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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位诺贝尔科学奖提名人与被提名人

中国第一位诺贝尔科学奖提名人与被提名人

胡万亨+周程

摘要:本文考察了中国第一位诺贝尔科学奖的提名人与被提名人的情况。中国本土第一位诺贝尔科学奖提名人为国际著名生物化学家吴宪(1893-1959),他于1932年提名了约翰·诺斯罗普(John H Northrop)和詹姆士·萨姆纳(James B Sumner)为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候选人。而最早获得诺贝尔科学奖提名的中国人乃中国检疫和防疫事业先驱,公共卫生学家、中华医学会首任会长伍连德(1879-1960)博士,他因在肺鼠疫方面的工作尤其是发现土拨鼠在鼠疫传播过程中的作用而被提名角逐193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关键词:诺贝尔科学奖;提名人;被提名人;吴宪;伍连德

中图文献号:N19 文献编码:A DOI:10.3969/j.issn.1003-8256.2016.05.001

诺贝尔奖是一项面向全球的奖项,不管是在各国科学家中还是在普通民众心中都享有崇高的声望。从1901-2015年,诺贝尔科学奖总共颁发了322次,分别授予了581位科学家。其中物理学奖109次,200人获奖;化学奖107次,172人获奖;生理学或医学奖106次,210人获奖。1

什么样的人能够有资格得诺贝尔奖呢?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没有特别具体的标准,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遗嘱中的原话是“那些在前一年中对人类作出最大贡献的人”。[1]然而,诺贝尔基金会的《章程》中并没有详细说明什么才算是“对人类贡献最大的人”。同时,《章程》规定,评奖过程不接受自我提名。[2]因此,通往斯德哥尔摩的第一步就取决于是否能获得具备资格的提名人的推荐。可以想象,提名人个人意见在诺奖得主的产生过程中占据扮演着重要的角色。[3]整个过程并不像一套自动程序那样,只要输入各个候选人就可以自动、客观地输出符合要求的获奖人。

那么,谁有资格来推荐候选人?诺贝尔基金会的章程写到,各奖项的候选人资格由相应的颁奖机构规定。

在由皇家科学院决定的物理学奖和化学奖子章程中,如下人员有资格提名候选人[2]:

1. 皇家科学院的瑞典籍与外籍院士;

2. 诺贝尔物理学奖和化学奖委员会的委员;

3. 曾经被皇家科学院授予诺贝尔物理学奖或化学奖的科学家;

4. 来自以下机构的终身教授和助理教授:瑞典、丹麦、芬兰、冰岛和挪威的大学中的物理学和化学科系、技术研究所和卡罗林医学院;

5. 通过对委员会成员在国别及研究机构上进行适宜的分配后,由皇家科学院所指定的来自至少六个国家的大学或学院的物理学系或化学系的主任;

6. 其他皇家科学院认为合适的、特别邀请的科学家。

而生理学或医学奖子章程中,卡罗林医学院规定,提名者有如下几类[2]:

1. 诺贝尔大会成员(Nobel Assembly at KarolinskaInstitutet, 由50人组成,负责投票事宜。);

2. 皇家科学院医学组的瑞典籍和外籍院士;

3. 此前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

4. 诺贝尔委员会成员(Nobel Committee,负责为投票起草意见和产生主要候选人。);

5. 瑞典医学院系中的拥有教授及相当职位者,及丹麦、芬兰、冰岛和挪威的医学院系或类似研究所中担任相当职位者;

6. 通过对参与授奖工作的科学家在国别及研究机构上进行适宜的分配后,由诺贝尔大会所指定的来自至少六个其他医学院系中担任相当职位者;

7. 由大会特别制定的、认为适宜参与提名工作的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者。

以上列出的提名人中,部分人拥有永久提名资格,而且还拥有评审和最终的投票资格,比如皇家科学院的院士们和诺贝尔大会的成员们。而其他人则只是临时的提名人,其对最终评奖结果也仅限于推荐候选人。不难看出,在提名这个环节,拥有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越多的国家相对越有利。

诺贝尔奖提名档案资料会在该届诺奖颁发50年之后公布,公开之后人们可以查阅到哪些人得到了提名以及谁是其提名者。查阅诺贝尔基金会官方网站上的数据库后发现,诺贝尔奖设立最初的十年间,物理学奖和化学奖的提名每年大多保持在20-30人次,而生理学或医学奖则常常达到100多人次。1901-1964年,化学奖和物理学奖每年的平均提名人次分别为40、42人次,而1901-1953年间,生理学或医学奖则为96人次,比前者的两倍还多。[4]这与评审机构和提名人规模不无关系。

作为一名中国人,最为关心的恐怕还是,哪些中国人参与了提名?又有哪些中国人被提名?囿于篇幅,以下只考察中国第一位诺贝尔科学奖的提名人与被提名人的情况。

1 中国首位诺贝尔科学奖提名人——吴宪

截止于上个世纪60年代初,中国本土唯一一位诺贝尔科学奖提名人为国际著名生物化学家吴宪(1893~1959)。

诺贝尔基金会官方网站显示,吴宪1932年以北京大学生物化学教授的身份(已有资料显示,吴宪当时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生物化学系执教)提名了约翰·诺斯罗普(John H Northrop)和詹姆士·萨姆纳(James B Sumner)为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候选人。[5]两人分别分离出胃蛋白酶结晶和尿素酶结晶,不过他们当年并未获奖,而是共享了1946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此外,还有数位在中国境内的大学或研究机构任教的外国教授,譬如A B Fortuyn(北京大学解剖学教授,1932年)、W W Cadbury(广东岭南大学医学教授,1935年)、J H Raynal(上海市实验室主任、教授,1937年)、Jean A Bussière(北京大学医学教授,1937年)、M Sayama(伪满洲医学院齿科学教授,1938年)、Theodore C Greene(济南放射学教授,1938年)、A B Droogleever Fortuyn(北京大学解剖学教授,1939年)、Chester Frazier(北京大学皮肤学和梅毒性眼炎教授,1939年)、R Hoeppli(北京大学寄生虫学教授,1939年)等分别于1932、1935、1937、1938、1939年受邀提名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6]

吴宪于1893年11月出生于福建福州。他六岁进入私塾读经,以旧学启蒙,并于1904年参加全国科举考试。1906年,他开始在全闽高等学堂预科班(今福州第一中学前身)接受新学教育。1910年,吴宪完成学业并通过了清政府组织的庚子赔款留美考试,于次年春天进入留美预备班。一学期之后,18岁的吴宪同其他61名学生乘船赴美留学,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学习海军造船工程。不过不久之后他的兴趣和志向转向了生物化学,并于1913年9月将专业改为主修化学,辅修生物学。[7]

作为受邀提名诺贝尔奖的中国科学家,吴宪在生物化学领域的国际名声早在博士期间就已经建立起来了。他主要的研究领域包括血液生物化学、气体与电解质的平衡、蛋白质化学、免疫化学、营养学和氨基酸的代谢等。[8]1917年秋,吴宪进入哈佛大学,师从著名生化学家奥托·福林(Otto Folin)研究血液化学,两年之内就完成了博士论文《一种血液分析系统》。该文发表后,引起了生物化学和临床化学界的重视,被认为“引发了一场血液化学方面的革命”。[7]在接下来一年的博士后研究期间,他又进一步完成了一系列血液化学分析的研究,其中就包含血糖定量分析的改进方法——“福林-吴血糖测定法”。该方法用血量少,操作简便,数据准确,受到学术界的大力推崇。

1920-1942年间,吴宪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生物化学系先后任助教、襄教、襄教授、教授和系主任,其间还曾前往美国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从事研究,也曾赴欧洲诸国参观有关实验室,拜访生化学家。据饶毅教授介绍,吴宪在协和期间,分析了蛋白质变性的化学本质,理解蛋白质一级结构不变的情况下只要高级结构变化就可以失去活性。这是一项了不起的生物化学研究贡献。

1944年7月,他被派往美国,作为代表中国的营养学家参加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的战后经济恢复与重建会议。1947年5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邀请吴宪参加在英国牛津举行的第17届国际生理学大会,并在大会上宣读题为《脂醇类对蛋白质的变形率》的论文。会后吴宪回到美国,被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生物化学系聘为访问学者,同时在那里为日后在中国建立一所“人类生物学研究所”做筹备工作。1948年被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聘为访问教授,1949年9月被聘为亚拉巴马大学医学院生物化学系访问教授。此外,吴宪还是美国科学促进协会会员、美国化学会会员、美国生物化学学会会员、美国实验生物学与医学会会员、荷兰《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报》顾问委员会委员、德国自然科学院名誉院士、联合国粮食农业组织营养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和热能需要量委员会委员以及美国亚拉巴马州科学院院士。[7]

1952年10月,吴宪突发心肌梗塞,难以继续从事紧张的研究工作。在家人的劝说下,他于次年退休并移居波士顿,退休生活以高等数学、西班牙语和著书写作为乐。

吴宪是国际上声名卓著的生物化学家,也是中国生物化学的开拓者。他在协和医学院工作期间,非常重视教学和培养青年学者。为了促进生物化学的发展,他还创立或协助创办了国内许多学术团体或期刊并担任重要职务,如中国生理学会、《中国生理学杂志》、中国化学会、中华医学会特组营养委员会等等。在抗战期间,吴宪也努力克服重重困难,发展中国科学事业,争取国际上的支持,筹建和领导中央卫生实验院营养研究所。抗战胜利后,又负责筹建中央卫生实验院北平分院、人类生物学研究所等等。美国学者里尔顿·安德森(Reardom Anderson)曾评价道,“毫无疑问,吴宪是20世纪前半叶中国最伟大的化学家,或者说是最伟大的科学家。当他在1919年发表他的第一项研究时,在中国还没有任何一类的化学研究。”到了1949年,“化学研究已发展到全国时,对这一事业,没有人比吴宪贡献得更多”。[9]他被誉为“中国化学的巨人”,名字被收入《国际医学名人录》(International Whos Who in World Medicine)、《美国科学名人录》(American Men in Science)以及《科学家传记大辞典》(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等书。

正如安德森所说,“吴宪国际声望建立得很早并且由他后来的工作所维持着,这使他得到参加国际会议的邀请,成为西方科学团体的成员,并在各种知名科学家的名单中。频繁的访学和同外国科学家之间的密切合作,帮助他成为来中西文化之间的桥梁”。[9]在当时中国科学事业一穷二白、刚刚起步的情况下,吴宪作为唯一一位有资格提名诺贝尔奖的中国科学家,可以说当之无愧。

2 最早获得诺贝尔科学奖提名的中国人——伍连德

最早获得诺贝尔科学奖提名的中国人乃中国检疫和防疫事业先驱、公共卫生学家、中华医学会首任会长伍连德(1879~1960)博士,他因在肺鼠疫方面的工作尤其是发现土拨鼠在鼠疫传播过程中的作用而被提名角逐193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诺贝尔基金会官方网站上伍连德的相关信息为[10]:

年份:1935

编号:48-0

被提名人:

姓名:伍连德

性别:男

职业:医生

大学:上海大学

城市:上海

国家:中国

提名伍连德的是美国人嘉惠霖(William Warder Cadbury)曾获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医学博士,是一名活跃在广东的医学传教士。他于1909年来到岭南大学任教授,开始其医学传教事业,1930年任广东省总医院的主管、1935~1937年任中华医学会副会长、1938~1941任广东国际红十字会主席。评审伍连德提名的瑞典著名病理学家韩森(FolkeHenschen),曾于1942~1946年担任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评审主席。[11]

伍连德于1879年出生于英属马来亚槟榔屿,为“海峡华人三杰”之一。其父伍祺学为广东新宁人,16岁赴马来亚(Malaya,位于马来半岛,又称西马来西亚。)打拼,其母林彩繁为第二代马来亚华人。值得注意的是,诺贝尔基金会的公开资料显示伍连德的“国家”(country)为中国,不过他实际上是英、中双重国籍。[12]

伍连德的一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前期(1879~1908)在南洋和欧洲成长和接受教育,中期(1908~1937)在中国度过人生事业的巅峰期,后期(1937~1960)回到马来亚过上了相对比较平淡的晚年生活。[13]

作为首位代表“中国人”出现在诺贝尔科学奖候选人名单中的伍连德,受家庭环境的影响,其母语是一种既不是中国国语也不是中国地方方言的马来语方言,而且他从小就开始接受英文教育。7岁时,他开始进入英文学校大英义塾学习。17岁时考取了海峡殖民地最负盛名的英女皇奖学金(Queens Scholarship),进入英国剑桥大学的伊曼纽尔学院(Emmanuel College)学习医学。1903年顺利取得剑桥的博士学位后,便回到了南洋。

尽管伍连德幼年时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熏陶,但他赴英国留学之前,对中国的民族认同仍有些许矛盾。他在晚年的自传中描述了自己在赴英的轮船上剪掉辫子的经历,“在未到直布罗陀之前,我就把我的辫子剪去,因为在轮中,这已成为逗人嬉笑的工具。我付了理发匠五个先令,一面把剪下之辫保存起来,作为纪念。不知道什么缘故,我自从剪辫之后,不愉快了好几日,好像是失去了我的头的一部分。这是因为我从小与它为伴,同时也受教导,说这是真正中国人的象征,事实上,这不过是满清加于一般人民的屈辱而已。”[12]

1903年回到南洋后,伍连德在吉隆坡的医学研究院担任研究员。一年后回到槟城开设诊所,同时投身社会风气改良运动,其中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禁烟运动。到了1907年,伍连德召集了马来亚地区的禁烟大会,吸引了三千多名社会各界人士参与,呼吁殖民地政府和民间社会合力推行禁烟运动。由于这场声势浩大的禁烟大会阻碍了殖民地政府和一些富商的财路,伍连德因此受到不少恐吓和威胁。[12]不久之后,他收到了袁世凯的邀请,礼聘其担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慎重考虑之后,他决定接受邀请。1908年5月,伍连德启程前往中国大陆开展新事业。

这番新事业的第一个高峰的契机是1910年9月开始的东北大瘟疫。经外务部施肇基的举荐,伍连德于1910年底奉命前往哈尔滨抗疫。他深入疫区研究瘟疫流行情况,通过尸体解剖检验发现了鼠疫杆菌。他果断采取各项有效的隔离和检疫措施,并开创性地火化了染病而死的尸体,有效地抑制了病原的传播。到了1911年3月初,疫情得到了完全的控制。作为扑灭这场大瘟疫的总指挥,伍连德显示了精湛的公共卫生知识和高超的医术,而且也表现出非凡的组织调度能力。这场历时约七个月的瘟疫,总共导致六万多人丧生。若不是伍连德采取得当的措施将其及时扑灭,这场瘟疫的持续时间和波及范围将远不止如此,后果不堪设想。由于在抗疫中的表现,伍连德受到清廷摄政王载沣的亲自召见,并被赐封为陆军蓝翎(少校)军衔和医科进士。

如果说诺贝尔奖要奖励那些对人类做出重大贡献的人,那么扑灭这场大鼠疫的功绩已足以载入史册。不过,合格的诺贝尔奖候选人不仅要对人类有突出贡献,还必须要在科学领域做出重大发现。通过染疫者的诊断和对疫死者尸体的解剖,伍连德确定了这场传染病实为肺鼠疫,使得人们对鼠疫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是自1894年发现鼠疫杆菌之后,首次区分了肺鼠疫(Pneumonic Plague)和腺鼠疫(Bubonic Plague)。[11]

清政府在1911年4月发起了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来自中、美、英、俄、法、日等11个国家的医学专家参加了会议,时年32岁的伍连德被推举为大会主席。会议以东北鼠疫为出发点,讨论鼠疫的起源、传播途径、病状的诊断、微生物研究、鼠疫的防疫措施等,各国专家交流了防治鼠疫及其他传染病的经验和成果,并在鼠疫的研究上达成了多项共识。伍连德的“肺鼠疫”理论也在这次会议上得到认可,再加上他精辟的病理见解和得力的防治措施,一时被国内外赞誉为“防疫科学的权威”。[14]

自此之后,伍连德对鼠疫又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并以中国人的身份在鼠疫研究和防治领域取得了国际声誉。1911年7-8月,伍连德带领两名助手与俄国专家萨伯罗尼(Zabolotny)等组成中俄联合考察队,前往中俄边境一带考察鼠疫在旱獭中的流行情况。伍连德将这次考察的结果写成了学术论文在著名的英国医学期刊《柳叶刀》发表。[15]

1923年6月,伍连德再次带领助手同俄国专家一起赴中俄边境考察,并捕捉到野外染疫和疫死的旱獭,首次揭示出旱獭间存在自然鼠疫,从而确定了鼠疫菌宿主动物不仅是家鼠、野鼠,而且也包括其他野生啮齿类动物。回到哈尔滨滨江医院实验室之后,伍连德继续进行他所设计的“旱獭鼠疫菌吸入性实验”,证实疫菌可经呼吸道传染。传统上认为,鼠疫是由宿主动物经由蚤类再传播到人,而伍连德则揭示了由人到人经飞沫传播的方式,为控制肺鼠疫流行提供了理论依据。[11]

1926年,伍连德的专著《论肺鼠疫》(A Treatise on Pneumonic Plague)由日内瓦国际联盟卫生组织出版。该书对肺鼠疫的流行病学、病理学和临床特征等的论述被奉为经典,出版之后的第二年就使伍连德获得了日内瓦国际联盟卫生处授予的“鼠疫专家”的称号和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

不管是科学领域还是外事领域,从1908到1937这三十年在华服务期间,伍连德都是以中国人的身份活跃在国际舞台上。

伍连德早年生活的马来亚地区很早就成为了英国的殖民地(槟榔屿和新加坡分别于1786年和1819年成为殖民地),出生于当地的土生华人虽拥有英国国籍,但并不等同于英国公民。那个时候马来亚也并没有独立,土生华人们自称“海峡华人”或“英籍华人”。

1927年,伍连德受国际联盟卫生组织的邀请到一些国家考察,并代表中国出席国际联盟在印度召开的远东热带病学会议,担任大会副主席。1930年5月,伍连德前往上海筹备全国海港检疫事务的接管工作,7月被任命为海港检疫管理处处长并代表中国首先从外国人手中收回海港检疫权。

这一时期,伍连德对中国怀着较强的民族主义观念,除了儿时受到华人社会里中国习俗和文化的熏陶,在中国大陆开创的人生事业也加强了他对中国人这一身份的认同。他1937 年在儿时就读的大英义学的一次演讲中提到, “至中国, 所最感困难者, 则不能说国语。1908 年有高级官员对余称:‘阁下不知言华语, 安能称为华人?余无以答。余虽能操闽粤语,惟不能说国语。”[12]此后他认真学习中文,几乎可以将其当做母语来使用。他1959年出版的自传标题为《鼠疫斗士——一位中国现代医生的自传》(Plague Fighter: The Autobiography of A Modern Chinese Physician)。尽管标题中的“中国”也可以译为“华人”,这仍体现了伍连德自我认同中基本的民族主义倾向。

与同样来自槟城、回到中国便一直留了下来的辜鸿铭不同,伍连德于1937选择回到故乡,度过其晚年生活。尽管如此,可以说正是在中国的这三十年成就了伍连德的卓著成绩和国际声誉。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国际社会上,他既不被当做马来西亚人,也不被认为是英国人,而更多以中国人的身份出现。他不单是以中国人的身份被提名为诺贝尔奖,而且在当代著名的流行病学家拉斯特(J. M. Last)1983年主编的《流行病学词典》中,伍连德也作为唯一的中国人被收录其中。[11]当时的中国虽然动荡不安,科研条件极为落后,但伍连德凭借其扎实的学术训练功底和频繁的国际交流,把握住各种机遇,为中国社会作出杰出贡献的同时,也赢得了国际声誉。

3 结语

二战时期的驻华美军指挥官魏德迈将军1951年9月19日在美国国会演讲时说到:“1927年至1937年之间,是许多在华很久的英美和各国侨民所公认的黄金十年(Golden Decade)。在这十年之中,交通进步了,经济稳定了,学校林立,教育推广,而其他方面,也多有进步的建制。”[16]若就魏德迈所提到的交通进步、经济稳定、教育推广这三项事务而言,将1927~1937年称作为“黄金十年”似乎并不为过。

以教育为例,在这段时间里,政府从扫除文盲的识字运动做起,到1928年成立中央研究院,终于搭建起了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教育研究体系。为了迎头赶上西方列强,政府大力加强实用科学人才的培养,使大学生人数在1930~1937年间增长了将近一倍,而且还将文科和理工科毕业生数之比由1930年的2:1矫正到了1937年的1:1。[17]因此,不少学者认为,完全可以将1927~1937年视为我国迈向现代科学研究扎根与发轫的重要时期。

吴宪成为中国第一位诺贝尔科学奖提名人和伍连德成为中国第一位诺贝尔奖被提名人都发生在这一重要时期。

在这一时期,吴宪对蛋白质变性的化学本质的探究取得了重要进展。这不仅有助于扩大他在国际科学共同体内的影响,而且还有助于提升他的科学鉴赏力。他1932年推荐的两名美国学者--约翰·诺斯罗普和詹姆士·萨姆纳,虽然在那个风雨如晦的特殊年代没有及时获诺奖,但在二战结束后马上就被同时授予诺贝尔化学奖。推荐两人,两人最终都获奖,这不是一般科学家能够做得到的。

伍连德早在清末就已在鼠疫防治和研究方面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1926年在欧洲出版《论肺鼠疫》(A Treatise on Pneumonic Plague)之后,又于1927年获得日内瓦国际联盟卫生处授予的“鼠疫专家”称号。这对扩大他在国际科学共同体中的影响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因此,他1935年被美国学者嘉惠霖提名为诺奖候选人,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不过,伍连德并没有分离出引起人体罹患肺鼠疫的病原体,只是发现了一种新的鼠疫传播渠道而已,所以在鼠疫防治领域均无人获诺奖的情况下,他没有获颁诺贝尔奖谈不上委屈。毕竟诺贝尔科学奖重在奖励科学成就,其次才是社会贡献。

注释:

1 由于战争等原因,有一些年份的诺贝尔奖未能正常颁发,物理学奖分别是1916, 1931, 1934, 1940, 1941和1942年;化学奖分别是1916, 1917, 1919, 1924, 1933, 1940, 1941和1942年;生理学或医学奖分别是1915, 1916, 1917, 1918, 1921, 1925, 1940, 1941和1942年。另外,John Bardeen于1956年和1972年两次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Frederick Sanger于1958年和1980年两次获得诺贝尔化学奖,Marie Curie于1903年和1911年分别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和化学奖,因此实际获奖人数比获奖人次要略少。关于诺贝尔奖获奖者的总体信息,详见:http://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facts/index.html#multi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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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姚 英)

Abstract: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biographies and achievements of the first Chinese nominator and nominee for the Nobel Prizes in natural sciences. As the first Chinese scientist invited to nominate Nobel Laureates, WU Xian, an internationally renowned biochemist, recommended John H Northrop and James B Sumner as candidates for the 1932 Nobel Prizein Physiology or Medicine; whereas WU Liande, a pioneer of Chinas quarantine system and an outstanding sanitarian, became the first Chinese nominee, who was nominated for the 1935 Nobel Prize in Physiology or Medicine for his work of revealing the role of marmot in the spread of plague.

Keywords:Nobel Prize in natural sciences; Nominee; Nominator; WU Xian; WU Lia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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