甚高，不好结交士林官场以为党助，在无形中使自己陷于孤立的地位。他做事果断自信，个性坚强，却失之与偏执急躁，遇事不能求同存异，不知道妥协让步，更不会曲线救国。他的身上有中国传统文人二元对立的定势思维，认为非君子即小人，认为凡是不支持变法之人即为自己政敌，不能分化瓦解为己所用，于是其变法志向俞坚，则矛盾愈激化。他率性质朴，却不善于洞察人性，乐于用人之长，而不能知人之短，于是使不少小人混入变法队伍，如吕惠卿、邓绾等人，不但给他本人造成被动，也给变法带来巨大损害。
正如他在《游褒禅山记》中所认为的那样，凡事有“志”、“力”、“物”三者俱全，且“尽吾志”则事可成矣，这种思想正是王安石后来百折不挠实行变法的思想基础，也是他性格的外化，而很多事情并非只是“尽吾志”便可成功的。若非在坚持原则，百折不挠之外辅之以灵活变通，则举步维艰。况且变法之事，应充分准备徐徐图之，在不伤害原则的情况下可以做出一些让步妥协，求同存异，方能达成变法目标。所以，在今天看来，游褒禅山记既是王安石勇于探索，不畏艰难，献身理想，投身变法的宣言书，也昭示出他自身性格中的致命弱点。
王安石在《游褒禅山记》中从今人对“花山”读音之误，联想到对古籍的以讹传讹，从而指出对古籍要持“深思而慎取之”的态度。这既是作为学者的王安石对当时学者的勉励，也是王安石自己治学的态度的写照。王安石在治学方面，是颇多建树的，比如他和门人一起修撰的解读《诗经》《尚书》《周礼》这三本书的《三经新义》，不受前人拘束，多有突破，就是他深思而慎取的结果。因而也可以说他变法革新的理论和实践，就是他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深思而慎取得出的结果。
列宁曾经称赞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诚如其言，王安石主持的熙宁变法虽然最后归于失败，积贫积弱的北宋最终也难逃破国之灾，但是王安石伟大的变法精神和一心为公的人格魅力至今令人动容，他献身理想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精神令人仰视，他投身变法却最终归于失败的遭遇令人悲叹，他的文学成就和他的歷史贡献不容磨灭，相信历史会给他以公正的待遇。
作者简介：罗希，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宁夏六盘山高中。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