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熙童
阿嫲穿著碎花布衫在厨房忙活着。我今天跟她吵架了，因为她把我刚买的抹茶味马蹄糕扔掉了，她以为绿色的食物一定是发了霉的。
尽管如此，她还是耐着性子准备我最喜欢吃的炒田鸡。一只蛰伏在墨绿色绳网中的田鸡被揪了出来，它抻直了身子，乱舞着四肢，体形看起来比刚才大了一倍。阿嫲一手捏着它的上半身，一手利落地径直把剪刀插入它雪白鼓起的肚皮里，谁知道“嗞”的一声竟从里面喷射出浑浊的尿液。这让阿嫲一下子恼火起来，锋利冰冷的刀刃便多了一种泄愤的力量。不一会儿，被剁开的田鸡满满地摞在砧板上，发达的血管神经在半透明的身体里若隐若现，几条健硕的小腿间歇性地抽动着。
我远远地站在客厅，皱着眉头看这些支离破碎的身体做最后的挣扎，唯恐某一条田鸡腿突然弹到我身上。这真是生命力极强的生物啊，我想着。像是为了证明我的话一般，它果真从砧板上一跃，附到了我脸上，冰冷且炽热。
我僵直地从床上坐起身来，还好没有田鸡腿，只不过阿嫲已经过世半年了。
我感到一阵恍惚，脸颊黏糊糊的，原来我在梦里哭过。缓过神后我才察觉到，整整一首起床铃已经快响完了。纯音乐最后的几声蛙叫、几点虫鸣显得逼真无比，好像真有两只青蛙和虫子藏在我的被子里。
十几年前，当我还是小学生的时候，学校就用这支曲子当起床铃了，好像叫作《森林狂想曲》。精力充沛的孩子们总是很难在午休时间安静下来马上入睡，可一旦睡着了便难以在短时间内清醒。在那些进入深度睡眠的中午，我是听不见起床铃的，连最后几声蛙叫虫鸣也赶不上。
我总是被老师拍醒，然后睡眼惺忪地离开充溢着草席气息的午休室。好几次等我起来时，午休室已经没什么人了，外面的鞋架空荡荡的，飘散着一股臭味。我迷糊地胡乱一穿，软塌塌地走回课室。我的课室就在午休室的下面几层，甚至不用拐弯，方便得很。
在这些意识起不到支配作用的午后，我被习惯性的动作驱使回到座位上，尽管这些粗糙的身体记忆不总是那么可靠。等我恹恹地坐下后，才发现我的书包不见了，水杯和书本也没找到，周围的同学也是陌生的，他们打量着我并且议论纷纷。
我迟钝地察觉到，这不是我的课室！我噌地站起来疾走出去，结果步子却被什么缠住了——别人的鞋子什么时候跑到我脚上来了？在一阵慌乱中我彻底清醒过来，用头发遮住半边脸，三步并作两步来到午休室门口。被我穿走鞋子的女生光脚站着，一边哭一边问老师怎么办。我忸怩不安地把鞋子还给她，并穿回了我那双仍在角落里躺着的鞋子。
“你就像天上的一朵云，随风飘来飘去。”老师在我的操行手册上写道。这大概是把我那懵懂至蠢笨的原始意识美化到极致的说法了。
我感谢这个美丽的比喻，它在我多情的引申下，让我觉得自己诗意可爱，不流于俗，骄傲地踞于生活之上。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云背负着沉甸甸的水汽尚能轻盈地日行万里，而我的生长笨拙缓慢，内敛沉潜。
还好我没有一直像小时候那般冥顽不灵，我总算是中规中矩地长大了，不去冒险，也不越雷池。前十八年里，我有足够的耐性伏案学习，我能感觉到，知识像黏稠的酸奶一样慢慢通过吸管抵达身体。当它偶尔在吸管里卡住时，我总会恼火和遗憾：为什么别人总显得那么游刃有余？但我只能学，只能抑制住愤怒和欲望一直学，最后竟学出了乐趣和快感。
邻居家的小孩子总是在家门前的走廊上奔来跑去，使尽浑身解数，把体内那股原力释放出来。一开始他很喜欢进来和我说话，一待就是半个小时，并且不愿意回去。他爸爸每次只能强行把他拎出去，念叨着“姐姐在学习，不可以总去打扰姐姐”。久而久之，他就不进来了，无聊的时候也只是安静地伏在我家门口那一竖一竖的铁栏外。我也很喜欢和他玩，但确实没法把宝贵的时间耗在上面。我很怕他眼里的我，尤其是隔着一扇铁门看到的我，大概像个怪物。
我很怕变得麻木而不自知，变得和《儒林外史》里的马二先生一般，游了半天西湖，才说出一句“真乃‘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的套话。
于是我打算和所有的束缚作有限度的搏击——解构、打散、建构，仅仅停留在思想层面也好。我有意识地记录下苦行僧式的生活中让人惊喜的方方面面，如果没有，那就写下层层叠叠的迷茫和失望。在那些黑暗无识的岁月里，我竟然开始发表文章了。
这些被印成铅字的随笔使“汉语言文学”这个专业成为我的不二之选，而后面加的“师范”二字一开始并不是我十分想要的。我极具偏见地觉得这两个字抹去了大师风范，抹去了意韵和灵光，只剩下寡淡与朴拙。
我进一步觉得周围的很多人僵化死板，不够灵活，不懂生活，宛如一桩桩“木头”。他们穿着雷同的衣服，争先恐后霸占课室的前排，参加毫无新意的社团，无限延长作业字数到十几万字，企图获得更好的分数，不修边幅地生活……一言蔽之，就是“木”。
所以我不屑与他们为伍，我闲适安逸地做和他们几乎相反的事——我喜欢阳光，尤其享受偶尔翘课坐在草地上晒太阳 ；我常常用最快的速度写完作业，并为那些比我的作业长十几倍却不比我高几分的作业感到不值；我热衷于参加社团，聚餐轰趴，声色犬马；文章也还是写的，但总觉得没了情绪，陷入荒芜。时间一长，我形成了一种自以为妥当的生活方式。
大三的夏天，在爱尔兰留学的朋友回国后来大学城看我。她兜兜转转找到我的课室，一直在门口等到我下课才进来。我特地散了发，穿了一条天蓝色的长裙去迎接她。她第一句话就是：“你们文学院的怎么都一个样，长裙长裤遮住腿、长头发、戴眼镜……”我有点愕然，心里一阵刺痛，却不知道说什么。
那时候正是复习周，她坐在我旁边看我复习。“那么多作家作品呀！”她翻看着一本《外国文学》惊叹着，我有点自豪地告诉她，这只是一小部分，我还得背中国文学史。她崇拜地夸了我一顿。
但我知道我是承不住这样的夸赞的。那些浩如烟海的作品我只看过冰山一角，剩下的只能靠自己特殊的记忆法生编硬造，比如曹禺的《雷雨》是个悲剧，里面的主角哭得嗷嗷作响，由此得出奥斯特洛夫斯基写了《大雷雨》。
这种联想归根到底源于我与生俱来的想象力，它可以是构成一朵云的无数水汽，也可以是一桩朽木的虫洞。虫子多了，树便长不起来。我逐渐觉得我的眼睛能够许久都不眨一下，眼神常常空洞迷离。我被磨去了骄傲和凌厉，沦为芸芸众生。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我说不清，对自己失望又惋惜。
保研名单上没有我的名字，为了找到更好的工作，我只能去考研。我花费了一年的时间在家备考，端坐在大圆桌前看完一本又一本书，从古代看到现代，从文学史看到汉语基础。
父母总是用一种疑惑又心疼的语气朝我感叹：“你怎么没有半点朝气？”我理直气壮地告诉他们，有钱有时间有光明未来的人才能拥有“朝气”。
我猜父母的担心和曾树生的有几分相似，树生害怕老成冷静的儿子变得胆小怕事、恪守道德，害怕他成为第二个汪文宣。
与此同时，我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在失去什么。
外面淅淅沥沥下着雨，出其不意的电闪雷鸣像在城市中引爆了一个个隐形炸弹。清新的风撩起透明的窗纱，把一种泥土的气味源源不断地送进屋子里。
我突然想起十几年前和妈妈在车站等车的情景。半个小时过去了，54路車仍没有踪影。从天而降的无数晶莹雨滴，有节奏地扑向路面上的一个个小水潭，再溅到我的脚踝上，顺着流进帆布鞋里。
妈妈说，这是春雨，淋到了就会长高。
于是，藏在鞋子里的那阵湿润和沁凉顿时充满了意义。那如果我把自己浸泡在雨水中，是否可以拔节生长？我一边在马路边迟疑着，一边悄悄地把一部分身子侧出去，以便可以接受更多的雨水。这时候车来了，来得多么不合时宜。
那是一年惊蛰，这又是一年惊蛰。
一道闪电划过，顷刻间亮起又黑下去，像是两张对比度极强的黑白照片飞快地交替变换。轰鸣的雷声撕破笼盖四野的无形障蔽，鼓动着耳膜。些许冰冷的雨滴从窗外飘进来，洒在我的脸上。
我从未像此刻这般清醒。
编辑/胡雅琳
